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原生文明的悲壮史诗

本刊2012年第6期和第9期分别发表了王家范和叶文宪两位先生与孙皓晖商榷的文章，对孙皓晖的历史观、“秦文明”的内涵做了深入剖析。文章刊发后引起了学界的持续关注，我刊收到不少与之相关的文章。为了进一步还原历史真相，更是为了以史为鉴、推进今天的社会、政治、文化建设，本刊特编发李衍柱、史式两位学界前辈的文章，以作为此次讨论的阶段性小结。

——编 者

内容摘要 《大秦帝国》是展现中华原生文明的第一部“以法治国”的悲壮史诗。作品以强大的历史气场、丰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对商鞅、李斯、秦始皇等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描绘，弘扬了中华文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大悲剧，但孙皓晖对秦帝国反人道、反文明的暴力专制问题，没有给予深刻的历史批判，这是《大秦帝国》的严重缺陷。

大秦帝国 中华文明 秦始皇 以法治国 悲剧美

李衍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014）

基金项目 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个案研究

《大秦帝国》的创作实践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作品提出和涉及到的问题，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可贵探索，作品的创新和不足，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研究和思考。“深刻总结《大秦帝国》的成功经验，对推动我国历史小说的发展，将大有助益”[1]。

生动展现中华原生文明精神

《大秦帝国》突出展现了中华原生文明所凝聚起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前赴后继、奋发图强的精神。六国联合力图肢解和瓜分秦国，使秦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激发出商鞅变法这一改变中国文明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秦孝公在政事堂前矗立起一块“国耻”刻石，并以“同心变法，洗刷国耻，若有异心，天地不容”，表达了义无反顾的变法决心。每当国家遇到危难关头，总会听到激励军民奋勇前进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誓言。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精神，构成了秦人的精神支柱和献身传统。

第二，尚群为公意识与团结奋进、艰苦奋斗精神。尚群即是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群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大秦帝国》是把尚群为公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价值观在作品中加以彰显的。在变法图强、一统华夏、文明再造的过程中，秦国上下同心，任事不避险难，劳作不畏艰辛，奋发惕厉而着意创新，质朴求实以能事为荣，孜孜不倦以公事为本，民风官风之清新纯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强健浩荡的精神力量，在当时有着极大的魅力。小说借秦王嬴政之口，呼喊出“人无神气，一事无成！国无神气，一事无成！”[2]其所描写的王翦为使岭南大片国土融入华夏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十分感人。

第三，“海纳百川”与百家争鸣精神。这是秦国崛起的关键所在。小说在这方面设计了一系列生动丰富的情节，引人入胜；刻画描写了秦孝公、商鞅、张仪、苏秦、范雎、蔡泽、李斯、韩非、郑国等众多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命运，表现出了秦帝国崛起过程中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和气度。在“稷下学宫的人性大论战”、“苍山大师与谜一般的二十一事”、“遴选储君的考校”和“帝国朝野争鸣天下治式”等场面的描写中，作者从自然环境、时代氛围、组织设施、争鸣的内容、方式和参加的学派代表人物以及社会效果等方面，全景式地将华夏文明初创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盛况呈现在读者面前。

大秦帝国的时代，是世界文明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期。古希腊出现了以伯里克利执政时期为代表的艺术、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则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秦帝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经过公开、自由的论辩，最终正式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在全国范围实现郡县制。这在2300多年前世界政治文明史上，的确是一大创举，它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和巩固了国家统一，对中华文明的绵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又应看到，大秦帝国建立起的政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皇权家族世袭制，因此，这个制度又埋下了它的历史悲剧性的种子。从秦帝国正式建立、秦始皇登基之日起，到“焚书坑儒”惨案的爆发，春秋战国时代培养出的那种自由民主、百家争鸣精神，完全被一种独语霸权所取代。诸子百家在中华文明创建过程中，各自都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秦帝国建国伊始并未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贾谊《过秦论》），开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并直接与那个“大争之世”的时代精神相悖。从秦王朝开始，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强力推行文化专制，也就成了历史之必然。《大秦帝国》的作者正视历史的辩证发展，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其所展现的中华文明发端期所创造的世界奇观，及其沉痛的历史教训，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财富。

