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待之,篆止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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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二年（767）是不平常的一年，至少，在书法史、篆书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由元结撰文、瞿令问书丹的《峿台铭》刊刻完成，《峿台铭》篆书书法“以瘦劲见称，具有挺拔的力度，人称‘悬针篆’”【1】所谓“悬针篆”，是在篆书长笔画，尤其是竖长笔画的收笔处，露锋出笔，不藏不顿，作悬针状，这有点类似于颜体楷书里面的悬针竖，但是比颜体的悬针竖更加修长、挺健。关于悬针篆的由来，书史多附会说为东汉章帝时秘书郎曹喜所创，但世传及出土的王莽布币上的篆书文字垂脚皆作悬针状，彼时的六面私印也多以悬针篆入印，故而说曹喜总结、光大悬针篆差可，他独创悬针篆一说，则是经不住推敲的，只不过是当时及后世文人多情，为给“悬针篆”博个好出身，而故作附会罢了。

与瞿令问《峿台铭》的悬针篆法不同，与其同时的李阳冰的玉箸篆（又称铁线篆）更为含蓄内敛，且较为典雅，朱关田先生认为“李阳冰的篆书乃从殷氏（笔者案：仲容）所摹《峄山》入手，参以籀文，综合运用，终于一变斯翁廓落之风，至晚年则更趋老练，美茂丰润，劲利豪爽，而为一代绝笔”。【2】

可巧的是，在瞿令问书写《峿台铭》的同年，也就是大历二年（767），李阳冰也先后书写了书法史上的两块丰碑—《拪先茔记》与《三坟记》，在同一年由两位作者创作出三件传世佳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巧合，更是一件书坛上的幸事、盛事。

赵明诚在题《忘归台铭》中说道“阳冰在肃宗朝所书，是时年尚少，故字画差疏瘦。至大历以后诸碑，皆暮年所篆，笔法愈淳劲” 【3】而书于大历二年（767）的《拪先茔记》，正是李阳冰玉箸篆书法的代表作品。此碑为李季卿撰文，李阳冰书丹，栗光镌刻，据碑文可知，李氏先人曾于霸陵建茔，天宝元年后，李季卿的伯、仲、叔三位兄长相继过世，季卿便认为祖茔所在之旧址不利于李氏家族，因而采纳相士邵权之言，为祖茔迁建新址，茔成之后，李季卿便撰写了这篇纪念文章，并请同族兄弟李阳冰篆书书丹，刊石立碑，【4】这就是《拪先茔记》的由来。但此碑原石久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藏于西安碑林的《拪先茔记》碑为宋代重刻，而非唐代原石原刻，重刻后刻于碑阳右侧的跋文写道“是钜唐李监阳冰书，以其年代浸远，风雨昏溃，字体不完，读者斯泥。遂有吴兴姚宗萼肇意，率好古者同出刊刻之费，囗威安囗（王祭）重开，所贵名贤笔记，传诸不朽。时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十四日毕功。助缘僧智全、僧审凝、僧静已、僧文遇，勾当人邓徳诚”。

《拪先茔记》篆书书法结字谨严方正，线条厚重挺健，有别于书于乾元二年（759）的《缙云县城隍庙记》，此碑篆书结体修长，用笔细劲，与世传《峄山刻石》篆书在方圆矩度上多有暗合之处，这也证明了其同时之人舒元舆在《玉箸篆志》中李阳冰学李斯而“独能隔一千年而与秦斯相见”的论断，然而真正能体现舒元舆所谓“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备，光大于秦相有倍矣”及李阳冰“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的论断的作品，则为前文所述书于大历二年（767）的《拪先茔记》与《三坟记》。关于李阳冰对李斯篆书的继承和学习，在此不做赘述，然而他的篆书既然可比肩于千年前的李斯，并与其合称“二李”，必有其在学习李斯篆书之外的属于李阳冰自己的一种篆书面貌，前文已经说道书于乾元二年（759）的《缙云县城隍庙记》尚留有李斯《峄山刻石》的影子，而其真正最早形成自我规模、风格的作品，当非《拪先茔记》莫属，书于永泰元年（765）的《怡亭铭》虽有别于《缙云县城隍庙记》，但与其后的《拪先茔记》也有所不同，此当是处于学李自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作品，不属于其成熟的篆书面貌。

关于《拪先茔记》的由来，前文已作述说，而《三坟记》则是在李季卿迁葬祖茔之后，为伯、仲、叔三位亡故兄长在新坟之侧所建坟茔落成而作的纪念性文字，与《拪先茔记》同样，依旧为李阳冰篆书、栗光镌刻，因而《拪先茔记》与《三坟记》可以当作李阳冰篆书内容相关的姊妹篇来看待，而世人学李阳冰篆書，多将注意力放在《三坟记》而对《拪先茔记》关注不够，这显然与《拪先茔记》的书法水平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不相匹配。

后人对李阳冰的取法，除了僧梦瑛之外，似乎没有特别的佼佼者，倒是到了清代乾嘉年间，邓石如通过对汉篆、碑额的取法而遥接写篆古法，又经过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丰富，最终形成了“清篆”的大概面貌，然而这终难与李阳冰扯上太多关系，虽然其中的邓石如有过“何处让斯冰”的豪言。由此看来，笔者又想起了舒元舆对玉箸篆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