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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结”之后:2014-2015年美国当代艺术现象的切片分析

    时间:2021-01-20 07:57: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者相继从艺术史学、艺术哲学和艺术批评等角度提出艺术史的终结理论。这既体现了解构主义消解性的思潮在西方人文领域的蔓延,同时也是西方現代艺术自律性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始自19世纪末,以“艺术为何”(What is art)的终极追问为内在推动力的西方现代艺术,经历了“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艺术形式的推陈出新;“人人都是艺术家” (Every human being is an artist)的以艺术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社会雕塑”;波普艺术工厂化复制的艺术生产,以大众文化消解精英艺术的形式壁垒;以制度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为核心的观念艺术,揭示了美术馆、画廊等艺术机构对艺术自律性因素的潜在的界定权力等。在这个以自我否定的方式不断打破既定艺术边界的过程中,艺术家对种族、性别、信息化、图像化、全球化、商业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回应,繁衍出无限多维的艺术样态。与之并行的阐释与解读,也由形式分析,逐渐汇入图像学、心理学、语言学、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研究等,形成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以观照纷纭的当代艺术现象。当“艺术为何”的自律性发展最终突破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哲学的边界,艺术即生活、艺术即观念时,艺术将去向何方?艺术史的“终结”说即是对此艺术景观的描述与阐释。21世纪以来,对艺术自律性繁衍的回溯与反思、对非西方文化艺术的研究、对游牧式的生活方式的关注、对艺术与商业的互为关系的探讨等,在繁杂衍生的西方当代艺术景观中逐渐显现为新的趋向。本文即以此为构架,以2014-2015年美国当代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期呈现“终结”后蜕变中的西方当代艺术景观。

    回溯与反思

    与20世纪各种艺术流派繁衍更迭、艺术观念推陈出新所不同,新世纪的美国当代艺术不再刻意求“新”,而是把目光投向过去,重新审视曾经的前卫艺术创作如何在艺术与商业、艺术与生活的互为关联中逐渐汇聚为艺术史的主流;在对过往的梳理中,捡拾那些曾被忽略、并与当下产生关联的艺术创作。2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等旅欧艺术家开启了美国本土的现代艺术探索。30年代,MoMA的第一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去欧洲考察现代艺术,凭借敏锐的艺术感知,勾画出当时欧洲现代艺术的发展谱系,并把欧洲现代艺术通过展览引入美国,启发了美国本土艺术家的现代主义创作。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杜尚等重要的欧洲现代艺术家先后移民美国。这些都推动了现代主义艺术在美国的发展。40年代后期,抽象表现主义作为第一个美国本土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出现在西方艺术史中,而西方艺术的中心也由战后废墟中的巴黎,转到蓬勃发展的移民城市纽约。至今,纽约依然是西方当代艺术核心的发生场域。新世纪美国艺术界对过往的回溯,一方面呈现为对被誉为“后现代艺术之父”的杜尚的重新解读,以回溯的视角审视杜尚,当代艺术的核心观念,以及诸多艺术流派、艺术思潮等,都可以在杜尚的艺术创作、艺术观念、艺术态度中找到对应的源头;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家在创作中重现以往艺术家的作品,通过历史语境的重叠,而生发新的意义。在2014年惠特尼双年展中,纽约艺术家菲利普·万德·登(Philip Vanderhyden)重新制作了已故艺术家格雷琴·本德(Gretchen Bender)创作于80年代的装置作品《人在痛苦中》(图1)。在尺幅巨大的硬塑料制成的起伏褶皱的黑色表层下,散布着蓝光闪烁的一系列过去的电影名。格雷琴·本德活跃于80年代,但并未被当时的艺术界所关注。她在创作中,把文化生活中预置的图像、文字提取出来,在自己的作品中重新排列,以解构这些文化编码的含义。她曾经这样阐述自己的创作:“我把媒体看作一条食人的河,任何东西都会被吞噬其中。”[2]这件作品的原作几经腾挪,并没有保存下来。当代的年轻艺术家重新制作了这个装置作品,以曾经的艺术作品的重现,来呈现文化经验存在与消逝的方式。闪烁的老电影名指向过去的文化,而格雷琴·本德的艺术观念则朝向未来,与当今的时代产生关联。

