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政治对手，以及零和博弈
时间：2021-01-27 09:29: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鸿章
历史有很多巧合之处。隔着时空，以后来人的角度观察尤其如此。
甲午年中（1894年6月1日，以下均以公元计年），朝鲜东学党自年初以来的起义，达至高潮：攻陷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的此次胜利，作为一个爆破点，引发了中日两国出兵朝鲜，继而形成中日两国的甲午战争。这个时刻，值得留意。
就在东学党夺城的前一天，李鸿章刚刚完成出海校阅北洋海陆军及沿海防务的“汇报材料”（会奏）。这份报告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章句是：“中国自十四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在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窍虑后难为继……”甲午一战，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但仅此“后难为继”——6年未购任何军舰的事实，亦足以让后来人回归李鸿章的角度来观察这场战争，并体会其艰辛。
有趣的是，这份报告所蕴内涵，远比摘此章句为李氏辩护丰富。报告论及沿海防务：“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
就此呈述，晚清的北方中国安全状况，李鸿章的意思明确：海军不及陆军，进攻无力但防务无忧。只是，现实很残酷，现世报就在眼前，北洋水师既已覆没，鸭绿江及辽沈防线亦形若虚设，日军全面突破。马关谈判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威胁说：我命令一下，则北京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
以战争的结果，检验过往的历史，比如晚清30年自强运动，经此一役而全盘失败，固然让人扼腕叹息，但何以至此，却仍然有深入认识的必要。
与李鸿章“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的乐观对应，我们更少知晓的事实是朝廷的反应，光绪回复：“李鸿章督导有方，着交部议叙；各将领训练士卒，修建台坞，不无微劳足碌，着准其择优保奏。”
“形势完固”之北方中国，在光绪看来，李鸿章及其将士仅仅“不无微劳足碌”；而“后难为继”，如何处理，则不着一言。就一国安全的军事建设，而且是涉及京师安全的北方中国之防务，朝廷与疆臣之间，如此敷衍，甲午之年，非细阅不知其详。
东学之乱之于中日
东学党攻陷全州的第二天，朝鲜方面即请中国代为平乱。从中国方面来看，至少最初，这算不得什么大事。10年前，1884年，朝鲜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并占领皇宫，袁世凯率兵镇压，三天结束，史称“甲申政变”。此际朝鲜动荡，实为常态。而东学党所据之城，仅仅全罗道首府而已，相比当年攻占皇宫，并不显著。
是否出兵代为朝鲜平乱，当时李鸿章与袁世凯要考虑的因素并不太多，朝鲜力弱，出兵平乱并无挑战，关键是此举会不会引发日本方面的反应——当时日本驻朝鲜及天津领事分别向袁世凯与李鸿章表示：希望中国及早派兵平乱。事后来看，日本之希望与诱导中国出兵，并非毫无目的。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纲》里不免叹息：“一向精明机警的袁世凯，以为日本似无他意，李鸿章亦深信不疑。”而从日本本土传来的判断，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回复说：日本政争剧烈，断无生事余力。对日本的判断似乎一边倒，他们无意亦无力介入干涉朝鲜事务。很遗憾，这个判断与事实迥异。
历史中人面临的困局之一就是信息的不对称，这是事后诸葛亮的优势所在。回望当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得知朝鲜已请中国平乱之时，即决定不问中国以何种名义出兵，日本亦将派遣相当军队，以示不惜诉诸武力的决心。
陆奥宗光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蹇蹇录》里解释说：
以此次事件论之，毕竟朝鲜内政之改革云者，不过为调停中日两国间之难局，所筹出之一政策。……余假此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两国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矣。
日本的主动，非唯偶然，实为缜密计算的结果。
一般史论，晚清的自强运动，有两重动机，一是对内，一为对外，对外主要指西方国家，志在自保。这其中，1874年，日本谋划侵占台湾失败之后，自强运动更现实的目标即为针对日本，北洋舰队的建设，是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
而与中国差不多同时改革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动机则是：尊王攘夷。尊王是巩固皇权，攘夷是防卫欧、美，所采取也是守势。等到维新稍有成就，就转对中国，所采战略全为攻势。中日两国新政的比赛，最终——“两国将不免一战”，是当时两国重量级人物的“共识”。
中日两国不免一战，战场在何处？朝鲜。
日本明治维新不久，即派三个使团入朝，试图修订双方关系。朝鲜的宗主国是中国。明朝晚期，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朝不顾国库亏空与军备废弛，1592年派出21万明军进朝抗击日本，为此耗费白银1000万两；1597年，再次派军入朝，所耗资金与前次相近……两次抗日援朝耗费巨大，明的覆亡加速。因此事实，朝鲜人当然对中国怀有尊敬与感激，他们把跟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同日本之间较为平等的“交邻”关系。面对日本方面模仿西方，当时朝鲜的摄政者大院君不以为然，拒绝修订两国关系，并以日本国书不合体统而将其使节拒之门外。
这个时候，1873年，日本方面就决定派出一支讨伐部队前往朝鲜。但伊藤博文、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审慎地取消了这个计划。10年之后，1885年，日本又兴起为朝鲜与中国一战的思潮，伊藤博文再次拒绝，认为日本应先努力内部建设，不可冒昧。而也正当此际，李鸿章开始不断地警告清廷官吏：十年左右，日本富强必有可观，这是中国的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
日本何以朝鲜以及中国为主动目标，而且取攻势战略？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里概述：其一，为国内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愤的机会，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国外问题；其二，对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地位进行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其三，阻止英国和俄国在日本附近寻找立足点；其四，为1592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