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对清末外交思想近代化的积极影响
时间：2021-01-31 07:56: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提倡“自给自足”导致“重农抑商”，鄙弃“奇技淫巧”导致“重道轻器”，反对“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导致“变法图强”者势微的中国传统思想，在近代以来屡被以“阻挠中国社会近代化”为由而备受批判。因而，看似并无内生力的中国传统思想对清末外交思想近代化的影响也常常被学术界视为消极为主。然而事实上，传统思想对清末外交思想的近代化也产生过相当大的积极影响。本文将着重研究传统思想对于清末外交思想近代化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清末 中国传统思想 外交思想 近代化 积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7.02.068
Abstract Advocate "self-sufficiency" led to "restraining commerce"， "disdain diabolic tricks and wicked craft" causes "despising" against the "cause" not get into a rut， dare to innovate "1898" potential micro China traditional thoughts in modern times has been to "obstruct China social modernization on the grounds and criticism. Thus， there seems to be no internal drive China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influenc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Ideological Diploma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ten were regarded as negative. However， in fact，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diplomatic thought of modernization has also had a considerable positive impac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diplomatic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diplomatic thoughts
清末外交官主要由受以儒家正統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组成。因而，清末的外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尽管，随着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殖民者的侵略剥削，近代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降低，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日益丧失，晚清外交总是给人以一种乏善可陈的直观感受。但事实上，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晚清志士仁人，在通过洋务运动开始经济近代化，通过戊戌变法尝试政治近代化，兴办新式学堂实施文化近代化的同时，也在努力转变外交思想，实现外交近代化。而看似并无内生力的传统思想却为清末外交思想的近代化给予了养料。
在中国古代的中原地区，官方正统儒学占统治地位。在此思想的影响下的外交思想表现出以“王者不治夷狄”为核心的特点。一方面，“华夷之辨”体现了古代中国 “天朝上国”的中国中心主义，不平等的外交观。另一方面，“不治夷狄”又体现了一种反对以武力手段开拓疆域，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推行“羁縻”政策，结与友邦，实现君临天下的目的的一种尚和重信的精神。而后一个方面，在中国外交近代化问题上，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积极影响。
尚和，即崇尚和平，尽量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种思想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之下，妥善运用，可以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在尚和的外交思想作用下，清末外交思想很快吸收了对西方国际关系学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均势理论，并为“以夷制夷”赋予了新的内涵，产生了新的外交理论。在面临列强瓜分，国贫民困的情况下，尽量不进行直接军事冲突，而是在条约体系下，分析列强之间不断被激化的矛盾，对国际法进行充分而灵活的运用。合纵连横，有联有拒，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利益并且赢得强军备战的时间。李鸿章是“以夷制夷”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典型案例如1872年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和1875年的马嘉理案。1872年，《江华条约》由日朝双方共同缔结。条约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李鸿章对此使用“以夷制夷”、合纵连横的外交观念，在1881年利用美国来使欲与朝鲜通商的契机，促使朝美双方签订包含“朝鲜为中国藩属国”声明的通商条约。在此之后，德、英等国纷纷效法美国与朝鲜订约，使日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地位，既挫败了日本东扩的动机，也暂时稳定了东北部的局势。而面对马嘉理事件中英国公使威妥玛的逼迫，李鸿章同样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他在烟台谈判期间，放出烟台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有关的消息，使得各国公使感到自身利益被触及而纷纷前往烟台。李鸿章借宴请公使之机，陈情说理，最大限度地博取舆论同情和支持。尽管在此理念下李鸿章进行的一系列实践整体上都以失败告终，但却不可忽视其中如清廷腐朽没落，资本主义为大势所趋的客观因素；也不可忽视在“和局”带来的短暂安定时期进行的洋务运动等活动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推动；更不能忽视这种在传统“和为贵”思想基础上吸收借鉴的均势理论是利于争取和平局面，缓和国际关系，维护国家利益的，是符合现代外交基本理念的一种优秀的外交思想。
