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一位摄影师的时代记录
时间：2021-02-11 07:55:0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和我所认识到的摄影师一样，安哥这位已经年至古稀的摄影师，也非常健谈。我们约的采访地点是他在广州市天河区的家，当我到达的时候，我的同事、摄影师大食已经到了。他们一边嘀咕，一边摆弄摄影器材，商讨如何为安哥拍摄。摄影师拍摄影师，这是饶有趣味的一刻。
从知青到摄影记者
说到摄影这一老本行的时候，安哥喜欢讲细节，几乎不讲理论。他拿着一张青年人练拳击的照片告诉我，这是他刚当工人的时候拍的，那时的广州年轻人喜欢练两样东西——自由搏击、游泳，因为这些技能在偷渡时将会用得着。
安哥喜欢抽烟，在烟雾缭绕中，他把一件件细碎的往事拾起来。说到兴起的时候，他会马上离座，把实物翻出来给你看。聊天中，安哥的兴奋点在于那些普通人照片背后的故事。当谈论到照片与故事的时候，安哥提供的信息总会试图具体而微。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历史感。
安哥原名彭振戈，“安哥”是他的小名，其弟小名叫“安弟”。安哥的父亲彭光涵是马共归侨，建国后曾任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秘书，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广泛征求意见，制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方案。中央档案馆存有当时的原始文件，许多都是彭光涵所写。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就是彭光涵受周恩来派遣，骑自行车去找一家旗帜社缝制的。
后来，安哥的父母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海南改造。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种种震荡中，安哥也随着大潮流一起飘荡——1968年，他到了西双版纳当知青，这一待就是七年。后来父母来到了广州，在侨务系统工作，安哥有了回城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75年离开西双版纳时，“一分钟也不敢多待，甚至连行李都不要了，赶快找了朋友开的卡车，坐在车斗里装着的木材上，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昆明。在昆明，我用农场给的路费和行李托运费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了广州。”
在广州，安哥做了车间工人，这份工作持续了四年，然后遇到了一个转折点：中新社广东分社恢复运转，这个机构又恰好与他父母所在的侨务系统有关联，于是在1979年，32岁的安哥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来到了中新社，成了一名摄影记者。
从摆拍到實拍
在国门打开、风气转换的1980年代初，安哥就已经有了记录这个时代的想法：“我看了马克·吕布（法国摄影师，是1949年后较早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的画册，他拍的五六十年代的生活，那些都是我们的生活啊，但是他拍得特别自然、生动，完全真实。另外，刘香成（美籍华人，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在1983年出了一本书叫《毛以后的中国》，我觉得老外可以做，我当然也可以，所以一直希望用我的照片来反映一个时代。他是毛泽东以后的，我是邓小平时代的。邓小平起来以后，民心所向，连北大学生也打旗号说‘小平你好’，是不是？时代肯定是不一样了，而且开始搞改革开放了，窗口就在广东，而我又在广东。”
他背起了相机，在完成工作任务之余，密切注意人们的生活，每逢看到心动的场景，就拍下来。多年以后，这些照片成了他的著作《生活在邓小平时代》里的内容，亦是人们观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窗口。
“入行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社会底层出来的，当时很多照片都是摆拍的，生活性和真实性都不够。我们一些摄影师就开始争论和探讨新闻摄影的真和假，‘抓拍的才是真实，摆拍的是假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在争论。1988年我办了个摄影展，名字叫《开放百态》，把照片摆在广州的中山图书馆，大家都可以来看，一共展览了十天。当时，全国都很少有人这样做。”
安哥阐述自己所理解的纪实摄影，“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陆续有了相机，看时代的变化就更真实。以前看时代的变化，要么是大楼、桥梁、工厂，要么就是领袖、模范、英雄，实际上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普通民众酸甜苦辣的生活，才能更真实、更生动地反映这个时代。（发展）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甜甜蜜蜜的，一定是有矛盾的，这些就要从生活中去拍。这是我坚持的东西。一是对真实性的把握，另一个是对摄影语言的把握，更重要的就是从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反映时代的变化，包括矛盾。”
2003年，安哥与当时的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摄影师胡武功等人一起，策划了一个大型展览《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这些照片记录了当代中国民众的生活，该活动亦被称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型的纪实摄影展览。
“1950年代在美国做了一个大型的综合摄影展，在摄影史上很有名，叫‘人类一家’，讲的是人性，他们是500多张照片，我们是600多张。《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很轰动，在上海、北京都有展出。德国的博物馆馆长代表团到上海看到这个展览，马上追到广东美术馆，好像是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就在德国展览，沿着五个城市巡展了两年多。”
照片记录时代变迁
在他家的墙壁上，贴着不少老照片，都是过往时代的生活场景，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个女孩在卖衣服，眼神羞怯。安哥说，“这张是1982年在广州高第街拍的。当时知青回城，很多都找不到工作，政府就允许他们在自家门口摆摊，但不能在其他地方摆。他们看到同学来，会躲回家里去，来了客人才站出来，因为在当时做个体户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然而两年以后，他们都发达啦！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这里买服装，他们卖的那些服装，很多都是香港的亲戚朋友带过来的，甚至很多是旧服装，但当时在内地是特别时髦的。”
1999年是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要拍摄相关的纪录片，其中一个剧组来到了广州，导演在报纸上看到这张名为《眼神》的老照片，就找到了安哥，“导演就说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能不能找到？我说可能很难了。他们要找，就开着车到高第街去。我跟那边的人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想找回这个小姑娘。然后就找了大概三四个人吧，让她们认照片，也认不出来。她们都胖乎乎的，戴着金项链、金耳环，就说：‘哎呀，我们当年就是这样的。’就是那样的眼神，也害怕政策再变，变成个体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挨批判……”
安哥有一张照片拍的是1980年代的深圳，那是一间歌舞厅，让年轻人跳迪斯科，开张之后引起了“自由化”的争论。他说，“然后那个歌舞厅白天开老人场，因为来的是退休干部，舞厅就关不了了，晚上就是年轻人来玩。”
1985年，广州市团委策划了“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选美。安哥全程记录这一场特别的活动。不料预赛完毕之后，赛事主办方受到了一些压力，尽管还能继续办，但国内的报纸不能宣传了。当时一些摄影师拍了照片，找不到发表的地方，也就不再保存这些资料。安哥供职的中新社由于是对海外发稿，不受影响，这令他在这一次的报道中出尽风头：前后有三十多家海外媒体采用他的照片三百多张次。
多年以后，他在书里这样回忆那一次选美：“我觉得，老百姓从参加选美比赛的青年身上，包括他们的谈吐举止以及笑容和服饰，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信息，比首长们的大会发言和红头文件还多，而且还更亲切。”
已经退休多年的安哥，如今还经常在家整理一些旧照片。他拿出一本照片册子，一边翻一边说，“你看这些照片，我随时都能说出它的时间、地点。这几百张作品里面，每一张都有故事，而且每一张我都能记得。我很庆幸能做摄影记者，这个职业选得很对，总能给我带来各种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