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怀太子墓西壁客使图高昌使者说质疑

内容提要本文对章怀太子墓西壁客使图高昌使者说从多方面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不是高昌使者，应该是突厥使者。

关键词客使图

高昌使者突厥使者质疑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6—0117—07

1960年陕西乾县考古发掘出的章怀太子墓，其墓道东西两壁各绘《客使图》一幅。东壁的《客使图》经专家多次论证，对客使的身份争议不大。西壁《客使图》三位客使的身份仅王仁波、王维坤等专家有过论证，认为前两位客使为大食、吐蕃的使者，后一位可能是高昌使者。对大食、吐蕃使者的判断笔者未深入研究，不敢妄语。惟对宽圆脸，腰束带，腰带上系一短刀，拱手持笏，脚穿黑长靴之人物，“可能是高昌使节”的判断，笔者认为此判断多有不妥之处。能是高昌使者。此段史料对高昌人的记述过于简单，仅描述了高昌人的相貌和发式，却忽略了服饰这一基本要素。《梁书》卷54《诸夷·高昌国》曰：“国人语言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史、诸子集，面类高丽，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裤。”对照《客使图》可以看出，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勉强。事实上穿圆领长袍、辫发垂之于背、腰系革带、身佩短剑等装饰，本就是胡服，在南北朝时期很是盛行，在隋唐时期更是胡人普遍的穿着。因此，笔者认为，有些史料不可不信，亦不能全信。比如，高昌汉文化占统治地位，是因为该地国民以汉族为主。对此，历代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都可以证明。也就是说，高昌人就是汉人。但史料记载高昌人“面貌类高丽”，显然史料记载人对高昌人的了解很不全面。

高昌人是汉人，所以，其对“夷服”的排斥和对汉服的向往是由来已久的，在麴伯雅的内心深处，中原的文化才是礼仪典范。隋大业八年，麴伯雅在京游历三年之后归国，下车伊始，立即下令国人解辫削衽，改革服饰。其令云：“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此项服饰改革，终因隋朝势力鞭长莫及而屈服于铁勒的压力导致流产。但麴伯雅抗婚突厥在先，服饰改革在后，虽无一成功，其心声明亮如火，绝不是一句“取悦”能够完全概括的。在高昌人方面，他们耿耿于怀的也正是自己的服饰。“同人无咎，被发左衽”，麴伯雅此言，正尽中原人的观点，同时也是高昌人的苦恼。

高昌人改变服饰的愿望，是在唐统一之后才实现的。唐灭高昌后，在该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策，建立中原一体化的军政体制，并且很快着手进行人口土地调查，而高昌人最关心的“夷俗”问题，并没有引起唐廷的重视，于是高昌人自发地掀起一场改变服饰运动，使唐王朝既欣喜又感到了同族的亲切。唐太宗贞在《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一首》中说：“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田亡，咸出中国。自因隔绝，多历年所。朕往岁出师，应时克定，所以置立州县，同之诸夏。而彼土黎庶，具识朕心，并变夷俗，服习王化。家慕礼让之风，人事农桑之业。朕爱养苍生，无隔新旧，引领西顾，嘉欢良深。”也就是说，唐廷对高昌人自发地“并变异俗，服习王化”的行动予以了肯定。既然唐朝上下对高昌变“夷俗”非常重视，那么唐朝将高昌“伪王以下及官人头首”举家迁往中原之后，决不会允许他们着胡服出现于唐廷的任何角落。也就是说，着胡服的高昌使者绝不会出现在唐朝的鸿胪寺；唐朝的画师、画工也不敢冒大不违将穿胡服的高昌使者形象画在太子的墓中。既然高昌人对“并变异俗，服习王化”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客使图》的人物即使是高昌使者，在亡国后五十多年间，其使者的着装也不应是胡服。