重信思想，更是符合当代外交理念。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重信的思想有利于瓦解“天朝体制”，也更利于顽固势力接受平等的近代化外交观念。尽管完全依靠国际法维护本国利益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可笑可悲的错觉，但是熟悉国际法，却对最大限度地争取本国利益有着积极的影响。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在早期与俄国进行交涉时，张之洞据理力争的重要依据就是国际法。《万国公法》明确指出“自治其事”“不听命于他国”。重信的衍生品是守约。尽管当时中国守的约均为不平等条约，但在外交观念上仍有进步意义，在维护国家利益上仍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守约可以缓和局势，并且利用已签订的条约回绝列强额外的要求；另一方面，废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毁及《北京条约》的签订就都起因于清廷对《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废弃，且扣押并杀害英法谈判代表。而坚定守约与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永久效力有着显著而尤为重要的差别。不毁约不代表不可以修约，事实上，修约就是守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时俱进地修约才能长久地守约。这样兼有修约思想的守约精神有利于日后的修约运动。
除去正统中原传统儒家文化外，湖湘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以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近代杰出外交家曾纪泽为代表的一大批左右时局的近代外交人物都来自湖湘文化区的腹地。自然而然，湖湘文化有着对清末外交思想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湖湘文化以经世致用为突出特征。因而在盛行埋手故纸堆、研究经史子集的晚清时期，湖湘文化圈却能做到考据之风淡薄，从书本道理反推自身。清末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如魏源、曾国藩等，虽然同样参加科举考试，却更多的是凭借真才实学、优秀政绩闻名于世。在應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时，讲求实际、能灵活运用古书典籍比埋首故纸堆、纸上谈兵要有效得多。在经世致用的影响下，湖湘文化外交家灵活通便，懂得因势利导、借势而为的道理。为中国近代外交思想注入了知己知彼的敌我观和了解国际整体局势的大局观。魏源很早就提出： 筹划“筹事”必须要洞悉“夷情”，洞悉“夷情”必须要通晓“夷形”。郭嵩焘也曾强调：“知天下之势者，可与审几矣。” 这种以经世致用为主导的实用理性外交思想，有利于帮助中国摆脱故步自封、闭关造车的思想，“开眼看世界”，充分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打破天朝上国的迷梦，进行晚清的思想启蒙，促进外交的近代化。
此外，在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又被赋予了一种不怕出头，勇敢倔强的精神，用湖湘文化的后继者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乐观进取的尚争精神虽与居于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的“克己”“中庸”相反，却又相辅相成。曾国藩在自身理解运用的具体实践中将此种外交哲学归纳总结，得到四个字：争诚信和。 争，即据理力争；诚，即推诚相见；信，即信守和约；和，即外敦和睦。争在四字中排位第一位，可见其重要性。重则争，在核心利益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弥补了中原传统文化“和为贵”的不足，也常常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利器。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清军收复新疆为例，尚争在外交上的积极作用体现无遗。湖湘政治家左宗棠是武力收复新疆的主力军，认为如果此时再不奋力争取，会导致伊犁沦丧，国家领土的不完整。而湖湘外交家曾纪泽更是在收复伊犁中以力争主权成为了“虎口索食第一人”。更重要的是，尚争并不是一味争取，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争取。争取是有轻重缓急的。曾国藩就对此曾表态：可以为国计民生而据理力争，甚至动用武力，而不会为了“虚仪”而寻衅挑事。重者，如主权，如民生；而轻，便是那些朝贡跪拜的“虚仪”。在核心利益方面，竭力维护，但也要看到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如在伊犁问题的谈判上，曾纪泽对国家利益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划分得十分清楚。在伊犁问题的争议上，主次方面共有三个，即：分界、通商、偿款。其中分界为主要方面，因为涉及领土主权，一旦确定在长时间内难以变更。而通商相较分界而言，可以随时修改，修约较为容易，为次要方面。而赔款较前两者更为次要。湖湘地区的尚争思想丰富和补充了中原地区的尚和思想，使和平成为有条件的和平，抗争成为有条件的抗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权，保障平等的外交礼仪，同样有利于中国外交的近代化。
总的来说，以中原文化、湖湘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对清末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晚清的志士仁人利用这些传统思想，提取其中积极有益的部分作为思想基础，并积极吸收借鉴西方近代外交思想，从而促进了清末外交思想的近代化。
参考文献
[1] 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01：222.
[2] 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
[3] （英）惠顿著.万国公法.丁韪良，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5] 崔瑞德，费正清著.剑桥中国史.杨品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02-01.
[6] 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04-01.
[7] 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9.
[8]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7）.
[9] 王存奎.略论中国近代外交思想中的均势观.安徽史学，2003（4）.
[10] 杨帆.郭嵩焘与中国近代化的外交.黑龙江史志，20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