秦皇嬴政形象的重塑

一部小说是否成功，是否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是否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都与人物创造的成败联系在一起。如果作品中的人物站不起来，或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雷同化、概念化、公式化人物的感觉，那么这部作品就是失败的。《大秦帝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创造与重塑，生动地展现出了中华文明原生态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画卷。

在小说出现的500多个人物中，作者最看重的是两个人，这就是商鞅和秦始皇嬴政。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对秦始皇嬴政的种种不同的褒贬和评价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司马迁提出的。在《史记》中，司马迁借尉缭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秦王的看法和评价：“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3]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对秦皇嬴政思想性格的主要特点概括为：“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4]“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5]

《史记》直接影响到汉以后各种著述对秦始皇的评价，虽也有些许不同的声音，但赞和者寥寥，难以成为主流舆论。在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作家中丑化和谩骂秦始皇最厉害的当属郭沫若。他引《史记》记载尉缭的话，认为嬴政首先是生理上残缺。“挚鸟膺”是现今医学上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是指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这说明秦王一生下就是一个软骨症患者，身心发育不健全；“少恩而虎狼心”，是他残忍的思索性格的表征。进而郭沫若完全赞同《史记》中记载的侯生、卢生的骂语，认为秦始皇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说他的人生观是“一位非命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位纵欲主义者”。秦始皇时代，“天下是面大刑狱的网，所谓政事，除游览、建筑、南征北战，东漕西转之外，似乎也只有断狱了”。郭沫若认为秦始皇“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6]郭沫若的这一观点，颠倒和否定了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大秦帝国的性质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

面对秦帝国厚重的历史，孙皓晖要重塑嬴政的艺术形象，就必须拨开历史积淀下来的重重阴霾，走进并走出《史记》这座大山，博采众长，独辟蹊径，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创造出一个闪耀着中华文明魂灵的秦皇嬴政形象。

重塑秦皇嬴政的艺术形象，首先有一个重新认识、理解秦皇嬴政与他的时代以及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孙皓晖突破传统的观念，认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被扭曲最严重的历史人物。“《大秦帝国》中的秦始皇，当然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形象猥琐的暴君。从历史事实来看，秦始皇时代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功绩旷古未见：一是统一了中国，二是创建了统一的中国文明体系，三是大规模的建设成就，四是肃清边患，五是大规模开发岭南。秦始皇一生，事事石破天惊而无一不克尽全功。……秦始皇时代人才济济如满天星云，始皇帝独能凝聚群雄开拓创造。”[7]

没有观念上的突破与创新，不可能有艺术上的创新；但是仅有观念上的创新，并不等于说艺术上就一定会出新。历史上的秦皇嬴政进入文学作品，能否站立起来，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艺术形象，不仅在于他在作品中都做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于他是怎样去做的，人物心灵的奥秘和情感发展逻辑是否清晰地表现出来。《大秦帝国》创作的重点和难点，也正是在这里。

秦皇嬴政是创建中华帝国的灵魂。《大秦帝国》最大的亮点之一是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鲜活的、个性突出的、发展着的秦皇大帝的典型性格。小说中，王子嬴政一出场，读者见到的是一个健壮、勇敢、刚烈、奋发有为、朝气蓬勃的少年英杰的鲜活形象。从立储到加冕，是嬴政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作者在鲜明的性格对照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突现了嬴政胸怀全局、志向远大、刚毅果断、唯法至上的性格特征。12岁到22岁的十年间，嬴政迅速成长为一个“英健伟岸”的青年政治家。在平定嫪毐叛乱过程中，通过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生动地显示出嬴政作为一位政治家的秉赋和性格。公元前246年，22岁的嬴政正式冠剑亲政为秦王，到公元前221年建立秦帝国，更号为秦始皇帝，这是秦皇嬴政横扫六合，重整华夏文明，充分展示其思想性格的辉煌发展时期。《大秦帝国》把秦始皇放在一统华夏、创造千秋伟业的战国末期的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中，洗刷掉秦皇身上的种种污泥浊水，在与亲母、仲父、臣民和邦国之间的错纵复杂的关系中，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情节和场面，描绘出在嬴政身上闪耀着的人性的辉光。作者从不同层面揭示出人性的丰富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使嬴政“千古一帝”的形象，从中国远古的历史走到今天的读者中间。

