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

本文所讲的“社会文化”从本质上说绝不是常人理解的“社会加文化”，抑或说不是“社会与文化”，而是同个人文化相对应的特殊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它是由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所展現出来的综合性的文化特质。“社会文化”是我们在对社会和文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独创出来的，旨在对社会时空背景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中国式的阐发，也是对由我主编的《社会文化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的具体化的实践探索。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研究哲学及其文化哲学外，还阅读了大量社会学特别是文化社会学的书刊资料，注重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人、文化和社会（狭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2001年出版了《社会哲学》专著。虽然2003年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开始专门从事儒学和儒家文化的相关研究，但始终没有放松对文化的社会性关注，2014年主编出版了《社会文化导论》。

从2010年开始，我致力于从“社会”的维度在儒学界倡导“社会儒学”，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反响，力图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创立中国的社会学派。（社会学派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中。以佩鲁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派崇尚的“经济人”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法兰西社会学派的经济哲学及新发展理论，其显著特点是以社会学的方法解析经济现象，强调人的素质不是自利和追求财富，而国家和政府的根本任务在于充分利用权力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韦伯、迪尔克姆、索罗金等人创构的西方历史社会学侧重从历史角度进行比较文化研究，以历史上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阶级冲突、国家与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力图揭示人类社会的文化和文明问题。以奥古斯特·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宗教社会学派，以社会调查的大量材料为依据对宗教进行研究。其中，奥古斯特·孔德认为思想进化有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了社会学学派，代表人物斯莫尔与G.E.文森特合著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乔治·赫伯特·米德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人的心灵、自我从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尤其强调了有机体与环境、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思想，代表成果就是“符号互动论”;塔尔科特·帕森斯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美国社会学功能主义理论大师，主要代表作是《社会行动的结构》和《社会系统》）

从现实上说，我期望为国家层面的中国文化和省域层面的齐鲁文化在激烈的国际、国内文化竞争中实现振兴强盛贡献心智。在这一意义上，我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者。与此同时，我认同德国古典哲学家（如康德）、生命哲学家（如狄尔泰）、文化哲学家（如卡西尔）的基本文化主张，认为文化因人而生、由人领受，它是人理性精神的表现。文化的核心和目的在于人的生命和内在素养，根本的目的和价值是为了人的自由、生存、幸福、快乐和自我完善。故此，我又不失为某种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文化学派。在我看来，文化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样法”“生活方式”或“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更是普遍性的行为模式和活动式样。尤为重要的是，我虽然反对“惟实践主义”，却肯定文化关键在实践、在建设、在创造，一句话——在建构。据此，我又是一种文化的建构主义学派。

一直以来，令我关心的是，中国文化经过几十年的创新性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增添了文化自信，然而我也深刻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面临着多种危机，需要一一加以化解。令我痛心的是，西方文化学创立了快两百年，中国文化学的发展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至今仍没有获得官方的认可，合法性尚未正式确立。我期待通过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探究，拓展中国文化学的生存空间。

一、把握社会文化的本质规定

文化的本质或定义众说纷纭。在西方各国，“文化”一词均源于拉丁语Culturu，原义为对土地的耕作及动植物的培养，自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在中国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文化”又可拆解为“人文化成”，以有别于武力之功。《易经》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其“文化”一词也为文治教化之意。

由此可见，文化本质上体现了社会主体旨在处理社会与自然及社会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特质。从“符号论”角度来说，文化同人创造和运用符号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我主张引入活动论范式去诠释文化。立足于文化学坐标，就可窥见文化最根本的涵义，即人类为了认识和解决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进行社会活动（当然主要形式为社会实践）的过程、条件和结果等社会事象。

从“整体—部分”角度看，文化是社会的主要构成因素，既没有无文化的社会，也没有无社会的文化;文化不但是个人、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整体社会不可分割的要件;假如抽离了价值、规范、态度等文化成分，社会关系就无法建立起来;如果没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充实其中，社会组织就会变成空壳。文化构成了社会的主体，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最普遍的因素、部分。某些文化哲学论著只承认主体性文化，只把文化视为人化，视为主体内在生命方式或精神状态。实际上，文化学不仅应肯定主体性文化，也应确认客体性文化的存在。人们习惯上将社会分成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块，似乎经济、政治同文化是完全异在的独立关系。应该说，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划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经济、政治、组织等确实不能归结为文化。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广义文化），经济和政治又是某种文化，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这些概念存在的合理性了。我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等同的泛文化主义观点，但也不赞成把文化只当成社会狭隘的一部分而否认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

