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梵蒂冈的国际关系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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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1970年至1990年的国际政治发展格局之中，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也逐步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并成为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学派的主流之一。梵蒂冈（罗马）教廷依照《拉特兰条约》（Lateran Treaty）建构了一个实际不受领土限制的政治实体，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国家模式形成了挑战。梵二会议后，教廷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以实际行为重塑跨国政治行为体的宗教身份，以博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关键词：国际关系；梵蒂冈；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6 — 0048 — 03
一、梵蒂冈的当代国际关系之身份建构
梵蒂冈城国（Vatican City State）世界上最小的獨立主权国家， 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亦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宗座Apostolic See）驻地。虽然面积仅有0.44平方公里，却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充分利特殊的宗教身份，共同的宗教认同，积极频繁的开展外交活动，建构基于宗教权威的跨国政治行为体，使梵蒂冈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影响。
从政治实体分析，梵蒂冈的当代外交行为是一种基于宗教权威的跨国政治行为体，它外交实践遇到的第一个难点，就是国际身份的认定。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世界体系里，唯独梵蒂冈（罗马）天主教建构了正式的政治实体身份。教廷派出的外交官代表的是教廷，而非梵蒂冈城国，这是梵蒂冈自我认定的正式外交名。①在传统的政治实体身份辨认中，通常主权国家才是外交行为的主体。希望教皇派出的外交官是主权国家的使节，不愿承认教皇签署的政教协议，作为在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外交主体身份，除非以梵蒂冈城国的身份才被接受。梵蒂冈政治实体身份的法律依据是1929年签署的《拉特兰条约》（Lateran Treaty），该协议承认教廷在国际外交上代表梵蒂冈城国的主权。②
从国际体系的行为分析，梵蒂冈建构着世俗领袖与普世精神的双重身份，为自身在政治外交活动中提供了方便。梵蒂冈面对全球化的进程，其双重行为主体身份的优势非常凸显。梵蒂冈建构的政治实体身份，代表宗教在国际体系中履行使命时有着明确利益目的。首先，维护以梵蒂冈（罗马）教廷为中心的核心利益；其次，教廷以利益为前提，不但维护天主教组织结构的统一性，并且倡导改善世界天主教会的社会环境，维护在世界的核心地位。然而，对于世界天主教会圣统制（Catholic Church Hierarchy）中心的梵蒂冈而言，在选择改善天主教的社会环境所采取的策略，与当代国家采用的方法是相悖的。
二、梵蒂冈的权威、利益与跨国政治行为体之建构
建构国政治行为体的理念和价值观，权威功能是关键性的机制与方法。梵蒂冈凭借教皇的道德权威地位建构的跨国政治行为体，极少使用武力和追逐物质利益来实现社会影响力。关于权威的讨论，有两点基本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权威的影响力是由特殊社会环境中现存的共同信仰、价值观和实践建构；另一种看法，认为缺乏共同信仰的权威认同，是导致权威在社会关系中变得至关重要的原因。
当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意见不统一时，拥有权威者身份的组织会强硬的参与其中，为此提供独特的专业意见。弗里德曼认为，在跨国政治行为体中，宗教权威可以防止分歧和猜疑引起的混乱局面。梵蒂冈利用教皇的权威，参与世界各天主教会国家的活动，显然可被纳入权威者的范畴。国际体系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时，就会出现许多相互竞争的权威者。梵蒂冈（罗马）教廷在跨国行为的现实实践中，表现出了宗教权威的特征。作为拥有天主教权威身份的跨国政治行为体，为了教廷的利益追逐，利用国际体系中缺乏的共同信仰，对其它行为体形成影响，并为教廷的利益预留了空间。
梵蒂冈总是以道德权威的姿态亮相于国际体系。对于国际政治来讲权威与合法性至关重要，无法避免政治会映射权力转变为权威①，同样权威对于跨国政治行为体（Transnational Actors，TNAs）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②梵蒂冈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威基本上都依赖于宗教道德的地位，行为者表现的社会认同和利益，使道德权威成了权力的源泉。③基于梵蒂冈具有世俗主权的宗教政治行为体身份，在国际外交行为中，既有掌权者的体现，也有权威者的体现。从掌权者角度分析，梵蒂冈政治行为体的身份地位，客观上已是制度化团体中的一个掌权者。在国际社会中梵蒂冈（罗马）教廷努力强调自身为天主教的权威者，甚至逾越其他国家的掌权者，导致拒绝加入联合国的原因之一。作为宗教道德权威，教廷不仅具有国家身份，而且积极地跨国外交行为对国际政治也产生了影响。梵蒂冈具有国际法人身份，与世界各国一样属于国际法的主体。梵蒂冈宗教权威的合法外交身份，是主权国家，还是跨国政治行为体，其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梵蒂冈主权来源的特殊性。梵蒂冈的主权是国际体系形式中的理性认同，也属于国家法理的主权。通常，国家主权包括经济、人口、军事和边界功能化的形式，梵蒂冈的主权范式并不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而是塑造精神地位的拥有者。虽然梵蒂冈的主权范式是跨国界行为，但是从本质上的跨区域权威使它不同于常见的国家主权；第二，梵蒂冈外交力量的非强制性。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共同体在领土内拥有使用强制力量的垄断权”④，在国内合理化使用武力是国家固有的特征。罗马教皇也曾经使用暴力去实现利益，可现代早已宣布摒弃使用暴力，如今依靠意大利的司法体系维持秩序，无司法体系也使梵蒂冈不同于一般国家形式；第三，梵蒂冈主权要求的跨国性。国家主权强调领土范围内的自治，而梵蒂冈宣誓的主权是不受领域限制，在全世界内阐扬影响力。认为跨国性的主权行动是必要的，传教活动和神职人员流动皆是跨国行为。虽然不属于政治外交活动，但是梵蒂冈强调要与全球天主教徒保持紧密联系，那么这种跨国性也使得它成为毋庸置疑的跨国政治行为体。
