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外交部“呐喊”第一人

编者按：“文革”时期，中国外交受到很大破坏。“文革”后，如何打破围剿僵局？程瑞声，一位普通的外交工作者，时任驻印度参赞，经过深刻思索，在外交务虚会上“放了一炮”，并呈给胡耀邦一封“完言书”。他的“呐喊”，犹如重磅炸弹，促使中国政治高层新的思考，并逐步调整外交政策，从此中国外交呈现多元化局面——]

(作者简介：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印度使馆参赞，外交学会副会长，驻缅甸大使，驻印度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迟来的庆功宴

1998年11月，我率领中方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11月12日晚，驻俄罗斯大使武韬在使馆宴请了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宴会上，武韬大使对我说：“你采莫斯科，我是一定要请的。你是对中俄关系有功的。”武韬接着说：“1979年驻苏联使馆认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已成熟，专门派了马叙生参赞(按：后任驻南斯拉夫大使)回国，想找个途径对党中央进言，却苦于没有门路。结果你在那年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上放了一炮，解决了这二难题。”他所说的“放了一炮”，是指：1979年5月，我在外交部召开的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上作了《对苏联问题的一些看法》的发言，对我党关于苏联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建议积极改善中苏关系，从而推动了党内对苏联问题和中苏关系的探讨和反思，使我成为主张调整外交政策的一名“马前卒”。我对武韬说：“我不主管苏联，对谈苏联问题没有什么顾虑，人家没法给我戴什么帽子。”大家都笑了。那天晚上的宴会就成了在时隔将近20年后，驻俄罗斯使馆为我举行的一场“庆功宴”。

70年代以来，我国以苏联为主要敌人，提出“一条线”的战略，推行“联美反苏”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外交工作方面拨乱反正，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然而,外交上的拨乱反正比国内工作要困难得多。国内工作只涉及中国自己，纠正错误相对容易一些。外交工作就双边关系来说，涉及中国和对方国家两家，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情况下，我方有错误，而对方也有错误，甚至更多更大。而对方的错误又往往掩盖了我方的错误，使后者不容易被察觉。同时，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也使问题更难于解决。

以苏联问题来说，在粉碎“四人帮”后，尽管我们党对国内工作中的失误逐步进行清理和纠正，拨乱反正，但对苏联的强硬观点和方针却没有变化。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又发表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二文。文章再次强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苏联的官僚垄断，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变为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这就使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个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文章强调，“在看到了上述一切情况以后，我们如果仍然把两个超级大国不加区别、等量齐观，仍然不指明苏联是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策动者，那就会麻痹世界人民的革命警惕性，淆乱反霸斗争中的首要目标”，“在世界范围的革命斗争中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击主要的敌人，这是国际无产阶级一贯的革命政策”。

这篇长达37000字的文章从理论上论证苏联已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论证我党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的方针的合理性，增加了当时就苏联问题进言的难度。

在这之后，1979年2月，中国又对越南进行了自卫还击战。2月1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将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紧张。由于中国边防部队从3月5日起从越南撤回中国境内，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4月3日，中国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议。同日，黄华外长将这一决定通知苏联驻华大使时，表示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建议，中苏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对多年来被“左”倾指导思想歪曲了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并要求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澄清。会议进一步打破了思想战线的僵化状态，使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多年没有过的活跃气氛。

我看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文件，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在这次会上，苏联问题也有所涉及。有的同志谈到，苏联问题也是一个禁区，建议对苏联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作为一名外交工作者，现在是就苏联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讲真话的时候了。

1979年5月，外交部召开了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在5月9日讨论苏联东欧问题的第三次会议上，我就苏联问题作了发言，并于当晚按会议简报组要求整理成文字稿，次日交给简报组刊载于会议简报。在发言中，我着重指出，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苏联并非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在内外路线、政策上犯了一些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使中苏关系得到较大的松动和改善，条件成熟时可考虑恢复党的关系。

我的发言打破了苏联问题这一禁区，观点同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针锋相对，这在务虚会和整个外交部确实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事后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对我说：“你的发言是一颗重磅炸弹。”