从“主体—属性”维度来观察，就会发现不止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具有文化性，社会系统本身同样显现出文化性。这不外乎是因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文化正是社会活动的方式、过程和产物。人类社会文化对社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文化是个人与社会相互联系的中介和手段，譬如个人借助于文化的发明或创造而获得某种社会名分和社会声望。

其次，社会文化推动社会发展，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条件，为社会文明的积累和进步提供智力支持、行为规范、社会理想、精神资源和行动准则。特别是文化观念的变革，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前奏，还为社会革新扫除思想障碍。文化逐渐演变成社会发展的动力，以至于在当代文化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社会文化成为区分社会形态和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人类之所以能组成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社会，就在于其拥有特定的文化，特别是技术文化和各种制度文化。而就人类社会内部来说，根据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人类社会依次划分为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根据社会制度安排和价值体系的不同，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最后，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价值成分。不论是文化的产生、发展，还是其构建，都是基于某种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反过来，文化体系本身直接为社会进化提供价值理想、价值观念和价值手段等。例如，儒家文化基于和谐、均平等价值考虑而致力于大同社会的构想。

从广义上说，社会文化就是文化，所有文化现象都可归结为社会文化，这是因为“社会”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不过，从狭义上说，“社会”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因而社会文化区别于个人文化，它本质上是指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文化，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法侓文化与道德文化、宗教文化与习俗文化、家庭文化与社区文化、机关文化与企业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文学文化与艺术文化、服饰文化与饮食文化等等。社会文化尽管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晶，带有一定的主体性，尽管它同个人文化并不是绝对隔绝的，而是相互渗透的，但其客观性更强，而有别于主体性更鲜明的个人文化。

二、加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之所以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既是为了推动对中国社会化文化的本质、内容、特点、发展等方面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推进中国文化学的建构，也是出于文化诊疗、文化治理、文化创构的使命感，力图为中国文化和山东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发挥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作用。

（一）发展文化类型理论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论著，并就中国历史上的和当代的经济文化、政治文化、法侓文化、道德文化、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家庭文化、社区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高雅文化、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社会文化形态和文化类型进行了规范性的和实证性的专门研究。这些成果丰富了人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认知，彰显了中华文化丰满的立体式的镜像，提升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实力。可以相信，在已有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参考框架对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类型进行拓展性研究并加以有机整合，将进一步拓宽对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的基本内涵、基本构成、主要特征、功能价值、演变过程及其发展与建设等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丰富和发展文化学有关文化类型和文化形态的理论，从而为建构系统化、理论化的中国文化学打下坚实根基。

中国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藏，可以主要围绕中国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法侓文化和消费文化展开，阐释以下内容：特定文化形态的基本内涵或者本质规定，也就是探讨是什么的问题;特定文化形态的基本构成，也就是该文化形态的外延或组成部分，亦即包涵着什么内容;特定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特定文化形态的功能价值，也就是该文化形态的地位与作用;特定文化形态的演变过程、发展历程;特定文化形态的发展与建设等。

毋庸置疑，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有所不同，前面已经对文化的内涵做了阐释，那么，“文明”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一般说来，文明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明”是指文化发展积极成果的总和，是文化当中的精华，如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尚;狭义的文明是指与野蛮相对的社会生活状态。文化是文明的基础，但并非所有文化都能结出文明之果;文化是一个包括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过程中人的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总和的中性概念，而文明则是一种体现了合理的真善美利价值的褒义概念。但是，文明毕竟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有时二者可以通用，可谓一体两面的关系。基于此，应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大文明”体系中选择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阐发，以体现对“文明中国”的理论自觉。

（二）建构社会文化系统理论

围绕中国社会主要领域的文化现象、文化形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社会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学术探讨，从文化理论高度建构社会文化系统理论，既注重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又注重思想性、准确性和权威性。迄今为止，文化学界较为关注诸如精神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宗教文化、道德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审美文化等之类的亚社会文化问题，有的如大众文化出版了大量论著;而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经济文化、法律文化等则关注不够，疏于概括、总结和提炼，并没有严格科學梳理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更没有从总体上系统、专门研究社会文化，目前尚无专著问世，要努力弥补这方面的薄弱环节。

