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理论视阈下索马里“失败国家”身份形成原因探析
时间：2021-02-13 07:59: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大多数中外学者眼里，索马里是世界上名声最差的国家，也被列入失败国家的行列。本文在仔细梳理索马里的身份的发展历史及采用建构主义理论对该段历史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索马里并不是“失败国家”理论者所认为的失败国家。它的内部以宗族为纽带有明显的认同。因此，要有效地解决索马里目前的问题的方法是：必须以索马里人为主导，找准其内部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其他外部力量的作用并抓住内外部机制联动的结合点。
关键词：索马里 建构主义 国家认同 身份 宗族
索马里被指为世界上名声最差的国家，也被列入“失败国家”的行列。本文旨在回答索马里如何为建立稳定的中央权威而斗争的问题。本文的意义在于借助建构主义理论方法，来为索马里“失败国家”的身份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建构主义侧重于索马里身份内在的主体意识和社会性质，声称它是国家形成过程和国家身份建构，最有可能解释索马里的斗争产生的原因。本文总共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建构主义理论。第二部分，界定了索马里的身份的基本特征。通过对索马里游牧生活方式、大索马里范式及其宗族组织的研究，分析索马里身份的形成，该部分对国家集权制度的持续缺乏以及各派之间的对抗进行了解释。本文得出结论是：为了寻求索马里危机的有效解决方案，需要一种理解索马里身份和国家形成的方法，使索马里成为这一解决方案主角。
一、建构主义的理论方法
建构主义侧重于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国家互动、规范、文化、知识和历史的社会性。建构主义等后实证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双重性。阿德勒认为，“物质世界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反之亦然”（Ikenberry，Adler and Barnett，1999，p.12-13）。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主义可以忽略现存的政治现实，以更准确地理解其分析主题。用里格勒的话来说，“意义是人的建构； 它不存在于别的地方，也不独立于其他人”（Riegler，2001，p.6）。因此，为了避免现实的局限性，理解索马里是否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身份，以及它是如何构建社会的。
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建构的，而不是给定的（Wendt，1999，p.1-4）。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是文化而不是物质。霍普夫认为，与现实主义理论相反，安全困境不是为国家规范而产生的，而是“通过提供意义、认同减少不确定性”（Hopf，1998，p.186-188）。例如，认同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不害怕英国的核武器，但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则相互担心对方拥有核武器。不确定性取决于对方身份的意义，无论是被认为是朋友还是敌人。“改变成为可能，因为人们和国家可以开始以新的方式相互思考，从而创造新的规范”（Jackson and Sørensen， 2006， p.162）。因此，政治参与者可以通过社会建设来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共同的規范。要认识身份和或规范的影响，有必要探索主体间意识和社会建构。国家认同使他们能够了解自己是谁，并确定自己的兴趣。毕竟，社会建构身份促进利益并引导国家的政策和行为。
二、索马里的身份和国家地位
索马里的身份对“失败国家”一般理解提出了挑战。本文将用建构主义理论来分析索马里身份对国家形成的影响。通过解释索马里的选择来反驳西方式的集权式国家权威是唯一有效的国家形式的假设。索马里的身份是由于对自由的超然的热爱，几个世纪以来强烈的团结精神和精神独立而形成的。本节从游牧传统，式和宗族制度两个方面来论述索马里的身份对现代型国家体制的挑战。
（一）游牧的生活方式
在地理位置上，索马里处于干旱地区，这意味着索马里人正在不断生存而斗争。“绝大多数索马里人不是自愿选择游牧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不断地为牲畜寻找牧场不得已而为之”。由于栖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索马里人非常有活力，机智和进取。可以说索马里最好的资源是人民。索马里人除了自己和他们的家族外，并没有太多的依靠。索马里游牧民族占全球的60%至70%，这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与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不同，城市居民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与世隔绝。游牧生活方式是城市内外的索马里人的理想选择。游牧业是索马里的经济基础，“游牧生活方式和传统的表现形式遍布索马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自前殖民主义以来，游牧的生活方式一直是索马里绝对独立的特征集中体现，且将来也有可能会持续存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具体制度和价值与确保基于牧区经济的社会分权秩序的社会再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Jones， 2008， p.188）。
索马里游牧文化具有坚韧性、自主性的特点且牧民们善于远距离旅行。这使他们成为当今时代的创业先锋。随着长期战乱造成的流离失所与游牧的生活方式的逐步结合，有效的全球通讯和汇款服务对索马里社会至关重要，先进的汇款系统、移动电话技术和畜牧业的发展都成为了索马里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改善了游牧民们的生活方式。牲畜贸易是索马里最宝贵的商品，自1991年以来一直很繁荣。牧民“一直非常依赖社会关系和血缘关系进入市场”。因此，他们的职业从来与中央权威没有多大关系。维持经济秩序是可能的，因为存在一个以家族为基础的习惯法纠纷解决制度和非国家货币制度，该机制以骆驼贸易为基础。骆驼他们最有价值的商品。自从1991年西亚德·巴雷独裁统治倒台以来，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之间的索马里牲畜贸易以显著增加。
