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荷花般清新而高洁
时间：2021-02-23 07:52: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孙犁的短篇小说，颇有写意画的风格，充满着诗情画意。小说中并没有很强的故事性，很少对生活细节作精致的描绘，而着重于对典型的个别片断进行强化渲染，表达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孙犁擅长于运用充满生活韵味的人物对话的表现手法，塑造一系列既有外表美、又有内在美的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而在对这些人物形象刻画及其相关情节描写的过程中，孙犁往往采用散文式的追随人物感情流动的抒情结构，因情走笔，缘情成文，以情统率全篇，凸现时代的美，凸现美的生活。
孙犁写于1949年的短篇小说《山地回忆》其表现手法正是如此。善于塑造战争年代真善美的农村女性形象，是孙犁短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他以独特的审美视觉和审美体验，以女性为审美对象，在以战争为大背景的创作中，刻画出各具神采的女性形象。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有外在美，又有内在美。她们的美健康、朴实，没有丝毫的病态和造作，这些女性温柔多情、坚毅乐观，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山地回忆》这篇小说，就是通过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刻画人物的典型性格，塑造出生动鲜活、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挖掘较大的思想深度，准确反映出一种时代精神的。在《山地回忆》中，作者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农村一个家庭中三个普通山地女性形象：“女孩子”；“女孩子的母亲”；“女孩子的姥姥”。其中，对于主要人物“女孩子”形象的刻画，用了详写的手法；而对于后两位，则用了略写的手法。作者笔下的“女孩子”形象，是在突发性的场景下出现的：
1941年的冬天，部队因“打游击”在小村庄住了下来，“我”早晨到村前的河边砸冰洗脸，突然间听见下水流有人喊：“你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当“我”被“骂”后要求与她换个位置时，她却故意逗气地还要从“我”洗脸的地方往上走。当谈到“讲卫生”问题时，“女孩子”说：“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干净！”“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泡尿，那是讲卫生吗？”
这些在寒冬腊月的早晨突然发生的事件，反映了“女孩子”的勤劳、朴实，同时，又通过其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骂人”及后来的“训人”场面的描写，刻画了“女孩子”泼辣、倔强的性格。接着，作者对“女孩子”的外表特征作了这样的描绘：“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红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这些描述，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个勤劳善良、健康乐观、质朴纯真而又略带野性的山地青春女性的形象。
“女孩子”外表貌似严厉泼辣，但对八路军却有一副热心肠。当看到“我”在冰天雪地里没有袜子穿，她便说：“我给你做。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第二天，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此外，因我老是每天早晨“到河边砸冰洗脸”，“女孩子”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明儿别到河边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此后，“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
短暂交往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女孩子”都能够观察得那样的细致入微，做得那样的可心体贴，使读者从那些同样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字里行间，进一步窥见了一位山地“女孩子”纯朴勤劳的性格和善良美好的心灵。
文中对另外两个女性形象——“女孩子的母亲”、“女孩子的姥姥”形象的刻画，是对“女孩子”形象的旁附和陪衬，故孙犁对其采用了略写的手法。“女孩子的母亲”是“一个大娘”，“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粗布说：“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给你做了穿上吧。”在此，读者看到了一个健康成熟、贤惠善良的山地中年女性形象；“女孩子的姥姥”，是“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多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别人说闲话。”
孙犁只用了廖廖数语，即刻画了“母亲”和“姥姥”的质朴善良及她们内心的美，这两个女性形象恰如其分地衬托和深化了“女孩子”其山地女性善良质朴的典型形象，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山地的厚重和质实、山地女性的豁达和可爱。
作者正是选取了“女孩子”和“我”之间发生的几件小事，塑造了典型环境中典型的人物形象。其女性形象真实可信，使人读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历历在目。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准确地表现了战争年代山地人民与八路军之间的亲密关系，挖掘了较大的思想深度。
《山地回忆》的撩人之处，在于它通过“我”和“女孩子”往事的回忆，运用小中见大、深情细腻的表现手法，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山地人民建立起来的鱼水情谊。
孙犁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深受冀中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哺育、感染，亲眼看到了那些普通妇女在民族斗争中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胸襟，曾感慨万分地说道：“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正因为有这种真切的生活体验和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我”才会自然而然地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闸门。
《山地回忆》所描述的，没有轰轰烈烈、人头攒动的场面，也不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只宛如坐在高高垛起的谷堆旁的那位慈祥深沉的母亲，在夏夜皎洁静谧的月光下和徐徐吹拂的晚风中娓娓诉说，给孩子们讲“那过去的事情”。
