关于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

两年前，我为撰写《周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一文，曾去采访当年曾担任过周扬秘书的露菲同志。她不仅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尽数相告，而且还送给我关于四次文代会的一盒录音带。由于年代久远，露菲同志也不记得上面录的是什么，只是根据磁带盒上一个“四次文代会”字样的标签而断定是有关这次会议的，而当时露菲家里也没有录音机。

回到家里，我急忙打开录音机，听后才知道，这录音带的确是关于四次文代会的，而且是胡耀邦和周扬在四次文代会党员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祝词》，指明了新时期文艺前进的方向。周扬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对建国30年来的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论述了党在新时期文艺政策和文艺发展的若干任务。这次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继往开来”的大会，已作为我们国家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为了保证这次大会能顺利召开，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惯例，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即10月29日下午，以周扬为组长的四次文代会筹备小组，召集参加这次大会的党员开会，并请这次大会的总设计师、时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来讲话。这盒录音带记录了胡耀邦和周扬讲话的内容。

关于胡耀邦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文艺前辈，曾在回忆文章中根据记录披露过一些内容^①；而周扬的讲话，在我有限的视野中，则未见披露。他们的讲话，对于研究新时期文艺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现根据录音所记录的会议情况，对这次会议作一介绍，以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提供材料。

胡耀邦和周扬的讲话

这次会议是周扬主持的。会议开始，周扬“请耀邦同志讲话”的话音未落，全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持续时间很长的掌声。胡耀邦在讲话中说：

来出席这个会，是代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表示支持的，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讲一下周扬同志报告。政治局的同志讨论这个报告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报告是好的，是有水平的。我们中央的领导对文艺的路线、方针，不想预先定什么调子。老实说，我们中央的许多同志，对文艺不太懂。比如说，我就不太懂。但是，政治局的同志对周扬的报告是反复读过的，有的同志看了一遍，有的看了两遍。这个报告比历次文代会的报告是不低的，可能更高一些。我认为，也应该是高一点。可能还有一些同志对报告有意见。因此，政治局认为，在这个大会上，对这个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根据大家的意见，再作修改。这个报告可以不马上发表，过一个礼拜或10天再发表。有的同志还提到，一个报告，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到。我们希望，各个协会的同志、代表，在会上对这个报告热烈地发表意见。好的意见将来在刊物上或《人民日报》上发表，作为对这个总报告的补充。

第三点，根据中央的安排，中央除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讲话以外，就不准备另外作什么报告了。也可能在闭幕以前，华主席出国访问也回来了，闭幕的时候，华主席回来了，中央的同志再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嘛。也还可能请代表同志们吃一顿饭。

听说许多代表很关心形势，关心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形势。小平同志提议，总的政治形势，叶帅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许多重要的问题都讲清楚了，请大会专门对叶帅的讲话讨论个两三天。听说会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小平同志说，那没有关系，延长两三天就可以了。如果讨论叶帅报告中还有什么问题，那再请一些人来讲，辅导一下，政治问题、外交问题等等，我看可以考虑。中央就不讲报告了。

第四，会议完了，要选举文联和各个协会的领导人。中宣部等各个部门，一起商量了一个候选名单。中央也议了一下，中央说提不出什么意见，要尊重代表的意见。最重要的一条，政治局因为这次文代会向同志们建议，首先就是向党员代表建议，我们的方针究竟是什么方针？把方针定好了，才能开得好。先把党员找来开个会，明确这次会议的方针。政治局希望这次会议的总的方针，是团结起来向前看，为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而努力奋斗。

我想着重讲讲这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干什么。历次会都说，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搞不好，我们的党没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我们的人民没有希望。所以，要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奋斗。为这个目标奋斗的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团结起来向前看。没有团结，没有安定，没有这个条件，什么同心同德，你想你的，我想我的，搞四个现代化不可能。

