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在美国领事馆避难记
时间：2021-02-19 07:58: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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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情的缘起
1946年6月下旬，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针对昆明流传的“民盟勾结地方势力在地方搞暗杀、夺权”的谣言，6月26日，民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商务酒店由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潘光旦和民盟中央委员、云南支部主任委员楚图南领衔举行招待会，招待云南政界和军界人物，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在会上介绍了民盟反对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并公开了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成员的名单；28日潘光旦、楚图南、李公朴、闻一多又在商务酒店招待云南文化教育、金融实业界的朋友，并介绍在昆明的民盟支部的领导成员冯素陶、潘大逵、费孝通等和大家见面。招待会进行中，有人抢走招待会的签到册，后被民盟的工作人员金若年等追回。29日，继续招待新闻界的朋友，由于商务酒店接到不许继续承办招待会的通知，招待会被迫改在冠生园酒家进行。
7月11日晚，李公朴在昆明青云街上遭遇枪击，随即被李夫人张曼筠和路过的云南大学学生抬到云大医院抢救，次日凌晨，楚图南、闻一多等赶到医院时，李公朴已告不治。张曼筠告诉楚图南等，李公朴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民主畦!”
7月15日下午，楚图南和闻一多在云南大学参加完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和在《民主周刊》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按楚图南的安排，楚图南先走，并嘱咐闻一多在楚离开后稍晚一点再走，而且还劝闻一多改变一下回家的路线。楚图南在出了《民主周刊》社以后，没有走通常回家的正路，而是拐进了一家原来熟悉的小理发店，并从理发店的后门出去，随即沿小路从昆华师范学校后门回到住所(胜因寺)。后来据说，昆华师范学校正门前，当日有若干陌生人在门前守候。楚图南回家后准备晚饭时，有学生来告：闻一多在出了《民主周刊》社后在回西南联大宿舍的路上被枪击中头部，当即身亡，闻先生的公子立鹤也被枪弹击伤。
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父亲楚图南和母亲彭淑端立即明白了：危险还没有过去，随即由母亲找到了父亲的学生许易源，由许易源陪父亲躲在昆华师范学校礼堂后台边的一间有两个出入口的半地下室式的小屋里。
当天傍晚，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开到昆华师范学校宿舍的门口，是一个美国人开车，找到我们家后，金若年进门就喊：楚师母!楚先生在哪里?母亲很冷静地说，楚先生不在；问他：有什么事情。金若年才告诉母亲：闻先生遇刺，朋友们都关心楚先生的安全，由潘光旦先生出面和美国领事馆联系，请他们保护一些朋友，现在潘先生和费孝通、赵沨(当时的名字叫赵天民)等已经住进美国领事馆，朋友们认为楚先生的处境最危险，因此请他去美国领事馆暂避，而且介绍了开车的美国人——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马克基利。母亲在问清了所有细节后，才陪金若年一起到父亲藏匿的地点，招呼父亲回到家里，略施收拾，就准备走。当时，我家小妹泽湘三岁，小弟泽洋不到半岁。考虑母亲带三个孩子顾不过来，于是将我这个正放暑假的小学二年级学生一起带走——那年，我七岁。
二、避难人员考略
吉普车把我们带到篆塘新村的美国领事馆和美国新闻处所在地，我记得是一幢两层的小楼，二楼有一间圆形的大客厅，周围都是玻璃窗，玻璃窗外则有带护栏的整圈阳台。在我们到这里前，已经有几位先生在客厅，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人。按父亲的日记，先后到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有(按年龄排序)：
张奚若，当时是西南联大教授，早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
潘光旦，当时是西南联大教授，早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
楚图南，当时是云南大学教授，民盟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
潘大逵，当时是云南大学教授，早年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法学硕士；
尚钺，当时是云南大学副教授；
冯素陶，当时是《战时知识》杂志主编；
费孝通，当时是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早年是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
赵讽，当时是云大附中教师；
金若年，当时是中苏文化协会昆明分会和民盟云南省支部工作人员。
上述九人中，有四人原来留学英美，而且都有名校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还有四人是民盟的中央委员(潘光旦、楚图南、潘大逵、冯素陶，其中潘光旦还是中央常务委员，而且包括了当时民盟云南省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主任委员：楚图南；组织部长：冯素陶，财务委员：潘光旦；秘书长：赵讽；潘大逵、费孝通当时也是民盟省支部的委员)；有四人早年参加共产党(楚图南、冯素陶、尚钺、赵沨，但这四位的身份没有公开)。除了上述九位以外，眷属还有潘光旦和费孝通先生的夫人，小孩则有我和费孝通的女儿(比我略小)。另外，还有当时是云南大学教师的姜震中、王志诚、林彦群、王康等，但是他们由于年轻或者“目标”不是那么大，还需要担任一些与外界联系及事务方面的工作和活动，因此在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时间不长。