《大秦帝国》塑造的秦皇嬴政的形象，是作家孙皓晖认识、理解和创造的一个历史人物形象，他来自历史的社会生活，但又不同于也不等于历史书上的秦始皇。在历史文学领域，作家完全有权力依据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以丰富的想象力，塑造自己心爱的人物。孙皓晖在秦皇嬴政这个人物身上赋予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小说中的秦王嬴政是作者在全书中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也是作者成功地创造出的一个如英国小说理论家爱·摩·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复杂多面的性格。刚毅果断是秦皇嬴政突出的个性特征。这一特征支撑和渗透在他的性格的各个侧面，体现在他谋划和实施的一系列亘古未有的重大决策全过程之中。嬴政一旦决定想干的事，即使是错误的，任谁也难以改变他的看法。关于坑杀467名儒生一案，蒙恬、扶苏都是反对的。秦皇不但不听扶苏的忠言劝告，反而拍案怒喝，打了扶苏耳光，令扶苏立即离京回九原，无诏不得回京。坑儒案实是秦皇嬴政的政治生命的转折点。如作者在小说中所写：“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尽管它在当时有着最充分的政治上的合理性，然经过漫漫岁月的种种堆积之后，这一惨案却仅仅以摧残文明的野蛮面目，久远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嬴政皇帝的历史铜像在焚书的烟雾与坑儒的黄土中，变得光怪陆离恍若恶魔了。”[8]焚书坑儒事件不仅彻底堵住了知识分子（士人）之口，扼杀了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自由、平等、生气勃勃的百家争鸣精神，而且为李斯、赵高后来杀害扶苏、蒙恬，篡权夺位扶植胡亥为儿皇帝埋下了祸根。也就是在嬴政打扶苏耳光的同时，秦皇突如其来的吐血昏厥，他的生命第一次出现了危机的征兆。秦法本来禁止方士行医寻仙，赵高请来方士徐福，嬴政也欣然接受。难怪连他自己也长吁短叹，高声喊道：“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朕却得靠这般方术之士活着，不亦悲哉！”[9]这时的嬴政已没有什么求真创新之心，为了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亲派徐福等方士率数百童男童女，乘满载粮食、丝绸等贡物的船队，漂洋过海，去瀛州诸岛寻仙踪和仙药。随着王翦、王贲相继去世，秦皇嬴政“第一次有了一种泰山巍然却无所依凭的孤独与落寞，甚或，心底隐隐有了一丝忧虑与恐慌”[10]。秦始皇一方面全力追求生命的延续，一方面又组织70万刑徒在骊山挖掘和修建自己的坟墓。《大秦帝国》中，对秦始皇治国理政的思想风貌和心理活动，写得比较充分，而对他的生活作风与志趣等方面则显得干瘪乏味。黄仁宇先生说：“秦始皇除了重视域内长久的和平之外，也极端注重性道德，认为与全民的休戚有关。他有二十多个儿子和至少十个女儿。史籍上除了提及他多夫的母亲之外，对他一生有关的女子只字未提。”[11]小说中，对秦始皇生母的纵欲着墨很多，而对他本人的性生活、性道德则留下了空白。这显然也是有违历史真实，无助于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秦皇嬴政一生创立的伟业与不足，为人爽直的郑国在与秦皇谈心时用“创新有余，守常不足，大政有成，民生无本”[12]十六个字作了比较公正的概括。郑国的看法与长公子扶苏对秦皇的谏言可谓不谋而合。在郑国看来，大秦帝国新政在秦皇之后，只有扶苏执政，“则天下可安”。嬴政本想让扶苏执政接班，结果因病突然撒手而去，他执政期间“不思固本”、严刑苛政、缺乏人文关怀、忽视“民众生计”的固疾，终使天下民怨沸腾，导致陈胜、吴广、刘邦起义，新生的政权虽一度被阴谋家篡夺，但又瞬间轰然垮台。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13]作家孙皓晖认为：“暴秦说”是“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14]。历史上出现的以“暴秦论”诋毁大秦帝国，否定秦帝国和秦始皇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拨开层层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貌。面对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文献，对照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我们理应对大秦帝国和秦皇嬴政在世界和中华文明史上的崇高地位和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孙皓晖在《大秦帝国》的创作实践中，以艺术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正面回答了这个前人没有回答的重大问题。小说中秦皇嬴政作为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戴着高高的秦冠，挥舞着天子之剑，灭六国，修长城，平南海百越，“书同文”，“车同轨”，确立中央集权制，创建了可与古罗马帝国相媲美的大秦帝国，在世界文明史上巍然卓立地竖起了中华文明的旗帜！孙皓晖以艺术家的勇气和丰富想像力，成功地重塑了秦皇嬴政的艺术形象。他刚毅果断，胸襟博大，雄才大略，惕厉奋发，但又秉性暴躁，易于偏执。作家让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思想行为方式的活生生的“千古一帝”，在书中站了起来，这是《大秦帝国》作者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的新贡献。