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喊口号是可以的，一碰到具体问题，就不容易办到。我们二十几年来，老账积累得相当多。不管哪一条战线都积累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每个同志都有不愉快的历史，或者说是辛酸，说得再高一点是血泪也可以。我们许多人都有辛酸史。这个东西，如果要回头看，那个账就不晓得有多少。所以三中全会提出如何对待历史旧账的意见。说，历史宜粗不宜细。我们是赞成这个意见的。我们文艺战线的共产党员，不仅仅是文艺家，而且是政治家。政治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人的得失，个人的委屈，丢到太平洋里去。一个人脑子里多想这方面的问题，势必要妨害我们思考现在的问题，思考未来的问题。不应该把我们辛酸的东西，变成我们的负担和包袱。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周总理是个模范。周总理没有看到现在的局面。虽然我们肉体上受到的摧残，像在座的周扬同志、夏公、傅钟、林默涵等同志，不轻于周总理，但是总理在精神上受林彪、“四人帮”的折磨是非常的重的。总理是以一种什么姿态对付这种情景呢？所以，中央同志的意见，凡是关系到文艺的方针路线，还没有弄清的问题，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至于说个人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不过多地纠缠。有些同志可能办不到，觉得我们的会是充分发扬民主的大会，会提出一些旧账。中央认为，既要大家充分发扬民主，又希望首先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实行有组织的民主。中央同意文联党组提出的五条具体要求。希望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遵守五条：

1?郾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

2?郾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体识大局，同心同德，和衷共济；

3?郾集中精力讨论有关当前文艺工作方针任务的重大问题，对文艺历史上的旧账，或对当前某些具体文艺作品的评价，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上纠缠，以免分散注意力。大会也不预备对这类问题作出结论。

4?郾对地方党政机关或部队领导有意见，可写出书面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向有关领导部门或中央转达，不在大会上讨论。

5?郾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上提出申诉，引起讨论，可以向中央、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如有需要，可以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

这五条，是既发扬了民主，又保证我们开会的方针，首先请我们的党员同志遵守。民主肯定是要发扬，但是我们希望有组织的民主。主要是讨论团结起来，如何把我们的文艺发扬起来。中央希望，这次会议（翻带，可能有所遗漏———作者注）不单单是在国内引起重大反响，在国际上也要引起重大反响。

三年来，我们的文艺，在我看来，已经有了初步的繁荣。明天，邓副主席还要讲的。我们的文艺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能不能满足呢？我看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还很大。要全面地繁荣，不是一般的繁荣，是高度的繁荣。我们的经济要繁荣，文艺也要繁荣，你们的任务是别人代替不了，我们这些老粗是代替不了。新时期文艺的繁荣，首先落在你们的肩上，首先落在共产党员的肩上。文艺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我现在讲不清楚。小平同志的报告，周扬同志的报告，会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党是非常重视文艺这个战线的。当然，我们犯过粗暴、压制的错误，把文艺界的好同志打成反革命。但是，从指导思想来讲，党对文艺的作用历来都是非常重视的。三年来，文艺开始繁荣，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作品和艺术。有的作品调子比较低沉一点，可以讨论。但是，我们一定要牢记，千万不允许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打成牛鬼蛇神。我这个中宣部部长就把这个关，不允许任何各级党组织把文艺工作者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同志们，我们的人民有多么迫切的心情，希望文艺作品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人民为什么要骂电视台，就是好节目太少了。人民寄希望这次会议。这五条，是向你们提的请求啊！如果我们向后看，老记着你打过我一个耳光。那个算什么！

我这个人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少的激情，但是，我们党向你们提出要求：集中精力讨论、团结起来发展文艺。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个方针，向后看，我想历史会证明，你们这些人太小气了，太斤斤计较了。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我们要看到未来，要搞文艺的大繁荣，高度的繁荣。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方针定好了，把我们的路子讲清楚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搞好的。

今天周扬同志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有这样一个估价，我是非常赞成这个估价的。假使团结起来向前看，我们能把这个方针把握住，可能三年五年，文艺的速度可能比经济发展更快。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个方针，可能作用不大。今后各条战线面临的是大有作为的年代。所以，大家要同心协力讨论如何繁荣我们的文艺，同非党同志商量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五条行不行？希望我们的党员想想这个问题，一定把我们的会开好。1900多党员发挥对党的忠诚，发挥思想理论的聪明才智，开好这个会。

胡耀邦讲话后，全场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中，胡耀邦说：“请周扬同志讲一讲。”掌声再一次响起。周扬说：

我没有很多要讲的。刚才耀邦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政治局对我们这个会很关心。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中央对我们的希望，不能辜负人民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按照中央所提出的要求，努力地去实现。