据后来父亲告诉我，在闻一多遇刺后，潘光旦先生立即和他原来就比较熟悉的美国驻昆明领事罗斯(Rose)先生联系，告诉罗斯，他和一些教授朋友(而且其中几位还是美国和英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和硕士)现在的安全受到威胁，希望美国领事馆方面提供保护。于是罗斯亲自开车(或派人)将潘光旦夫妇、张奚若、费孝通(及夫人和幼女)三位西南联大的教授率先接到领事馆保护，随即又接来了赵讽和金若年——因为这两位较年轻，而且熟悉有关情况(其他人的住所、活动规律及家人等)，潘光旦等人到美国领事馆后，大家商量，认为楚图南、潘大逵、冯素陶的安全可虞，特别提出楚图南是民盟云南省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优先接来保护，楚图南被接来后，又提出尚钺(当时名叫尚健庵)有危险，因此又接来了尚钺。这时已经是7月15日深夜。
由于金若年当天晚上没有找到冯素陶，第二天，金若年才将冯素陶接到美国领事馆，据称，冯素陶在闻一多遇刺后的当天和次日，与民盟支部的其他负责人讨论和起草有关的声明等文件1，13，因此，第二天(一说是第三天)下午才住进领事馆。
三、避难经历和结束
避难期间最危险的经历是7月15日深夜，美国领事馆门口突然汽车声隆隆，来了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将领事馆包围，并由宪兵队的头目到领事馆门前，要求将在领事馆避难的全体人员交由宪兵带走，这遭到美国领事罗斯严词拒绝，随后也拒绝了宪兵头目要求领事馆交出避难人员名单的无理要求。这时美国领事馆又用电话向在巫家坝的美国空军求援，要求美国空军派人来保护领事馆和避难人员的安全。此后，宪兵队撤走，领事馆门口和二楼阳台外面则由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守卫。我当时已经入睡，半夜起来时确实看见玻璃窗外的环形阳台上，有数名美国兵手持卡宾枪在巡逻守卫，次日早晨，阳台上的卫兵撤走，但是门口依然有美国兵守卫。
次日，父亲以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和潘光旦等与美国领事罗斯交换意见，父亲向罗斯介绍民盟的政治主张——反对内战和希望国内和平，施行民主政治，并对李、闻遇刺，表示了强
烈义愤，要求追究治安当局的责任和缉拿凶手治罪，并保证民盟成员和爱国民主分子的安全。罗斯表示对所有避难人员的同情和欢迎，并承诺将所有情况报告在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及美国国务院，同时也表示愿意提供避难人员与外界、特别是与在南京的民盟总部的电信联系的方便。在这以后，罗斯意识到在避难的中国人中，真正有影响和起作用的是父亲，因此和父亲有较多的接触，在谈话中提及希望“教授们”能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另外的选择；也希望“教授们”有机会去美国讲学和研究。父亲回答道：中国以后走什么道路，作为学术问题，也许是文人论政的一个好题目；但是在当前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军事上以武力对付过去合作者，在政治上以高压的态势对付所有不同意见的公民，尤其是以恐怖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则很难再认同蒋介石、国民党的政府。父亲也表示：当然希望有机会去看看世界上最富强的美国，但是，现在，在中国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似乎没有条件离开中国，而且，父亲表示：相信所有的同事们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除了向往民主的中国，当前则更向往回到原来的学校(清华大学等)，恢复教书和学术工作。虽然政见不同，但是父亲和罗斯保持了个人间的友好交往——后来父亲到了上海，还遇到过奉调回美国的罗斯，父亲还请他喝咖啡，为其送行——这是后话。
由于民盟云南省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均在避难人员之列，因此民盟的活动仍在进行，其中在7月16日通过新闻界向全国公布的《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闻一多同志复遭暗杀的紧急声明》，就是在领事馆经过讨论、修改后由冯素陶带出，再排字印刷后交由新闻界发表的。《紧急声明》认定，闻一多遇害是“有计划的政治暗杀行为”，是“法西斯反动派决心放弃以和平民主方式解决当前国是问题……以配合正在展开的全面内战，公开向全国人民全面进攻的具体表现”。对暗杀惨案，《紧急声明》要求“追究治安当局的责任，调查真相，追究和缉获凶手，交付公审”，并提出保障人权、取消特务机关、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和重开政协的主张。
此外，避难人员还通过各种渠道和在南京的民盟总部联系，通报事件的进展，提出各种建议。民盟总部在案件发生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7月17日，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就李、闻案件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同日，马歇尔在和周恩来的会谈获悉闻一多遇刺后，表示和周“一样的震惊和憎恶”，而且认为，美国领事馆的行动“对阻止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会起到强有力的约束”。此后原来长期担任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斯普劳斯被从北平调回昆明，调查案件和拟定对避难问题的处理意见，他的调查称：由于领事馆的人相信国民党“已决定谋杀昆明民主同盟领袖”，并且获知云南民盟主委楚图南等也列入黑名单，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保护。