在充分肯定孙皓晖在《大秦帝国》创作实践中所作的可贵探索与取得的可喜成就的同时，我们又应理性地思考一下，在秦帝国崛起兴亡与秦皇嬴政走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暴”字的问题。对此，我们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需要认真加以辨析。我认为《大秦帝国》对这个问题的艺术展示和剖析，尚缺乏辩证的分析和应有的深广度。史书说的“暴政”、“暴君”之“暴”，主要是指统治者以暴力夺取政权，维持统治，无视民生，缺乏人文关怀，以致鱼肉人民。暴力的最高形式是战争。大秦帝国灭六国、一统天下的主要方式和主要特点是“以战息战”，也就是以暴力消灭暴力。因此，在大秦帝国崛起兴亡的过程中，暴力的“暴”字是无法、也不能从秦帝国的历史中抹去的。这里的关键是对大秦帝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暴力的性质和它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认识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对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暴力现象说过一句名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完全赞成马克思的看法。他在批判杜林所说的暴力是绝对坏事的观点的同时，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16]有的专家根据《史记·六国年表》统计，由秦国发动的战争有93次，六国发动的战争有38次；秦国在22次战争中斩首数量就达181万。[17]我们通过对《大秦帝国》的阅读，深感作品对当时频繁战争和一系列为战争服务而兴建的巨大工程（如修长城、驰道），带给人民的重负和苦难，缺乏具体的描写和深度揭示。作品对战争中出现的屠杀战俘（如白起在长平大战中，一次就屠杀战俘20多万）、“坠名城”、“焚书坑儒”和动用70万刑徒专为秦始皇修园陵和行宫，并将修墓穴的工匠和刑徒最后活活地封死在墓穴之中，诸如此类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反人道、反文明的行径，没有给予深刻的历史的批判。这些方面是《大秦帝国》创作实践中的重要欠缺和不足 。

“以法治国”的悲壮史诗

《大秦帝国》是展现中华原生文明的第一部“以法治国”的悲壮史诗。大秦帝国的崛起，始于商鞅变法。秦法的形成与实施，是古老的中国走向法治文明的第一步。但是，我们绝不能将2000多年前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以人民为本位、以民主为前提的依法治国理论混为一谈。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秦法的历史贡献，又应认真研究秦法的局限与“黑洞”。秦帝国“以法治国”的理念是由韩非明确提出的。他说：“故绳直而枉木斲，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着重号引者加）[18]在商鞅、韩非“以法治国”的理论、路线指引下，大秦帝国由弱到强，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同作者所说，“秦国法治及秦帝国法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19]。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具有光辉的一页。但无可否认，秦帝国的法治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秦法的历史局限最主要表现在尊王、反智、愚民三点上。