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性和丰富的多样性，形成了不同形态的社会文化，进而发展出各种类型的社会文化。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你死我活”互相排斥，而是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不同方面丰富和发展整个社会文化体系，可以对其分别进行专门研究。但是，它们仅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如果任其完全自由发展，呈现多元并存的状态，不仅不利于文化的统一，反而造成文化的离散以致分裂。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机系统，任何子系统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子系统只有在与其他子系统及其要素的相互联结中，才能获得特有的规定性，才能获得合理的说明，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因而有必要对各种社会文化进行有机整合。“社会文化”具有良好的整合功能，它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第二层次的亚系统，通过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吸收、涵化、融会、调和而趋于一体化，逐渐整合为社会文化体系，从而提高文化内部凝聚力和整合力。

（三）促进文化功能具体实现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它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文化建设是广义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狭义的）和生态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五大建设”之一，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是提升综合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未来，中国社会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精神世界深刻变化的大趋势将得以沿续，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多样化、大众化、信息化、全球化的五大趋势将会更加明显，这既给社会文化建设创造了宝贵机遇，又带来了诸多严峻挑战。同时，不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共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都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和社会整体文化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观念支持、舆论环境、文化产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需要更好地发挥其统一思想、扩大共识、调整心态、化解矛盾、创造精品、完善人格、展示形象、优化环境、凝聚力量、促进发展的作用。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忽视乃至否定文化建设的错误偏向，就会使中国的经济变质，就难以保证社会文化代表先进前进方向，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难以抵御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侵蚀。我们应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掌握国际文化竞争主动权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五个方面高度重视社会文化建设。

三、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

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要遵循以下基本思路。一是從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角度，从已有的大量关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研究成果中总结概括出中国社会文化的普遍性特点和一般发展规律，同时运用社会文化及世界社会文化等层面的一般性理论，借以关照中国社会文化，以发展较为系统的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理论。二是从文化与自然、人、社会四者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当代价值、制约因素与社会背景、基本结构与主要类型、历史渊源与现实状态。三是从多样性与一元性相统一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丰富多样性，阐释在全球化和文化交往普遍化、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等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揭示中国社会文化的异质性与同质性。

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大致有三种。一是历史文献法。从地方历史文献如典籍、碑刻、建筑、谱牒等中，探寻中国不同社会文化的特点、历史、风习、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人格等，以探索不同中国社会文化类型的渊源、过程、发展和特点。二是比较法。既通过中国社会文化与国外社会文化的比较性研究，把握中国社会文化的总体性特点与普遍规律，揭示中国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与统一性，发现其优势与不足，又将中国本土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其不同的特质与共同点，以探索它们在整个中华共同文化体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三是抽象法。在对现实中国社会文化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把握的同时，吸收借鉴已有的关于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特殊中抽象出普遍，总结提炼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范畴、主要观点和普遍规律，以上升到文化学的高度，建构中国社会文化的总体性理论，乃致创建中国社会文化学。

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研究所体现的最大特色和创新之处，应当是提出一种文化建构主义理论。不论是社会文化的“建设”“重建”“构建”“创新”，还是其“转换”“塑造”“传承”“发展”，它们相互贯通、相互渗透，但都可以用“建构”统摄起来。

“建构”是借用自建筑学的一个词语，原指建筑起一种构造（参见肯尼斯·弗兰姆普敦《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后来引申为指在已有的文本上建筑起一个分析、阅读系统，使人们可以运用一个解析的脉络去拆解那些文本中背后的因由和意识形态。“建构”包括设计、构建、建造等内容，是一个三位一体的集合，是一个全过程的综合反映，它既不是无中生有的虚构，亦不是阅读文本的唯一定案，而是一种从文本间找到的系统。“建构”一词是对英文“tectonic”的中文翻译，在德国、意大利、希腊和美国等西方国家，“tectonic”一词强调建造的过程，注重技术、结构、材料和表现形式等。与“建构”相对的是“解构”，解构着重在对各文本间的剖析、阅读，建构着重在系统的建立。在西方，建构主义的方法、理念和模式发散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和理论中，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以维果斯基、皮亚杰和布鲁纳等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知识和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社会文化互动中完成的。

1989年，奥纳夫首先提出了“建构主义”这一概念。建构主义指出行为体与结构是互相建构的，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建构性作用。建构主义从许多理论学派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例如索绪尔的语言学、哈贝马斯的“话语的权力”、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等。作为一种借鉴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的理论，建构主义的根源可以溯及到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的观念建构思想。

我认为，应当把建构主义思想模式运用到极为广泛的文化领域，以此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传承、保护、转化、创新和发展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指导，充分激发社会主体的文化创建活力，致力于理想化的“文化中国”的科学建构。

[责任编辑：林凡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