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外交研究的几种新视角
时间：2021-01-30 07:59: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公共外交研究出现几种新的理论视角，包括新公共外交、游击外交、思想政治以及战略话语性公共外交。这些研究对国际关系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思维，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新的国际背景下公共外交的意义。
进入2 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实践者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公共外交理论的引进和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且主要是用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对公共外交进行研究。本文评介了西方学界对公共外交研究的几种新的视角，旨在使中国学者全面了解西方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公共外交研究提供启示。
新公共外交
荷兰学者扬·梅理森（Jan Melissen）提出的“新公共外交”概念是对传统公共外交理念的一个创新。在他主编的《新公共外交：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5）一书中，他与布莱恩·霍金（Brian Hocking）的两篇文章都充分介绍新公共外交的理论基础，并组成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新的环境”。
梅利森在他写的《新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中，对传统公共外交提出挑战，他说：“为了准确理解新公共外交，维持过去的外交形象是无益的，……把历史实践投射到当今的国际环境是不合时宜的。”他提出了新公共外交的概念，其中包括三个因素。首先，公共外交不仅限于国家，其他的行为体，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进行公共外交。他认为，外交不是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层次模型，而是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操作的。其次，虽然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国外的民众，但却不能完全和国内的民众分开，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是有紧密联系的。再次，公共外交是一条双向路，国家政府需要跟国外民众进行对话。
同时，作者强调，公共外交不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建立信任和可信性，因此最好是用来实现长期的目标。公共外交用来实现短期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可靠的。他分析了美国对阿拉伯世界进行的公共外交的案例，认为虽然美国的对外政策目的实现了，但并没有实现它的公共外交目的。这意味着以前的公共外交被视为对外政策的工具，而现在对外政策将逐渐成为公共外交的工具。他还提到美国之外的国家是如何看待与实施公共外交的，这一点明确了公共外交不限于美国，而是各个国家外交策略的主要因素。文章还试图区分公共外交、宣传、国家品牌与文化外交。
布莱恩·霍金在《重新考虑“新”公共外交》（Rethinking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一文中提到，应该从世界政治环境变化的背景来看待外交本质的变化。首先，作者“解开公共外交之线”，以便展现出公众与外交实践之间的联系。公共外交之线针对许多不同的主题，结合起来便可以组成为公共外交。第一条线是民主责任，它会成为民众积极参与外交的潜在动力。第二条线是社会网络的增强、社会关系的扩展和时空的压缩，其超越了传统的边界、引起了新行为体的兴起，并影响了全球环境。第三条线是信息科技的发展。第四条线是相关媒体对外交的影响，其引起民众向政府施压以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第五条线是关注国际形象的新国际政治趋势，其反映了国家在内外压力之下力图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在全球政治环境中的角色。
基于此，作者提出公共外交的概念应该把民众理解为外交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把民众理解为政府外交政策的被动对象。通俗地说就是，公共外交将逐渐成为民众们做出的外交，而不是向民众做出的外交。最后，作者探讨了传统外交的层面模式与公共外交的网络模式的不同。如上述梅利森所提出的，新公共外交适应于网络环境的操作，霍金同样认为网络的非层面性质促进合作与学习，并加速获取与整理知识。这些网络连同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已经能够影响外交进程，渥太华进程和金伯利进程便是典型例证。
“游击外交”
前加拿大外交官达里尔·科普兰（Daryl Copeland）的在其《游击外交：重新思考国际关系》（Guerrilla Diplomac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ynn Rienner Publishers， Boulder， 2009）一书中，以从属关系理论为前提，提出“ACTE”的世界秩序。从属关系理论即2 0世纪中期发端于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它把世界分为发达的“核心国”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并强调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关系。科普兰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世界秩序模型。依照世界各国、地区、民众或团体所受到的全球化影响程度的不同，它把世界分为四类：“A”表示“先进（advancing）世界”，是指那些得益于全球化的人或地方，“C”表示“不可预知（contingent）世界”，是指未来取决于全球化发展的积极或消极形势的地区和国家，“T”表示“第三（tertiary）世界”，是指在全球化中处于相对从属地位的国家和地方，“E”表示“被排除（excluded）世界”，是指大体上尚未受全球化影响的地区和国家。这种世界秩序模型以跨国为特性，而不是以地理政治为特性。
在此理论前提下，科普兰主张从“人类安全”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安全，认为安全的问题取决于以人为中心的、各个方面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依赖于生产或获取知识。作者提出“全球知识的政治经济”的概念，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和技术，是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从而也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必要因素。