我们这个会，归纳起来，就是民主的会，团结的会。提出对党员同志的五条要求，是不是限制会议的民主？我想不是。这个会要充分发扬民主，这个方针是不变的。但是，问题多得很。30年、最近三年，确实积累的问题很多。耀邦同志要我准备报告。我确实感到是个很大的负担。总结不是很容易。为报告开过一次会，征求过意见，大家提出过意见。总结经验很不容易。我这个人作工作时间长，搞文艺工作长，欠的债多，不能因为报告总结一下，我的债就还清了，各有各的债。“四人帮”也整过我。我要劝一下同志们，不要计较。如果我没有挨过整，我连劝同志们的资格都没有。你一直在台上嘛，一直是整人的嘛。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因为自己挨过“四人帮”的整，过去整人自己就没有错误的。当然，“四人帮”整我们和我们过去整人本质是不同的。我们不搞阴谋，不是存心要整人。我们整错了一些同志，只能说我们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有错误。

我想强调讲一下，刚才耀邦同志的讲话，不要得到一个印象，要限制同志讲话。不是这样，同志完全可以讲的，党内党外。不过，旧账确实纠缠不清楚，不是一天两天能说清楚的。不要以为我们怕算旧账，不是的。我不怕算账，不是你的账，人家算你也不怕嘛。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把这个会开好。

另外，对于党外代表要算账，我们也不采取压制的态度，但也不引导他们去算账。要集中精力来讨论当前的文艺。我们的目标是团结起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首先自己要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大会一定要发扬民主，同志不要以为这五条是不让人讲话啦。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没有民主是团结不了的，要让人把话讲出来。

我们不是被动地对待意见，对于合理的意见，我们可以表示积极的态度，支持你们的合理意见。对于不合理的意见，我们不支持就是了。对我的意见也可以讲。“四人帮”时期，把什么帽子都给我们戴上，现在不戴帽子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讲的（笑声）。我本人欢迎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得对，我可以改正。所以，为了把会开好，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这个会如果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这个会是失败的。如果不能发扬民主，这个会也是失败的。我们这里老同志很多，我也算是老的，不管过去谁对谁不起，现在要大家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对国内国外都会有好的影响。无论如何要把民主和团结搞好。

作为会议的积极的参加者，我希望大家在一起把会开好，有什么意见，随时向会议领导小组提出来，即使尖锐一些也不要紧。如果不提出来，背后骂，那就不是好的态度。我愿意和大家紧密合作，把会开好，不辜负中央的希望。

周扬讲话后，胡耀邦很关心会议的报道情况。他问周扬：“报道的事情与新华社商量好了吗？”周扬回答说：“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就广播。”

关于胡耀邦和周扬的讲话

胡耀邦讲话中谈到四点，其中值得圈点的是第二点和第四点。

在第二点中，胡耀邦特意谈到了中央政治局对周扬的总报告的看法。之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周扬这个报告起草过程中，充满着争论。

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动议，早在1978年5月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就产生了。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形势，直到1978年11月才开始讨论筹备工作，12月底才在张光年、林默涵主持下召开了作协筹备组会议和文联办公会议，具体讨论第四次文代大会和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②。

1979年1月2日，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后与文艺界第一次见面的茶话会上，张光年分别向胡耀邦和黄镇简略地谈到了在4月召开文代会的设想，胡、黄均表示赞成。1月15日，文联筹备组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召开文代会的报告。

按照林默涵、张光年等人的设想，文代会没有主报告，请中央领导人来讲话即可。但是，胡耀邦主持中宣部工作后，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觉得这样开法不行，应当从历史的高度来筹备这次会议。

作这样的考虑，是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

距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召开，已经19年了。在19年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在“左”的政策方针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历经磨难、队伍散乱。在沐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思想解放的春风后，他们抱着无限的希望，希望这支队伍能以这次大会为起点，重新集结，向新时期迈进。这就对大会召开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方面的原因，要使这次大会真正成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转折性的会议，就必须对以往的历史教训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艺状况作出郑重的总结。

在粉碎“四人帮”后直到四次文代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开始打破人们思想上藩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使思想解放运动如滚滚春潮，不可遏止。在这股涌动的春潮中，具有新时期特点的文艺创作一步步形成“喷涌”之势。《班主任》、《伤痕》、《丹心谱》的出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恢复，标志着新时期文学高潮的到来。但是，在另一方面，文学的发展道路也充满了坎坷崎岖，产生了相互衔接的三场不可小看的文艺论争：“伤痕文学”的论争，“向前看”文学与“向后看”文学的论争，以及“歌德”文学与“缺德”文学的论争。

这三场文艺论争，是围绕着对“伤痕文学”的评价展开的。尽管从文学研究史的意义上来说，对“伤痕文学”的评价，至今也是挥之不去的话题，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对其评价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政治的烙印。