在其后的务虚会上，只有一位同志支持我的发言。他是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主管苏联的同志。他在会上作了《研究苏联要实事求是》的发言。他说，周总理讲过，我们对苏联情况若明若暗。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对苏联的调研工作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列举事实，说明我们过去说苏联是“法西斯统治”，产生了“特权阶层”，苏联是“各民族的太监狱”等，都是不实事求是的。关于经互会问题，我们习惯的说法是，苏联通过贱买贵卖对东欧进行剥削，应该说是互相有利。

而在会外，有很多同志包括一些老同志对我的发言表示赞赏。有的说：“还是年．轻人敢讲话。”

在务虚会上，也有个别老同志对我的发言进行了批评，认为我的发言“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根本问题是三个。世界的理论问题。否定苏修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难道是坚持四项原则吗?我们的外交是搞世界革命，总得有个主要的敌人。”对此，我进行了批驳，指出他没有谈对苏联问题的看法，没有摆事实，讲道理，就说

我的发言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不符合发扬民主的精神的。

这样，关于苏联和中苏关系的讨论在我国外交界就逐渐展开了，一直到1979年7月使节会议，这一问题仍是大家热烈争论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也着重谈了这个向题，有的指出“我们国家外交政策的焦点就在这儿”。

从当时情况看，党内的主流意见仍坚持以苏联为主要敌人，担心调整对苏联政策会影响中国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引进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但主流意见也认为在同苏联谈判中，可体现一定的灵活性。

这样，7月11日，我在使节会议小组会上又作了发言，指出中国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联合反苏，固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利益，但由于中国站在同苏联对抗的第一线，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苏联又联合越南、印度反华，这是否会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影响，令人忧虑；对中苏关系改善是否会影响中国引进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可以继续观察和研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的建议当时没有被接受，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但坚冰终于被打破，我相信，对苏联问题和中苏关系的研究和思考将会继续进行下去，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一天终究会到来。因此，我并不感到失望。

特别使我感到兴奋的是，尽管我的意见相当尖锐，却没有给我个人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在有关会议上，没有人给我“戴帽子”、“打棍子”。抿事后简报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胡乔木同志在我发言后曾向外交部指示，这样的意见应该允许发表，不要去批判。

1979年我已被任命为驻印度使馆参赞。我本来以为，我的发言会影响我出国工作。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仍按期出国履任。这一切都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党内民主确实已经恢复了!

给胡耀邦的“万言书”

1979年10月，我到达新德里，担任驻印度使馆的参赞，主管研究室工作。

在对外活动中，我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简称印共(马)]领导人进行过多次交谈。他们在中印边境冲突时曾因支持中国被捕过，对中国友好。我了解到，他们的观点和我基本一致，认为苏共犯了严重错误，中共也犯了严重错误。 ”

为了进一步阐述我对苏联问题和中苏关系的观点，我于1980年9月4日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万言书”，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比我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上的发言前进了一步。

在“万言书”中，我首先对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进行了回顾和分析，指出由于我们没有正确对待苏联的修正主义错误，我们在国内犯了“左”倾错误。然后，我对苏联的霸权主义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由于我们不能正确对待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或霸权主义错误，我们自己犯了联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对苏联的错误。并分析联美反苏的外交路线所造成的各种危害，指出我国面临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恶劣的周边战略形势。

在“万言书”中，我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过去中美关系长期打不开，也同我们在中美关系上“左”的倾向有关；只要我们对美国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中苏改善关系并不会给中美关系造成重大困难。

在“万言书”的最后，我就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八点建议，即(一)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在会谈中坚持原则的同时，应允许做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争取两国关系有较大幅度的改善，并进而恢复两党关系。(二)在中苏会谈取得成果后，同越南举行最高级会谈，就印度支那问题相互妥协，达成协议，在柬埔寨实现停战，成立各派联合政府，越南军队撤出。然后全面恢复同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友好合作关系。(三)和东欧国家、蒙古、古巴恢复团结和合作关系。争取同阿尔巴尼亚恢复团结和合作关系。(四)继续加强同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团结和合作关系。(五)全面地恢复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老党)的关系，并为促进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而努力。(六)大力改善我国同印度的关系，并继续加强我国同巴基斯坦、缅甸等的友好合作关系。广泛开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七)对于美国、日本、西欧、东盟国家等，适当做些工作，指出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全面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并不影响我国同它们继续发展关系，也不意味着我国放弃在国际事务中的原则立场。(八)对党的十二大准备通过的党章草案的外交部分，参照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进行必要的修改，增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等内容。