作者所描述的“河边冲突”这一情节，颇具诗情画意。当“我”在上游洗脸受到“女孩子”一顿抢白后要求和她换个位置时，她故意逗气地还要从“我”洗脸的地方往上走。“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蹬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这一笑，是俏皮的也是高深莫测的一笑，它惟妙惟肖地勾勒出姑娘倔强可爱的性格，为她后来感情的自然流露作了铺垫，深情厚意知多少，尽在嫣然一笑中。果不其然，当看到“我”在寒冷的天气里没有袜子穿，他立即关切地扯布为“我”做袜子。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点布，原先是为她父亲做袜子备下的。这双经小姑娘熬夜挑灯缝纳出来的袜子，“厚厚的底子，是用麻线纳的”，一针一线中寄寓的是山地百姓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对中国共产党的殷切期望，饱含着老区人民对八路军的厚意深情。手捧着这双袜子，难忘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穿着它行军打仗，身上会增添无穷无尽的力量，人民军队将无往而不胜。此后，“我”早上不再到河边洗脸，姑娘说“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两个素昧平生、互不相识的人一见如故，胜似至亲，姑娘一家对“我”的感情，除了山地人民特有的善良淳朴之外，更重要的是源自于党和群众、八路军和人民之间长期以来构建的唇齿相依的党群军民关系。我们党和党领导的八路军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正是依靠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种休戚与共的鱼水深情，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山地回忆》的字里行间，看不到军民并肩战斗的场面描写，也没有舍生忘死的惊险情节，但却通过生活中的微节小事，一叶知秋，小中见大，使其所要颂扬、讴歌的党群关系和军民情谊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使读者产生独特的审美愉悦，这正是《山地回忆》别具一格、不落俗套的独到之处。回忆过后，孙犁笔锋一转，文章照应开头其倒叙，写“我”在开国大典那天，给“女孩子”一家每人送一身衣服，“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给他和大娘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这是文中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的升华。应该啊，孙犁！羔羊亦知当跪乳，雏燕难忘反哺恩。再大的官也来自老百姓，树高千丈总忘不了根，父老乡亲养育我，难还今生未了情。党心民心，莫忘此心。
读孙犁的小说，我们似乎听到了自己心灵的震颤，更使我们把握到时代跳动的脉搏。回忆过去是为了现在，更为了将来。重温往事情犹昨，回首当年景已迁，然而，此时此刻，“我”始终未敢忘记“女孩子一家”，未敢忘记与山地人民那份弥足珍贵的患难亲情，时常纪念着那些到现在回忆起来已经是千金一刻的时光。在开国大典那天给他们送去了东西，也送上了一份心意，更捎带着一缕悠悠的思念之情。这样处理，孙犁满意了，读者也踏实了。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孙犁像是给我们献上了一杯酽酽的陈酿，这酒醇香四溢，沁人肺腑，醉了我们的心，而醒后却让我们汗颜；又宛如一只美丽的夜莺，在喧嚣过后万籁俱寂的夜晚，当情侣沉沉睡去，却为之从黄昏一直歌唱到黎明。这样结尾，言已尽而意无穷，使我们想起了唐太宗说过的话：“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执政党的成败兴衰，离不开人民群众，我们党应戒骄戒躁，时刻惦记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官员应廉政为民，做人民的公仆，时刻不忘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孙犁的小说并不重视故事情节的完整，因而人物的塑造主要不是在情节发展中依靠人物的行动去完成，而往往是在关键的地方，用点睛之术，用简练的语言来勾画。特别是他善于运用充满生活韵味的、洗炼的人物对话来突现人物性格，挖掘人物的内心活动。其自然、质朴、纯真而又富于形象性的艺术语言，蕴涵着普通人真挚而又质朴的深切情感。这些表现手法，在《山地回忆》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小说中安排的在河边洗脸的冲突、“女孩子”为“我”做袜子、“我”和“女孩子”家人的接触、背枣到曲阳去卖、“我”买布送给“女孩子”一家等几个故事情节，其场景都主要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描写的，而通篇所采用的人物对话都是劳动人民及其家庭中生活化的口语，极符合山地百姓的用语习惯，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文中其对话描写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但个别地方也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写法。如：“河边洗脸冲突”这一情节，作者并未对故事进行全面的、细致的描绘，而是抓取双方对话时“女孩子”对“我”“又骂又训”这一个别片断和个别场景进行描写，渲染了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就颇具浪漫主义特色。早在1941年孙犁就说过：“浪漫主义适合于战斗的时代，英雄的时代。这种时代，生活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又如：在“女孩子给我做袜子”这一情节中，因“我”不好意思而提出“要不，我就给钱”时，正在烧着火做饭的“女孩子”抬起头来说：“你又装假了，你有钱吗？”形象地、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了当时“我”窘迫的心境和“女孩子”直率的性格。《山地回忆》的从头至尾，作者正是运用这些自然质朴、充满生活韵味、人格化的人物对话描写，把小说写得诗意盎然，具有浓郁的人性美、人情美，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画意。
解放区文学中描写妇女的文学作品很多，但能像孙犁这样集中地饱含深情地表现女性形象的并不多见。《山地回忆》中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性的化身。1978年9月，孙犁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写道：“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可贵的战争岁月，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在写作中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或许，这就是孙犁用满怀深情的笔调讴歌山地女性的内在动因。
[责任编辑张瑞田]
刘奕，女，1977出生，壮族，广西柳州人，现为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