梵蒂冈利用道德权威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挑战与威胁，建构了全世界最大组织的跨国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担任“权威者”角色，为研究道德权威的影响力提供了有力证据。在研究梵蒂冈的国际关系时，并不能视为一般性国家进行研究，而是更加倾向于跨国政治行为体中的宗教道德权威。在当代国际活动中，梵蒂冈利用跨国政治行为体的身份来实现参与和发挥罗马教廷的国际影响力⑤，实际的外交行动建构国际外交主体身份认同。
三、梵二会议后教廷的外交行为变化
梵蒂冈的外交行为“故意避开政治，可依然伴随政治属性”。⑥不能因教廷坚持外交行为的宗教权威，去忽视教廷利益的外交行為，在客观上所产生的政治与社会结果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首先，梵蒂冈若望·保禄二世（简称“梵二”）活跃的外交活动，以重建梵蒂冈现代外交关系，逐步与许多大国和教廷恢复关系与建立外交关系。广泛的加入各种国际组织，成为组织会员，积极签署国际协定，以道德的名义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间接地使其发挥影响力。根据梵蒂冈《2012年宗座年鉴》（Acta Apostolicae Sedis2012）公布的资料，截至2011年7月，教廷与179个国家正式建交，约有11.96亿天主教徒受其任命，信徒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7.5%。
在当今复杂化的国际体系中，各国力量此消彼长，教廷依然领导着一个庞大的跨国宗教组织，高举道德权威，在地缘政治中以超然的姿态穿梭，进退自如。①
其次，梵二会议后，教皇的出访、对话与息争打开了与全世界对话的大门。尤其是教廷结束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维持多年的僵持和敌对，努力解决教廷任命问题，满足教廷的利益。②如1964年1月保禄六世（Paul VI）访问耶路撒冷，是首位到联合国发表谈话的教皇，也是首位到肯尼亚和哥伦比亚访问的教皇。保禄六世主持1970年12月4日在香港政府大球场弥撒，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访问过香港的教皇；保禄二世和苏联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12月1日在梵蒂冈会面，两年后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保禄二世1999年5月受东正教宗主教泰奥克蒂斯（Teoctist）之邀，访问罗马尼亚，并且修缮了双方关系；越南总理2007年1月25日访问梵蒂冈，随之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
再次，梵蒂冈以双重身份加入了40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以国际组织的成员，介入重大国际议题，积极签订国际协议，凝聚政治资本，增强国际外交影响力。如联合国常任观察员（1964年4月-2014年6月）、联合国的特殊常人观察员（2004年7月至今），加入《欧洲联盟》、《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和《欧洲合作暨安全组织》等。③为梵蒂冈掌握话语权的提供了方便，利用宗教道德权威陈述国际政治的原则，评议国际议题，随后以利益为前提对各国积极展开外交游说，以获取支持。成功的国际议题的介入使当代教廷。④
四、总结
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下，梵蒂冈的主权具有特殊性，权威功能性，属灵的特殊主权范式是跨国界的，也区别了一般国家所谓的主权。在外交力量的非强制性，则体现在当代梵蒂冈（罗马）教廷早已对外宣布摒弃使用暴力，绝对放弃强制力量，甚至在本国依赖意大利的法律体系对犯罪行为进行起诉。对于梵蒂冈所建构的跨国政治行为体，虽然挑战了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主权，但是梵蒂冈在当代国际政治活动中，却利用这种权威者的角色，参与和发挥其影响力，梵蒂冈这种跨国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使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段琦.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31.
〔2〕杜筑生.教廷的国际地位兼论教廷与中国的关系〔M〕.台北：辅仁大学天主教学学术研究中心出版. 2012：149-153.
〔3〕孔陈焱.梵二会议后的罗马教廷与国际关系〔C、//世界宗教研究，2012，（06）：26.
〔4〕徐以华.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21.
〔5〕〔6〕L Claude， The Changing United Nations， New York：Random House Press， 1967， p，04.
〔6〕Margaret E.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eds.， Activists beyond Border，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p，30.
〔7〕M Weber et al.，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p.78.
〔8〕Rodney Bruce Hall， “Moral Authority as a Power Resource，” International Organzination，Vol.51， No.4， Autumn，1997， p.591-622.
〔责任编辑：张 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