历史的检验

我的“万言书”送给胡耀邦同志后，并没有得到答复。但我感到，事情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建议调整外挛政策的呼声愈来愈高。这其中就有不少老同志，我的老上级、原驻缅甸大使李一氓就是其中一位。李一氓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直至1981年底。2061年第5期《百年潮》刊载，了何方同志的文章《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文章说，“李一氓在70年代末就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主持研究和提出报告，基本思想是要说明这种划分实际上缺乏根据，理论上也站不住，今后不宜再公开提。这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很了不起。这无异于对‘一条线’战略釜底抽薪，为我们调F整外交政策，即适当拉开同美距离、松动对苏关系、恢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等，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他认为，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他后来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一意见已为上面采纳，并且议定：今后的正式文件和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仍可百家争鸣，所以不必做出专门规定，也无须向下传达。据我后来的观察，情况也确实如此。主持写《人民日报》编辑部那篇文章(按：即何方文章前部分提及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一文)的胡乔木，在准备党的十二大时也曾对人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根本站不住，因而政治报告中不要再提。后来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也没有收入邓在联合同大会特别会议—亡谈三个世界划分的那篇讲话；在收进的其他文章中，作为战略的提法还有一两处保留，但作为理论却一处也没有。至于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二十年来确实再也没有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了。当然，现在有些学者和外交人员还坚持这一提法，那是因为不知就里，而且也只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对外交政策已没有什么影响了。”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大会，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为中国调整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在会议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视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视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建国三十三年来，我们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关于中苏关系，他表示：“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其后，中国又明确宣布，中国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他在论述了“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后，接着说：“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计：任何人打中国的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

由于蒙古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中国在双边关系上并不存在重大障碍，中国调整外交政策首先从这些国家开始。从1983年起，中国同蒙古、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恢复了高层互防和其他友好往来，实现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中国和苏联的谈判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终究取得了重大成果。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同他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中苏实现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在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于1988年12月对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次访问恢复了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互防，成为中印关系的重大转折点。

随着1991年10月柬埔寨和平协议在巴黎正式签署，1991年11月5日至10日，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实现了两党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从80年代初以来，中国共产党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印度等国共产党(老党)的关系也陆续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在1979年一1983年，我在担任驻印度使馆参赞期间，曾为恢复我党同印共(马)和印共的关系做了不少工作。

历史的发展表明，在我国实现同苏联、东欧国家、印度、越南等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我国同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使我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周边环境，我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也继续不断向前发展。

对于我国外交政策调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我感到由衷地喜悦和兴奋。

1997年5月，外交部就中苏关系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虽然我从未主管过苏联，也应邀出席。出席的都是长期主管苏联或为中苏两国领导人担任翻译的同志。

在这次会议前，我把我在务虚会上的发言和给胡耀邦的“万言书”重新打印，并在会上分发，供与会同志参考，同时在《关于重印我的两篇文章的说明》中指出：“过去将近二十年的事实证明，我当时提出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所提建议也逐步得到实现。但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我的意见也有其局限性。”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研讨会期间一次与会人员共进午餐时，曾经担任过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高级翻译的闫明复同志(按：80年代曾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从他所坐的桌，手持一杯酒走到我所坐的桌，向我祝酒。他说：“我要为你的两篇文章向你敬酒，表示祝贺。”我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从来没有主管苏联，不像你们都是专家。我只是谈谈个人的看法。”闫明复说：“我们了解的都是一些具体情况。而你的两篇文章是理论。”于是，我们热情地干了一杯。

闫明复同志和我过去并不相识。他的祝贺为我的两篇文章打了一个“最高分”，是我至今仍难以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