据此，作者提出“游击外交（Guerrilla Diplomacy）”的外交方式和政治策略。作者之所以将之称为“游击外交”，是指这种外交不是在大使馆进行的或开展的，而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它是一种外交官与所在国民众共同合作，以致力于实现发展的目标以及维护和提高人类安全的外交方式。科普兰还描述了“游击外交官”的具体形象：首先，他们能生产并应用知识。由于外交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外交实践者与全球知识的经济政治连接的能力，因此游击外交官必须熟悉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其次，他们还需要了解当地的知识、文化、语言及沟通技术，以便于与当地民众建立直接的联系，积极合作以促进人类各种方面的发展。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援助计划的志愿者、教师等都对人类的安全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他们都是外交官与之联系和合作的对象。也就是说“游击外交官”不一定只与所在国政府有联系，他们还具有非官方的代表能力。
总之，“游击外交官”具有独立性强、灵活性大、敏锐感高、适应能力强的特点。这些特点足以使他们成为“思想全球化，行动本土化”的化身。
思想政治
两位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戴维·朗斐德（David Ronfeldt）和约翰·阿奎拉（John Aquilla）在他们所写的《思想政治：公共外交的新范式》（Noopolitik： A New Paradigm for Public Diplomacy，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Routledge， New York， 2009）一文中，以“思想空间”（Noosphere）的概念为理论前提去理解“外交的革命”。朗斐德与阿奎拉阐述了三种基于信息领域的空间：网络空间、信息空间与思想空间。网络空间基本上是指互联网，它是基于科技的领域，其中有“虚拟团体”以及“全球心理的道路网”，且它可以加强世界人民精神上的联系。信息空间是指不受限于计算机设施的全球信息环境，因此它既包含网络空间，也包括网络空间之外的信息形式，如电视传播、印刷和其他的媒体等等。“思想空间”（Noosphere）是最抽象的、范围最大的领域，指的是一种环绕全球的脑海、一种地球性的知觉、一种体现着活力性思想的网络。
由于以上三种领域都是基于各种形式的信息，因此知识已逐渐地成为权力与战略的强大资源。于是，他们提出以思想政治（Noopolitik）作为外交的新途径，亦即强调“信息软实力（Informational Soft Power）”在观念、价值、规范和伦理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为了突出思想外交的特点，此文专门对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与思想政治进行对比：前者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后者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前者重视国家利益，后者重视共同利益；前者认为权力在民族国家内存在，后者认为权力在全球社会组织内存在，等等；力图实行思想政治的外交实践者不关心制衡权力、而关心制衡知识。
以上三种思想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把外交的实践与知识紧密联系起来，都认为存在一个将世界上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的全球知识体系，并且强调这个知识体系是外交权力的来源。它们都按照信息时代知识的重要性去设想国际关系的新范式，并提出了新的外交方式。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对安全的定义有所不同：科普兰主张“人类安全”，因此他认为安全取决于发展，外交官的主要工作是贡献于人类的发展；而朗斐德和阿奎拉则仍按照传统的战略思想（也就是说考虑如何准备、进行和胜利战争）去理解外交实践，只不过他们所指的战争是非军事的网络战争和观念战争。由于安全取决于信息，外交官的主要工作是获取知识。
战略话语性公共外交
2 1世纪，话语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途径。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薇薇安·施密特（Vivien Schmidt）提出的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强调话语在对外政策机制的形成和对外政策实施中的作用。不过，作者没有专门提到公共外交，因此话语制度主义只是为公共外交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方法。
菲利普·皮儒德洛（Filippos Proedrou）和赫里斯图·佛兰格尼克洛普洛斯（Christos Frangonikolopoulos）所著的《重新聚焦公共外交：探求具有战略话语性的公共外交》（Refocusing Public Diplomacy： The Need for Strategic Discursive Public Diplomacy，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 32， No. 4， 2012）一文认为，公共外交还不够“战略性”，也不够“话语性”。战略性是指公共外交应专注于关心大部分人，尤其是对全球人口的威胁。话语性指的是公共外交的过程应意识到话语的重要性。两位作者建议话语性公共外交应按照三步法进行：一是公共外交应该从收集与分析国外民众的看法入手；二是公共外交专家应该对这些看法进行反馈，并安排讨论与对话的论坛；三是公共外交应该包括反思的步骤，对话结束后决策者需要思考对话的结果以便理解自己政策的欠缺或不足之处。通过战略话语性公共外交，可以把观念与论点传达到公众、与目标国家民众建立深刻的互相理解并获取有益的见识。
两位作者认为，战略话语性公共外交能加强某国际行为体对外政策的透明度、合理性并提高对外政策实施的效率。文章同时还探讨了美国和欧盟利用战略话语性公共外交来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该文在谈及公共外交与话语之间的潜在关系时指出，概念仅仅是提示性的，他们的理论应该指向公共外交的实践，并建议公共外交的实践应该在话语的过程中进行。不过，像施密特一样，作者也没有提到话语与权力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实际上，战略话语性公共外交可以作为话语制度主义的有力补充，二者能够相互配合：话语制度主义能够提供给学者们分析外交政策中话语运行的方法，而战略话语性公共外交能够提供给实践者采用话语的过程，并以此对外交进行指导。
以上西方学界对公共外交研究的几种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把国际环境理解为以民众为主的网络环境；其次，把民众视为外交的积极参与者；第三，把外交政策视为公共外交的工具。这些新的思维方式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分析范式进行了反思，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新的国际背景下公共外交的意义。
总之，公共外交将成为21世纪国际交流的主要方式，公共外交的研究为国际关系学科更能适应于21世纪的新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机会。如果国际关系学科想要在21世纪有所作为，那么，深化对公共外交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吴威德（Jarrett T. Wilde）：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14级加拿大籍博士生。
邢 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