尊王。先秦的法家思想都是为帝王专制而设计的。它对统治者来讲，具有工具的价值。商鞅说：“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20]韩非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21]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尊王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君主本位论是商鞅、韩非法家思想的本质特征，而这也恰恰是秦法的本质所在。

反智。反智论是秦法思想的一大特色。它是尊王论选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商鞅、韩非、李斯到秦始皇，都将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对立起来，极力鼓吹和践行反智论。商鞅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辨。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前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22]他把礼乐《诗》《书》、修善、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视为“六虱”。认为有“六虱”，国必弱，“六虱成群，则民不用”[23]。韩非则说：“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24]韩非反对国人“修文学，习言谈”，力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25]他的结论是：“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不用而国治也。”[26]他甚至将当时社会上的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称之为“五蠹”，力主君王加以除之。

愚民。反智和愚民紧密相联。对于君主统治者来说，臣民越愚昧无知，越易于统治。在大秦帝国崛起兴亡过程中，尊王、反智、愚民总是相伴而行。商鞅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27]“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28]尊王、反智、愚民是法家“以法治国”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韩非进一步发挥了商鞅的反智、愚民思想。他把法看作是君王统治之本，认为：“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故法者，王之者也”（启雄按：明各本及日本本“者”亦均作“本”）[29]韩非不像古希腊的柏拉图那样，主张“哲王之治”，认为最高统治者必须是最爱智慧、最有智慧的哲人。在韩非看来，君王不必是有德行之人，“故不务德而务法”[30]；君王不必是有智慧的人，即使弱智、白痴，一样成为君王，“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31]；君王不必是才德兼备的贤人，即使最低能、无能的平庸之辈，一样成为君王。有道的君王，应“远仁义，去智纯，服之以法”[32]。韩非认为在君主统治的国家中，应“无书简之文”，禁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33]韩非不仅不让国人读书学习、著书立说、百家争鸣，而且向皇上建议除掉以儒生为代表的“五蠹之民”。李斯、秦始皇完全赞同韩非的主张，并从实践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反智、愚民的政策。据《史记·李斯传》记载，李斯亲自上书始皇帝，曰：“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34]经李斯策划、秦始皇批准制造的“焚书坑儒”案，将法家反智、愚民政策，永远钉在世界文明史的耻辱柱上。

