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往事
时间：2021-02-13 07:52:1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一度出现了偷渡外逃风潮，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时甫至主政南粤的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坚决贯彻中央指示，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对策，成功化解了一起猛烈、严重且棘手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制止偷渡外逃
一、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偷渡外逃事件及其严重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比邻港澳的边民一度出现了偷渡外逃风潮，这些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这一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截堵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1]1979年6月20日，在中共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直面偷渡风潮，习仲勋严正指出：“它严重破坏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严重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2]与此同时，大量边民偷渡外逃也威胁港澳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不少人对国内局势和政策产生怀疑，思想混乱。“如不坚决制止，就会妨碍我们实现工作着力点的转移，也妨碍我们在港澳的工作，并且会由国内问题变为国际问题。”[3]对此，习仲勋明确提出，“最近以来，我省边民偷渡外逃成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是当前我省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在靠近港澳的地区和市、县，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来抓。”[4]
二、偷渡外逃问题，总的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7]当下边民的偷渡外逃风潮是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在广东的集中爆发吗？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可边民为什么要偷渡外逃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且凸显为群众性的偷渡外逃呢？这是在制止偷渡外逃风潮中萦绕在习仲勋脑海中一个十分纠结却具有根本性的认识问题。
1977年11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当前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靠近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8]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9]。他指示要认真清理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这番话，是邓小平对当时中国社会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是有远见卓识的。这番话，也启迪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制止偷渡外逃风潮的思路，继而开启了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对外开放之路。
1978年4月，习仲勋离京南下时中央领导同志嘱咐他务必制止偷渡外逃风。从1978年7月至1979年12月，习仲勋在深入宝安等地实地考察调研和多次召开省市县三级干部座谈会的基础上，他深刻体察到了边民深厚的群体心理诉求，“农民是非常讲实际的，你们要农民相信，就要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10]“农民是最讲现实的。如果不把生产搞上去，生活不能改善，他就安不下心来，就会跑。”[11]他结合历史与现实，客观且辩证地指出造成这次偷渡外逃风的原因和问题的性质：“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只要有港澳这种特殊地区存在，而我国四化又未能实现，就会有外逃问题。”[12]“至于偷渡外逃问题的性质，尽管情况已很严重，但总的来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其中有极少数坏人。这两个方面，都要注意到，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偷渡外逃的发生和成为一股风，其中是有阶级斗争问题的，我们既不要夸大它，也不要缩小它。”[13]
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等情况，习仲勋很重视，立即与有关人员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问题。他愧疚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14]对于他的意见，当时很多人不接受。习仲勋反复说明和引导，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15]
据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兼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16]
时隔六年，1987年2月习仲勋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当年反偷渡的场景历历在目，今夕对比，令他感慨万千：“那次来看到的是一片荒凉，宝安县外逃到香港的人好几万。宝安县有一个南岭村，全村有六百多人，当时跑得只剩下一百来人。这次去看到这个村不仅许多人回来了，还新来了一些人，成了个小城镇。”[17]“那时对偷渡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军民一起来设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专管反偷渡。那时把外流的人叫‘偷渡犯’，我对那个‘犯’字就不赞成，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劳动人民。”[18]习仲勋不愧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关于边民偷渡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定性，是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体现，为最终成功制止偷渡外逃风潮奠定了思想保障。
三、习仲勋坚决制止偷渡外逃风潮的对策
“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19]当时习仲勋清醒而强烈地感受到偷渡外逃风潮的严重性、反复性和敏感性，他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对策，成功化解了一起猛烈、严重且棘手的人民内部矛盾。
一是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他明确指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20]“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21]他还列举了深圳市福田公社和沙头角镇近一年来发展经济取得的成功经验加以说明。“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22]
二是注意发挥政策的威力，要严肃慎重，要通观全局。偷渡外逃风潮是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各种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它折射出非常复杂的社会万象。鉴于此，谙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习仲勋告诫各级干部：“在反偷渡外逃斗争中，政策性很强，要注意发挥政策的威力。要严肃、慎重对待，不能掉以轻心。”[23]“对于截回的外逃分子，总的来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歧视他们，不要叫‘偷渡犯’，要采取有效办法进行教育。”[24]“对于极少数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首恶分子和内外勾结进行引渡的首要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处。”[25]他还叮嘱：要加强对外逃人员的思想教育，要改善收容站的卫生条件，一定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基本群众看待。他要求“各级党委要通观全局，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要瞻前顾后，慎重对待。要注意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不要翻来覆去。”[26]
三是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组协助基层，加强军民配合，形成反偷渡外逃的合力。习仲勋和省委贯彻中央的指示，不仅成立了由他担任组长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还要求工作组下去协助基层贯彻省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坚决制止偷渡外逃。并要求“军民要相互配合，团结战斗”，“公安部门要大力配合。”[27]要加强侨务工作，要广开就业门路，做好知青工作。并殷切希望我们的干部通过这次制止偷渡外逃，“要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会做群众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学会关心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善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28]
四是大力整顿党风和大力整顿社会风气，铲除滋生偷渡外逃风潮的社会土壤。习仲勋深知偷渡外逃风潮有滋生的社会土壤，官僚主义、受贿享乐的资产阶级思想及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必须刹住。他提出：“要加强党员教育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大力整顿党风。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29]各级领导“要克服官僚主义，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具体解决问题。”[30]同时，“要大力整顿社会风气，树立正气，刹住歪风。树立正面典型，发挥榜样的力量。”[31]
毛泽东曾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32]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反偷渡外逃风潮正如其所言。1979年4月习仲勋请示中央“广东要搞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33]1979年7月15日中央放权，发出著名的[1979]50号文件，决定设立经济特区，打开国门，变被动为主动，为彻底解决偷渡问题求得根本之策。1979年12月和1980年10月，内地与香港双管齐下，规制了反偷渡外逃的高压线，加之边民对建立特区后过上美好生活的心理预期，“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34]
注释：
[1][2][3][33]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49、249、249、251页。
[4][5][6][10][11][12][13][20][21][22][23][24][25][26][27][28][29][30][31]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527、527、526、477、528、528、528、529、529、530、530、530、529-530、531、531、531、532、532、532页。
[7][19][3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5、242、237-238页。
[8]引自《习仲勋传》（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461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8页。
[14]郭荣昌谈话记录，2004年12月27日，引自《习仲勋传》（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463-464页。
[15]张汉清谈话记录，2004年7月22日，引自《习仲勋传》（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464页。
[16]齐心致《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写组的复函，2006年12月12日，引自《习仲勋传》（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464页。
[17][18]习仲勋文集（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144、1144页。
[34]吴南生：《经济特区的创立》，《广东党史》，1998年第6期，第15页。
作者简介：王国莲（1965-），女，山西临猗人，淮阴工学院思政教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