李公朴、闻一多遇刺后，引起了全中国的公愤，美国领事馆对民盟领导成员的保护和美国舆论及马歇尔的态度又增加了对当时一心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压力。蒋介石派警政署长唐纵到昆明处理此事。唐纵到昆明后，使出蒋介石惯用的伎俩，将与卢汉关系很深的杨立德逮捕，严刑逼供，企图将责任嫁祸于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卢汉，这使情况更加复杂起来。卢汉既不愿代人受过，但也不能得罪蒋介石，只对唐纵不满，蒋介石只得再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和宪兵司令张镇到昆明查处此事。8月6日，民盟总部派秘书长梁漱溟和中央委员周新民到昆明调查李、闻遇刺案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营救在领事馆避难的这些民盟的同志。顾祝同和卢汉曾经两次以宴请的名义会见梁漱溟等，最后顾祝同组织了两次欺骗舆论的“公审”，枪毙了两个“特务”做替死鬼，草草了事。对案件负有罪责的中央军驻云南部队的头目霍揆章及蒋介石安插在云南省政府的李中黄则仅以革职了事。但是梁漱溟等的营救活动是有效果的：首先，卢汉到领事馆看望避难人员，表示愿意保证避难人员出来后的安全，但是希望避难者离开昆明，并表示愿意提供离开领事馆和昆明的交通工具和飞机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派人到领事馆和教授们谈话，提出避难者以不公开发表声明为条件，承诺保证避难者离开昆明后的安全。
在这些安排后，7月30日潘光旦和费孝通等乘飞机离开昆明去上海，父亲则和尚钺、赵讽等暂居于李公朴在世时经营的北门书店，安排和处理民盟云南支部的工作和组织部分青年学生到外地的筹备工作。到了8月8日，父亲和张奚若、尚钺、赵讽同机离开昆明去了上海。历时半个多月的避难生活至此结束。
四、后来的事情
1946年在昆明美国领事馆避难的各位有民主思想和要求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非个人主义道路，在1949年后，全部留在大陆，为发展和建设新中国效力。当年避难者间都还有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
1950～1953年，父亲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潘大逵是副部长，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晚年。
父亲和赵讽则在1954年，以中国古典歌舞团团长和副团长的身份出访北欧四国，特别是到了当时还未与中国建交的冰岛；1955年两人又再次率团访问南美的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等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四国，而且积极准备进入美国，可惜由于匈牙利事件，这次企图敲开美国大门的目标没有实现。
张奚若和父亲在1953年分别出任担任人民外交工作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后来又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主任和副主任，工作上是上下级，私谊则是好友和兄长。
父亲和费孝通后来一直在民盟中央任职，最早的一届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中，父亲是主任，费孝通是副主任；两人还先后担任民盟中央的主席和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两人的私谊，从来未因政治变迁和世态炎凉有所变更。
特别要说到的是潘光旦和费孝通早年有师友之谊，因此费孝通一直对潘光旦持弟子礼，在潘光旦先生遭难，被勒令在水稻田劳动时，费先生一定持奉在侧，而且为潘先生准备一个小凳子；在潘先生“文革”期间遭迫害，在医院得不到应有治疗时，是在费先生的怀中去世!
父亲和冯素陶和金若年都是在民盟中央工作多年的同事，始终保持友谊。
1957年，毛泽东在知识界搞“阳谋”而祸及众多知识分子时，父亲正在尼泊尔访问，回国后，高潮已过，潘光旦、潘大逵、费孝通这样的老学者未能幸免，金若年这样比较年轻的同志也在劫。父亲为当时没有能力保护和关心这些老朋友而深为惋惜。到晚年则对此有过困惑：当年美国领事馆都有能力保护这些“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而正当这些人希望为国家效力时，为什么连他们要求思想和民主的最起码权利都被剥夺了呢!
还要说的是，几位教授和其他在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朋友的这段经历，在1949年后、1966年以前的历次运动中，均未作为问题，父亲说。1948年底他在平山时问过中共的负责同志，他们说知道和了解这些事情，并认为父亲和其他同志的处置应对是正确的。
劫难发生在“史无前例”期间，在美国领事馆避难的经历不仅是所有当事成年人的“罪行”，连当时仅七岁的我，也未能幸免，1968年，原来铁道兵某师的军宣队进入我所在的北京石油学院，在“清队”期间，系里军宣队负责人刘某逼迫我承认和交代当年在美国领事馆当“特务”的“罪行和经历”，当然被我拒绝。但是，我对这些人的憎恶和蔑视或可与当年当众对妇女撒尿的国民党特务流氓的厌恶相比!更对我们国家在一个时期里的斯文扫地、有领导的疯狂、有组织的混乱表示惋惜1 1946年，国民党枪杀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使蒋介石政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人心丧尽；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则使中国的知识阶层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前车之鉴，为政者应该深刻反思!
(责任编辑 萧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