作为秦法的设计师和执行者的李斯，秦法中的“尊王”内涵，可以说渗透到李斯的骨髓，流淌在他的血液中。直到死到临头，他仍然对绝智、昏庸、腐败糜烂的胡亥二世皇帝，抱有幻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但赵高根本不理会李斯表其为秦帝国立下的七大功业之“认罪书”，只把李斯写下的“斯认罪伏法，无冤可陈”九个大字报知胡亥。见到李斯亲署的“认罪书”，胡亥十分惊讶，特别感谢赵高，认为若没有赵高这样的“忠臣”，“朕几乎被丞相所卖”，遂将李斯案交赵高全权处置。赵高对李斯实行亘古未闻的“五刑”（墨刑、劓刑、腓刑、宫刑、腰斩），并将李斯三族有关联的亲属1000余人一律处死。确如作者所说，“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政治家。”[35]李斯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秦法的悲剧。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秦法的正面、光明面，同时在他身上也集中地反映了秦法的负面、阴暗面。秦法中的尊王、反智、愚民的历史黑洞，李斯自始至终深陷于其中。李斯的悲剧的二重性在于：一是他的思想性格本身的悲剧；二是李斯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的悲剧。前者作者在小说中已作了细致的多方面的描写和展示，后者作者揭示得还远未到位。李斯从他与赵高合谋篡改始皇帝遗诏杀害扶苏那时起，已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当李斯发现赵高的阴谋，也深知胡亥的昏庸与残暴，“今二世如何？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于忠臣不思其殃，大作宫室厚赋天下而不爱其费！三者并行，天下安能听哉！”[36]李斯本人作为秦帝国的丞相，恰恰是导致这样一个昏君登基称帝的罪魁恶首。以胡亥、赵高为首的秦二世政权，已成为一个反人民的腐败透顶的反动政权，它已完全背叛了始皇帝开创的华夏文明传统，致使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这时，李斯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不推翻胡亥、赵高的政权，而甘向胡亥低头认罪，任赵高蹂躏残害致死；一是与农民军结合，推翻秦二世政权，建立新的政权。李斯最终选择的是第一条路。其实，他不可能选择与农民军结合的道路。这才是产生李斯的历史悲剧的真正根源。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7]我们说李斯是一个悲剧典型人物，就在于《大秦帝国》具体生动地展示出李斯追随秦皇嬴政在秦帝国变法图强、一统华夏和“以法治国”、创建中华文明过程中的丰功伟业的同时，又深刻地从李斯的社会地位、思想性格、人性的私欲等方面，真实地描绘出了李斯是如何从一个秦法的设计师转变成为一个秦法的叛逆者和秦帝国的掘墓人。小说将李斯身上本来闪耀着光辉的、有价值的、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激起读者的敬畏、恐惧、怜悯之情与心灵的巨大震撼。大秦帝国从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体来看，是一出悲壮激越的英雄史诗；从其短命而亡的发展结局来看，又是一出世界性的大悲剧。别林斯基指出：“悲剧是诗的太阳的回归线，当诗走到悲剧的时候，就达到了自己行程的顶点，进入喜剧时已经是下行了。”[38]《大秦帝国》的情节发展中，嬴政的死可以看作为秦帝国“太阳的回归线”的起点；而扶苏的惨死则是秦帝国的“太阳的回归线”行程的顶点；李斯的死标志着秦帝国“太阳的回归线”达到了自己行程的终点。由此开始，秦帝国急剧地进入了喜剧下行线。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悲和喜往往是相伴而行，悲剧和喜剧在历史进程中也会相互转化。大秦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塌的最后一幕，作者以嘲讽的笔法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赵高登基称帝的丑剧。这是《大秦帝国》整个悲剧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喜剧插曲。

赵高的篡权夺位阴谋的萌发、形成、发展和破灭，充分暴露了秦法践行过程中出现的“缝隙”与黑洞。赵高皇帝梦的破灭，同样也标志着秦法中的“尊王、反智、愚民”理念的破灭。秦法放射出的璀璨光辉与暴露出的黑洞都属于历史。随着历史的发展，它都会在不同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综上所述，大秦帝国的崛起与兴亡，在中华文明史上划出了一个光焰四射的圆圈，它的光和影，同样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激励着中国人民跨过无数急流险滩，奔向自由、民主、和谐、幸福的“大同”世界！

参考文献：

[1]陈建功.贺信.文艺报，2009.4.23.

[2]大秦帝国（第5部）（上卷）.开封：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137.

[3][4][5][13]司马迁.史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230、238、283、283.

[6]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375-404.

[7]中华读书报，2009.6.24.

[8][9][10][12]大秦帝国（第5部）（下卷）.开封：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944、932、955、984.

[1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0.

[14][19][35][36]大秦帝国（第6部）.开封：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369、405、267、261.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7.

[17]凤凰网，2010.3.20.

[18][21][24][25][26][29] [30] [31] [32] [33]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41、406、481、482、444-445、516、500、480、 411、 495.

[20][22][23][27][28]商君书.石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85、45、118、12、70.

[34]司马迁.史记（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 2546-2547.

[37]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2-193.

[38]别林斯基，梁真译.别林斯基论文学.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8：187.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