    “他者”的舞台

    面对“终结”的“困境”,与时间维度中的回溯相呼应的是对非西方文化艺术的研究。这个趋向既凸显于2014-2015年纽约丰富多维的艺术展事,也潜在于21世纪以来西方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当中。在美国现代艺术中具有地标意义的纽约军械库展览,在其百年纪念后的第一个展览,聚焦于中国当代艺术。以徐震为代表的年轻一代首次以集体身份登上西方舞台。他们的创作,不同于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等前代艺术家,似乎完全抛开了中国符号,或是纯熟地运用西方现当代艺术语汇进行自我表述,或者“以团队式的生产与商品式的营销”[3]沉迷于艺术与商业的游戏之中。几乎同期,大都会美术馆亚洲部展出了以“水墨”为主题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不同于国内当代水墨创作侧重于对绘画语言的创新性探索,此次展览中,“水墨”成为一种观念符号,以影像、装置、架上绘画、雕塑等多种形式呈现出来。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展事,还有曼哈顿上西区圣约翰教堂展出的徐冰的大型装置作品《凤凰》(图2)、布鲁克林美术馆展出的艾未未回顾展,以及佩斯画廊展出的张洹个展等。上述展览勾勒出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而这个面貌既与中国当代艺术相关联,又非直接的镜像呈现。它体现了西方当代艺术界在对自身自律性逻辑的梳理中,对非西方文化艺术的观照与吸纳,试图获得一种“世界性”(Cosmopolitan)的研究视角。然而这一“世界性”视角是否依然等同于西方视角呢?纽约州立大学纽伯格美术馆(Neuburger Museum of Art)以“让每一天充满生机”为主题,展出了南非青年艺术家罗宾·罗德(Robin Rhode)近10年的艺术创作(图3)。现居柏林的罗宾·罗德,运用影像、行为等源于西方的当代艺术媒介,以一种青少年独有的游戏意味记录着个人生活的某些情境。常常出现在作品中的自行车等具有社会隐喻的图像符号,指向意识形态的含义;而其独特的感性表达方式,则作为新的语汇为“困境”中的本土当代艺术注入了些许活力。与此呼应,新世纪西方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也把那些运用纯熟的当代艺术语汇,基于普适主义(Universalism)的价值观,回应当代社会问题的非西方文化传统的艺术家的创作纳入研究的范围,建构立足于西方视角,而体现全球化(Globalization)趋向的世界性当代艺术框架。

    游牧的藝术家

    不同文化传统或交融或冲突的关系,在新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动中尤为凸显。长期的移民或短期的移居,日益成为当今人们或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个体游走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固有的文化基因与新的文化环境的际遇,或强化原有的文化传统,然而更多时候是以新的文化消解固有的文化框架。同时,作为外来文化的承载者,也为移居地的文化注入新的内容。这两个方面共同形成了文化的交融性(Hybridity)趋向。于是个体地域性的迁移,必然引发文化的“移形”(Shape-Shifting)。正如2014年惠特尼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斯图亚特·康姆(Stuart Comer)所述:“艺术家创作中的文化交融性不仅体现于多种形式和媒介的综合运用,而且存在于这些形式被翻译和转化为另一形式的过程……展览旨在呈现这种‘移形’的趋向,即语言与视觉形式的复杂关联,或二维的数字、脚本和图形向三维甚至四维的行为和环境的转型,或挑战二元的性别传统;抑或繁杂的世界性、跨种族身份等在边缘地带(地理或其他层面),主流文化有可能会减弱其强烈的推动力,而与之抗衡的力量才会增强。”[4]于是,游牧型艺术家的创作为“终结”之后的西方当代艺术展现了新的可能性。90多岁的艺术家、作家艾塔·阿德娜(Etel Adnan)生于黎巴嫩,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接受教育,并长期在两地生活和工作。她在类似中国传统绘画连续折叠的册页上,以抽象绘画和政治性文字、诗兴书写等方式,记述她游牧式的生活。作品的横向尺幅、图像与文字间意义的流动,形成一种变动不息的延续感(图4)。以“移形”的艺术回应世界性的游牧生活,其阿拉伯的文化基因与欧美西方文化的融合,赋予其作品置身于任何既定的边界之外的特质。

