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弘仁:与“江姐”同过监狱的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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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弘仁1919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北乡八步桥，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是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江姐”同过监狱。解放后，他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席。1994年，唐弘仁离休，定居贵阳市。
立志当记者
唐弘仁1942年大学毕业后时的愿望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广泛接触社会，深入了解苦难的中国及广大劳苦大众。为此，他毅然退回了被人们认为是“金饭碗”的某银行的聘书，奔赴了当时的文化重镇桂林。当时，全国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田汉、欧阳予倩、梁漱溟、千家驹、阳翰笙、胡风等先后聚集在这座文化名城，这里的文化空气十分活跃。
由于种种原因，唐弘仁到桂林后未能踏进进步报纸《大公报》和《广西日报》的大门，而是怀着矛盾的心情进入了反动的《扫荡报》。但是，唐弘仁自定两条原则：一是不参加国民党；二是只当一名新闻记者，不写议论政治的文章。在采访时，他结识了《大公报》《广西日报》《力报》等报社的知名记者，并和他们一起，利用手中的武器，向黑暗势力作斗争。1943年，桂林一宗大贪污案被揭露，震惊了社会各界。唐弘仁和进步记者联合跟踪采访，采访文章在《大公报》《广西日报》《力报》等报刊以头版头条或以重要新闻刊出，而唐弘仁所在的《扫荡报》却一概不予刊登。他愤然辞职，离开了《扫荡报》。
1945年底，唐弘仁奔赴陪都重庆。当时的重庆，相继举行了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和旧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异常激烈。来到重庆后，唐弘仁仍想进新闻界。重庆的新闻界天地广阔，较大的报纸有代表中共的《新华日报》、代表中国民主同盟的《民主报》、代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下，曾经在《扫荡报》工作过的唐弘仁先在《新民报》担任助理编辑，随后又进入与《新华日报》密切配合的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机关报《民主报》。进入《民主报》是唐弘仁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在《民主报》工作不久，他便和共产党员、《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邵子南、记者田伯萍交上了朋友。他们常带他去采访，参加一些重要社会活动，在革命实践中积累斗争经验，磨砺革命意志，从而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的熏陶。
1946年5月，民盟中央总部迁往南京，《民主报》的主要负责人和部分骨干相继离开重庆，唐弘仁等留下继续办报。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战争。1947年，唐弘仁担任《民主报》主笔，负责撰写社论。他每天写一篇社论，以表达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他在《好话说尽》社论中写道：“如果真的要谈‘负责任，守本分、顾礼义、知廉耻’，以及‘端正人心，发扬正气’，我们认为就要先从国民党当局自己做起，如果真正要青年不受野心家的诱惑、操纵、不趋于消沉，我们认为也最好是先由国民党当局自身做起。因为今天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奸阴欺诈，正是国民党当局自己；满口民主和平，一肚子独裁火药也是国民党当局自己。除了国民党当局及其豢养的反动派外，是没有人花言巧语诱惑青年的。”他撰写的《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民死主义的经济政策》《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可怕的涨风》《取消特务组织，保护爱国运动》《丧尽信用、失尽人心》《为民主奋斗到底》等社论中，矛头也直指国民党当局。因此，《民主报》和《新华日报》便成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唐弘仁就是在这种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由邵子南、田伯萍介绍，于1947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与国民党抗争
1947年3月，国民政府先是逼迫《新华日报》停刊，迫使中共中央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撤回延安，接着将《民主报》作为第二个打击对象。有人多次奉劝已被列入黑名单的唐弘仁离开重庆，但他仍然坚持斗争不肯离开。3月中旬，《民主报》被查封，国民政府抢走《民主报》和民主同盟总部许多资料，并宣布《民主报》为非法报纸，予以取缔，限《民主报》和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职工3天内一律搬出驻地。唐弘仁和报馆职工向重庆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恢复《民主报》的办报权利。6月1日，国民政府出动军警，在重庆市逮捕青年学生、文化教育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200余人，《民主报》包括唐弘仁在内的40多名职工和部分民盟成员同时被捕。唐弘仁被捕的罪名是“诋毁、攻击政府，暗中策动学潮”。被捕的人先在罗家湾“漱庐”关押。
在“漱庐”，当特务对被捕人员的审问一无所获时，他们又搞了一个“和平问题座谈会”。唐弘仁在座谈会上说：“和平，很好！老百姓当然都希望和平，因为他们都在饿着肚子过日子，都不想饿着肚子打内战。政府的态度有点矛盾，口头上大讲要和平，而实际又在天天打内战，迷信可以取胜。但我看这一仗是打不赢的，除非派蒋委员长亲自坐飞机到美国去借原子弹。不过，我听说美国的原子弹并不多，不过一两颗，一两颗原子弹恐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又说：“政府还有一个办法，便是把学生、新闻工作者抓起来。但抓起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有什么用呢？抓起我们对讲和平有什么好处，也并不能保证打赢这一仗。”于是，唐弘仁等成为特务组织的“重点关照对象”，被转移至石灰市看守所关押。特务们企图以提前释放相诱，或以严刑拷打相威胁，对关押人员进行个别谈话，以期各个击破。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唐弘仁和战友们互相鼓励。一次，看守所所长在战友们面前谩骂侮辱共产党，唐弘仁则针对所长假装懂英文的弱点，用英语大骂他是畜牲。
1947年12月，石灰市看守所将唐弘仁等30余人转移至重庆市磁器口渣滓洞集中营（“江姐”江竹筠1948年6月被捕后也被关在这里）进行长期监禁。渣滓洞环境极其恶劣，敌人肆无忌惮。为了不在狱中浪费光阴，唐弘仁组织几个同志秘密学习俄语，后被奸细告密。在搜查行動中，他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1949年春节后，难友们利用废牙刷或木头、竹节制作红心与短箭，刻上“革命”“革命到底”“不自由，毋宁死”等，相互鼓励。难友汪进仪和余祖胜制作一颗“红心”送给了唐弘仁，并说：“我们想刻上‘跟党走’‘革命到底’，并刻上英文‘共产党万岁’。”后来这颗珍贵的“红心”被唐弘仁带出了渣滓洞，解放后由重庆市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 “红心”的作者汪进仪和余祖胜，却在解放前牺牲于敌人对关押者的大屠杀中。
临近解放，特务监管更严，且尅扣粮食，制造麻烦。因长期监禁，营养不良，普遍身体虚弱。一次，他在狱中突然昏倒，跌断3颗门牙，流血不止，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苏醒。许多难友把自己家中好不容易送来的药品、营养品给他送来，表示慰问。这时，“江姐”江竹筠因遭受敌人严刑拷打，3次昏倒在审讯室里。消息传开，大家纷纷给“江姐”作诗、写慰问信，唐弘仁带病联络和传递诗文。唐弘仁和难友们还经常串联合唱《正气歌》《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你是一个坏东西》等，一室唱响，各室共鸣。
1949年3月，经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与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交涉、谈判，国民党被迫从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无条件释放包括唐弘仁在内的22名政治犯。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新中国成立后，唐弘仁一直从事统战工作，历任政协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贵州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贵州省主任委员。
唐弘仁工作之余，撰写了20多万字的回忆录和诗词，如《风雨回忆录》《回忆史良同志》《往事遗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