这三场论争的发难者，手中并无别的武器，仍是念念不忘的“两个凡是”，只是有时以改头换面形式出现而己。这正说明“两个凡是”仍然阴魂不散，说明继续拨乱反正，清理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文艺战线的重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进行切实的总结。这恰恰是即将召开的四次文代会应该解决的。

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后，开始在文艺界中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商量第四次文代会如何召开和要解决的问题。他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他从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三个方面入手，推动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他尤其关注的是第一个方面，即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为此，他亲自参加总结文艺战线30年来的经验的工作，多次与文艺界的同志们座谈，与大家交换意见。他认为，要繁荣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很好总结30年来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只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方能大踏步地前进。30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受挫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三个字：“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这不是那一个人的过错，那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我们在执行双百方针上有问题。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框框，加以限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是无比的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的丰富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发现反映那种题材的东西少了，不够，可以发出呼吁，加以提倡。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党委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有的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渠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要遵照毛主席讲的八个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由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评议的方法去解决。主张不要搞审查，不叫审查，而叫评议和讨论。

这些座谈会，使胡耀邦对文艺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也有了更多的思考。正是这样的思考，促使他改变了原来的筹备设想：第一，将会议召开的时间推迟到10月；第二，增加总报告，或者说是主题报告。

大约在5月底或6月初，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周扬在文联和各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四次文代会筹备领导小组，自任组长，林默涵任副组长，专门负责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后来，胡耀邦又决定，夏衍、阳翰笙也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这就为茅盾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阳翰笙做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辞，林默涵任大会秘书长，订好了框架^③。

尽管有胡耀邦坐镇指挥，但周扬的总报告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充满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简单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左”还是右？粉碎“四人帮”三年来蓬勃兴起的“伤痕文学”是好还是坏？从胡耀邦到周扬等人看来，十七年文艺界基本上是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而三年来的“伤痕文学”是值得欢呼的；而在林默涵等人看来，则恰恰相反。

关于这期间的争论，在一些文学史方面的书籍中都有记载，不必多说，这里只引用近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记录可一目了然。

陈登科1979年6月21日的日记记载说：

下午二点三十分，去人民大会堂……一进会场休息室，就和巴金同志相遇。谈到即将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他和我的看法，很吻合。同认为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对十七年的看法，分歧也很大，不易解决。

1979年7月24日的日记说：

耀邦同志在中宣部召集一些文艺界的头头们开会。据讲林默涵昨天在会上发了言。他把文艺界当前对文艺工作的一些看法，说成了是人与人的矛盾。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他这样只能把文艺界搅混。

他还坚持，当前文艺界是右，而不是左。如按他的这一观点搞下去，文艺界又不知有多少人要被关进监狱。不过，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谁要是再像过去那样来整文艺界，他必将被历史所抛弃。^④

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中，对文艺界领导层的分歧有连贯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不是很详细，但梳理起来，大致还是可以看出分歧的脉络来：

（1979年）7月16日：上午默涵来谈心，牢骚不少，开诚恳谈，从9时谈到12时半，临别谈谈是必要的。从明天起，周扬同志、耀邦同志先后约文艺界少数同志小型座谈会，希望这两次小会开得很好。

7月30日：下午接罗荪来信，谈在中宣部开会情况。默涵挑起论争，矛盾表面化了。

7月31日：昨夜梦见回到北京，与默涵、冯牧、罗荪等同志作会外恳谈，明确表示不赞成默涵的一些意见。

8月23日：从白羽处借阅一份荒煤在会演办公室讲文艺界“严重分歧”的记录，指名道姓地批了林默涵，看了十分惊愕，整天感到忧愤。^⑤

1979年9月18日，李何林在致胡风信中写道：

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听说已定10月8日开，开半月，尚未正式通知。本拟7月开，听说半年来因对“十七年”的意见分歧（周、夏、沙、荒煤和默涵、白羽……等看法不同），报告无法写，延期了。听说已由周等写了初稿，征求意见中，我未见。