（二）氏族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经过多代人的努力，使索马里人演变成为了一个以极度忠诚的家族氏族为基础的国家”（The Economist，1999）。索马里宗族可追溯至父权制回到中世纪伊斯兰教由阿拉伯传入时期。索马里有五个主要宗族：哈维耶，伊萨克，达罗德，迪尔和拉罕威尼（又称迪迪尔）。前三个是跨界宗族；他们居住在邻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以及索马里。 宗族身份是索马里社会的基础，这意味着“虽然索马里历来不是传统上统一的国家，但正是这种由伊斯兰教加强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为今天索马里民族主义提供了支持”。不承认它的宗族组织就不可能了解索马里。它“传统上是索马里社会组织和法律结构的基础，尤其是在游牧民族中”（Harper，2012，p.39）。宗族主义让索马里人处于一个非常分散的社会中的特定位置，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采用这种结构，如福利，婚姻，和平和社会集会。
宗族结构为对在索马里建立中央政府构成了明显的挑战。因为成员不是永久性的，并且联盟经常变换，所以部族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他们也很分散，一遍又一遍地细分自己，直到有时候最终会有一群家庭，然后把自己区分成自己的独特姓氏。因此，宗族结构不是一个稳定的单位。然而，索马里的认同是非常有活力和固有的，这使得该国的政治局势无法调整。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推行政治制度 “几乎立即就会被这个部族改变，这个部族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都更强大，更持久”。宗族唯一的特点是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构成了超级秩序和领导地位。
在巴雷独裁统治倒台后，以索马里市政宗族为基础的联邦体系的一些分化已显现出来。邦特兰是一个合法的功能区域政体的例子。这个自治的准国家的稳定是来自于一个部族的成员资格，这保证了中央政府的内部稳定和中立立场。宗族也是司法体系和法治的基础。宗族组织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公民感受到这种安排的一部分，因为利益是由有组织的法治和公共秩序在当地提供的。另一方面，“在更高的政治层面上，政治制度主要被看作是”精英统治”和“作为一个部族的政治统治的潜在根源”的租金的渠道。国家权威的概念在索马里的认知中被视为零和游戏。这是因为在建立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垄断军权和行政权力，为经济资源的使用而谋取私利。这种规则是迄今为止索马里人唯一的经历。因此，“只要努力建立一个国家政府，就倾向于产生风险规避和煽动冲突而不是促成妥协”。
索马里政治的宗族逻辑不大可能消失。它深深植根于索马里人的生活方式，为商业和其他社会交易提供了一种保证。 索马里中部地区的失败主要是西方精英试图“施加不合适的欧洲治理体系，不支持基层民众和主要宗族之间的政治合作”的结果（Bradbury and Lewis，2009）。此外，索马里兰决定承认宗族的中心地位，并将传统宗族长老纳入其议会，这是承认索马里认同份的另一种选择。
三、结论
本文认为，要理解索马里危机这样的社会现象，需要将其社会历史背景纳入分析之中。建构主义理论观察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的表现，认为暴力和社会斗争是该过程的一部分。共同的社会交往过程构成了索马里发展和引导民族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国家身份”。因此，要理解索马里的内部运作与当今任何其他民族国家的内在区别，必须重视身份和利益的影响，探索主体意义和社会建构。
正如刘易斯所描述的那样，“对于索马里游牧的田园社会来说，等级的权威模式是陌生的，在其习惯性的决策过程中，民主几乎成为无政府状態”。此外，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期的帝国干涉导致索马里族裔身份转化为固定的政治身份。殖民地经济转型和商业阶级的创造，起源于阶级形成的过程之中。此外，尽管中央政府权力不足，但是游牧经济社会的中心，例如转移贸易和通讯，却取得了成功。而且，索马里兰是混合政治结构取得成功的一个例子，这种混合政治结构赋予了索马里认同和传统部族权力制度至关重要的权利。
本文不否认目前造成的索马里影响恶劣的结构性安全问题的因素，也不试图削弱索马里自身的相关性。相反，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索马里的内部运作，认为要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必须与索马里的身份保持一致，使索马里人成为这一解决办法主角。
参考文献：
[1] Bradbury， M. and Lewis， I. （2009）. Becoming Somaliland；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SomalilandForeignAffairs，88（3）.
[2] Hopf， T. and Allan， B. （2016）. Making identity count. 1st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Ikenberry， G.， Adler， E. and Barnett， M. （1999）. Security Communities. Foreign Affairs， 78（4）， pp.1-129.
[4] Jones， B.（2008）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risis： Towards A Critique Of The ‘Failed State’ Ide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5（2）， pp. 180-205.
[5] Lewis， I. （2011）. Understanding Somali society. [online] Inside Story. Available at： http：//insidestory.org.au/understanding-somali-society/ [Accessed 25 Jan. 2017].
[6] Mearsheimer， J. （2013） Structural Realism. In： Dunne， T. Kurki， M. and Smith，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3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7-93.
[7] The Economist （1999） A nomad’s life is hard. August 5th.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