    艺术与商业的游戏

    1971年法国艺术家丹尼尔·伯顿(Daniel Buren)在第六届古根海姆国际艺术展上,第一次把他经典的条纹旗子挂进了美术馆,同时在美术馆对面的街角挂了尺幅稍小的旗子,从此开启了制度批判艺术对美术馆、画廊等艺术机构在美学标准、艺术价值等方面潜在权力的揭示和批判。30多年后,在纽约的艺术展会中,当年象征着前卫身份、承载着解构观念的条纹旗子,终以其物质性的属性占据了展会的一方空间,由画廊代理,按平方米出售(图5)。当代艺术似乎总是始于对体系的反叛,而最终被商业招安。美国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的创作,则始终都在精英艺术与大众生活、严肃艺术与艺术市场之间穿越游走。2014年惠特尼美术馆把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老馆的最后一个大型展览给了杰夫·昆斯。虽然备受争议,然而不可否认昆斯的艺术生产与商业运作模式恰是当下商品化社会的真实反映。充满流行元素的鲜艳的卡通形象占满惠特尼美术馆的五层空间,营造了一种荒诞的超现实感:刚刚结束的惠特尼双年展上,遍布在展厅甚至是楼梯拐角的充满隐喻的装置、影像、绘画与雕塑,轰然间为夸张且刻意抹去深层含义的空洞形象所取代。这些形象与摆放在拉斯维加斯装饰浮夸的赌场里,同为昆斯所作的体量巨大的充气卡通形象毫无二致,后者则毫无违和感地融入赌场平庸而欢庆的氛围中(图6)。丹尼尔·伯顿以条纹旗子对精英艺术体制的消解所蕴含的前卫性,最终却为艺术的商业化运作体系所吞噬;而杰夫·昆斯则以反讽的态度直接化解了艺术与商业的抗衡。

    2014年,惠特尼美术馆以杰夫·昆斯的回顾展作为旧馆的最后一个展览,像是一个告别,向“终结”的告别;2015年,位于曼哈顿中城的新馆开馆展,则更像是对新时代的召唤。在新馆开阔的展示空间中,以23个主题、600多件艺术作品系统地梳理和呈现了20世纪初至今美国艺术的发展轨迹。作为美国本土艺术重要的展示场域,惠特尼美术馆以回溯的方式反观当代,以期探寻朝向未来的方向。当代艺术的本质在于对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的观照,以普适主义的价值观回应社会问题。2014-2015年的美国当代艺术,以对历史的回溯与反思、对非西方文化的研究、对艺术家新的生活状态的关注、对艺术与商业的关系的探索,呈现了西方当代艺术界走出“困境”的新趋向。时隔两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巨变之中,始于20世纪末的全球化面临阻抑,意识形态、宗教观念的对抗亦未停息。新的社会转向,召唤新的艺术与之回应。而作为人类精神载体的艺术将永远不会终结。

    注释:

    [1]2014-2015年,笔者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在纽约州立大学研习西方当代艺术,并考察了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等城市的当代艺术现象。本文即基于此次实地考察的感受而写成。

    [2]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Whitney Biennial 2014 online document

    [3]王端廷《什么是当代艺术》,刊于《中国美术》,2013年第4期,P9

    [4]Stuart Comer, , Whitney Biennial 2014,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4,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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