在10月2日致胡风的信中，李何林又一次提到了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争论：

文联大会还未接到通知开会日期，传说是8日，可能延期？对三十年来的估价问题，听说周扬、夏衍、冯牧、陈荒煤等是一派，林默涵、黄镇、刘白羽等是一派；据传说后者是“凡是”派，前者是“思想解放”派，争论热烈。结果，大会报告，让周扬写了，双方共出四人起草：周扬、冯牧、林默涵、陈荒煤，外加几个青年人（听说）。报告铅印后，召集在京代表三四百人，分六组提意见，意见不少，讨论三天，只文学组意见就不少。其中提到解放初期“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已不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了，摘去“反革命”的帽子，大家以为是有根据的，无意见。大家提意见后，还要修改，如果大会延期，可能还是由于这篇报告定不下来？旅馆紧张可能也是一因？^⑥

陈登科、张光年日记记载的中宣部所开的会，就是周扬在讲话中提到的“为报告开过一次会，征求过意见，大家提出过意见”的这次会议。这种分歧，使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过程并不平静。而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也像周扬所说的：“总结经验很不容易”，也导致周扬的主报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起草过程。

因为有这样的过程，对周扬这个总报告怎么评价，不但是参加这次党员会议的代表所注目的，也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关心的。这次党员会议是在下午召开的，而就在上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四次文代会的有关文件，讨论了周扬的报告，并在总体上给予了相当肯定的评价。胡耀邦和周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党员会议上，胡耀邦特意谈到中央政治局对这个报告的总体看法，其意在提醒与会者，中央对周扬的报告是赞同的，与会者“对当前某些具体文艺作品的评价，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上纠缠，以免分散注意力”，集中精力讨论今后文艺界的方针。

为了开好大会，胡耀邦不但要求与会代表不要对有争论的问题进行“纠缠”，而且殷切希望与会者对一些“历史旧账”不要纠缠。这就是他所强调的第四点内容———周扬在讲话中也只谈到这一点。

的确，在开国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历次政治运动导致了诸多伤文、伤人的事情。诚如胡耀邦所言：“每个同志都有不愉快的历史，或者说是辛酸，说得再高一点是血泪也可以。”而在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中执行“左”的路线制造这些“旧账”的周扬等人则又是这次大会的主持者，新时期文艺界的领导者，要与怀揣“旧账”的与会者共聚一堂，纠缠“旧账”就在所难免。因此，胡耀邦才特意强调这一点，并提出五条纪律条文，要求与会的党员遵照执行。同时，向与会者郑重承诺：“我们一定要牢记，千万不允许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打成牛鬼蛇神。我这个中宣部部长就把这个关，不允许任何各级党组织把文艺工作者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以鼓励代表们就文艺大政方针畅所欲言。而周扬一方面解释了胡耀邦提出这五条的内容，另一方面则对自己当年伤人、伤文的举动提出自我批评。

还应该提到的是，针对胡耀邦提出的五条“纪律”，会后就有人有意见。还是陈登科的记载：

我们召开了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耀邦同志的讲话。大家一议论，对五条要求的意见就多了。如对十七年存不存在“左”倾路线干扰，这些要不要谈，要谈，必然要联系到一些具体问题，这是不是算旧账？

今年三四月份，在文艺界又刮起一股冷风，要不要谈，要谈就要联系到一些人和作品，又怎么办？

不谈作品，不谈过去，也不谈人，如何好总结经验。还有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对近三年文学评价问题等等。

大家一致认为，第一条是符合同志们的愿望的，其他四条，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与第一条是相互矛盾的。^⑦

在后来召开的会上，也还是出现了一些纠缠“旧账”的情况。

比方说，参加会议的聂甘弩和吴奚如，因为此时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胡风没有接到大会的邀请函而决定在大会上替胡风申诉。周扬特意在会下找聂、吴二人谈话，告诉他们胡风的“旧账”由中央来解决，予以劝止。

比方说，在同时召开的作家协会第三次大会上，当周扬在讲话中谈到新时期文艺界的春天来临时，在台下的萧军则高声喊出“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们的冬天”之类的话。

会议上这样的小插曲也表明，胡耀邦在党员会议上着重强调第四点内容，确是未雨绸缪，提出五条纪律条文以保证大会的顺利召开，也是必要的。

【注释】

① 荣天屿：《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大会的召开》，见杨志今、刘新风主编的《新时期文坛风云录》（上），３３—３４页，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②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１０４、１１１页，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８。

③ 徐庆全：《周扬四次文代会主题报告起草过程述实》，《新文学史料》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④ 《陈登科文集》第８卷，４０２、４１２页，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３。

⑤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１３１—１３５页，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８。

⑥ 李何林两信见《李何林全集》第５卷，２５、２７页，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⑦ 《陈登科文集》第８卷，４３１—４３２页，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