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西安事变是扭转时局的关键”
时间：2021-01-25 08:03: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人教版高中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一章第五节“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中，把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描述为：西安事变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那么如何理解“西安事变是扭转时局的关键”呢？（“时局”就是当前的政治局势）要深刻准确地理解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就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理清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几件大事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一、对比西安事变前后中国政治局势的特点
1.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近代史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两对：一对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一对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矛盾逐步加剧，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变为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2.中国政治局面的变化。西安事变前，中国的内战持续了２０多年，先是军阀混战，再是北伐战争，紧接着又是国共的十年对峙。尽管日本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占东北扶“满洲”，又通过发动“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分别占领上海、华北，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却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剿共”。西安事变后，全民族的抗战虽未马上打响，但内战却事实上暂时停了下来。
从１９３２年伪“满洲国”成立到西安事变以前，在中国的国土上并存着三个“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三省后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建立起来的傀儡政府和殖民统治机构，自然得不到多少国人的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蒋介石眼里自然是“叛乱”政府，故其必想灭之而后快；而南京国民政府也只是于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才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拥有大量武装的军阀各据一方，伺机自立门户，1930年的中原大战就是明证。
同时，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由来已久，而且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加剧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推行，又出现了“投降派”和“抵抗派”。1933年11月，驻闽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为核心，联合黄琪翔领导的第三党和李济深、陈友仁等国民党内的一部分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亦称“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反蒋，宣言抗日。（1934年1月21日，“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内部分裂和蒋介石的军事“围剿”而覆灭）1933年5月，冯玉祥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察哈尔省主席，委任佟麟阁为代理主席。还暗中吸收了大批共产党员进入抗日同盟军，揭露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宣布将独立与日本侵略者作战。
西安事变的发生，同样是国民党内部分化的表现，只不过其主角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选择了更为独特的方式。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以无可争议的事实扼制了中华民族涣散、分裂的势头，为全民族的抗战赢得了六个月的准备时间。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开始后的1937年9月6日，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以示服从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除少数“投降派”外基本服从指挥投入抗战。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后日益团结统一。
3.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存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也使“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却异常缓慢，特别是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继承者自居的蒋介石，上台后就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行独裁统治，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特征就是一党专政、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蒋介石除了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施“围剿”和屠杀外，还大量搜捕、关押爱国志士和进步学生（“七君子事件”就是明证），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不断地打击“左派”等进步力量，排除异己。
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可以说是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的恶果。当共产党经过长征，正是力量最薄弱的时候，蒋介石以为这正是消灭共产党的最佳时机，于是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借用张学良的东北军、山西军阀阎锡山来围剿共产党。但蒋介石低估了共产党的生命力和张学良的爱国心，张学良不可能看着自己的家园东北沦陷而无动于衷，“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必然。为了活命，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包括“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改组国民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在内的六项主张。
西安事变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清新”了一些：蒋介石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包括“七君子”在内的一批政治犯得以释放；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由“非法”到“合法”，他们在抗日斗争中提高了自身的威信和实力，以至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再要独裁已不可能。
二、紧紧抓住“西安事变”抗日救亡的特征
中国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就如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局势变化中，西安事变是最主要的，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治的最强音就是“抗日救亡”，后来它逐渐由少数人的呐喊演变为全民族的合奏。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党中央开始以西北为革命基地，发挥共产党和红军作为抗日先锋队的优势，积极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年12月9日爆发的北平学生运动，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新高潮，为推动全民抗战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在当时形势下，能否使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最高领导转到团结抗日的政策上来，对能否顺利地实现全民抗战是关键性的问题。西安事变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红军长征胜利”、“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都是使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的重要因素。西安事变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扭转时局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责任编辑：徐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