二、从时间上看，高昌国已经灭亡，何来高昌使者?《旧唐书·高昌传》载：“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文泰后稍壅绝之。……十三年，太宗谓其使日：‘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之礼，国中署置官号，准我百僚，称臣于人，岂得如此!今兹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堑，预备讨伐。贞观十四年(640)，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进逼其都。智盛移君集书曰：‘有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谴积，身已丧亡。智盛袭位未几，君其赦诸?’君集谓日：‘若能悔祸，当面缚军门也。’……智盛穷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麴氏传国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从以上史料可知，贞观十四年(640)高昌已为唐所灭，高昌最后一个国王麴智勇及豪族被掳至长安，唐朝统一高昌。也就是说，高昌王国的历史就此戛然而止，而章怀太子葬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时间上二者相差近一个甲子，在五十多年之后绘制一个亡国使臣，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三、唐廷统治者认为，灭高昌是其功勋之一，如何再允许高昌使者出现?在唐太宗心目中，平高昌是帝国统一大业的一部分，也是统一西域的开端。“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在庆功的同时，要求群臣戒骄。贞观十九年，太宗又谓侍臣日：“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者，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驰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眼，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从这两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自认为他的开边军事活动，与西晋统一东吴和隋文帝统一江南，在本质上都是统一事业。这证明在唐太宗心目中平高昌等军事行为不过是完成统一而已。《讨高丽诏》评价太宗的武功时说：“北殄匈奴种落，有若摧枯。西灭吐谷浑、高昌，易于拾芥。包绝漠而为苑，跨流沙以为池。黄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奉贡，归风顺轨，崇威启化之道，此亦天下所共闻也。”既然唐朝君臣认为灭高昌是其统一国家的重要功勋，何人又以何种理由绘制亡国的高昌使者于墓室之中?

四、高昌覆灭后，唐在高昌故地设立州县，既为州县，何来使者之称呼?唐灭高昌之后，唐廷君臣虽在如何管理高昌故地问题上有过争论，但最终唐太宗否决了“抚其民而立其子”的主张，在高昌故地实行了与中原一体化的州县制度，即改高昌国为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州、天山、蒲昌五个设机构县，此时，高昌故地已和唐廷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麴氏高昌的核心成员被作为战俘移民到了中原，中下级原来官员则给予一些闲职的同时，唐廷还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巩固这个新控制地区，例如：设置各级官吏、丈量土地、核查人口、移民西州、屯军等。就是说，唐在高昌地区采取的管理办法已与中原地区相差无几。

另外，李方先生经过多方考证，认为龙朔至永淳年间(661—683)高昌县是上县。但我们从中可以

得出在章怀太子安葬之前，西州所在地高昌县已按唐朝律令设置了县尉、录事史、司户佐史、仓督等官职，户口已达到上县的标准。由此可以证明，唐朝在西州地区已进行了户口和土地调查，新的户籍制度已在这里运作起来了。既然西州地区和内地州县一样按唐朝律令正常的运转，那么州县有什么资格向唐廷派遣使者?既然无权利派遣使者，又何来使者并出现于《客使图》中?

五、高昌国人民对唐统一的态度不但欢迎，而且积极。因此，宫廷画师或画工无论从政治因素，还是情感因素，都不可能为一个已经灭亡的国家树碑立传。

《旧唐书·高昌传》记载，当麴文泰决定不惜与唐一战以确保自己偏安的时候，“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这当然不是儿童的发明创造，而应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唐朝统一，高昌变为西州成为大唐版图中的一部分之后，与任何地方州县一样，欣然接受来自中央地区的各种信息，并且努力追随中原风气当属自然。例如，张礼臣墓出土的《(六扇)乐舞屏风》，其女乐发型、面部化妆、舞者衣著打扮等方面均显现出与长安、洛阳两地同步的流行时尚，反映出其唐朝文化的特点。也就是说，在章怀太子安葬的8世纪初，高昌地区已正式接受唐文化洗礼逾半世纪以上，当地贵族墓出土遗物已呈现首都长安发达的物质文明。其墓室绘制乐舞图像，反映了该地在唐文化正式流入后，墓葬形制也受到了唐代墓室装饰传统的影响。

高昌出土的墓志也表明，高昌亡国之后，高昌故地居民不但欣然接受唐朝统一的现实，而且视高昌国为“伪朝”。“上元二年唐护墓志”记载其祖其父在麴氏高昌的任职时说：“祖讳谦，任伪学博士，三冬之暖，久著伪初，五柳之才，标于兹代。父讳明，任伪学博士，并门袭英风，代传文石，积善之庆，其在兹乎”。张行伦墓志，甲志云：“其祖，高昌伪朝授门下司马。”乙志云：“父，余风袭善，固学靡穷，清直克彰，名驰礼阁。伪朝授太教学博士，皇朝授交河县尉。”张礼臣墓志载：“祖雄，伪光武王(麴文泰)之左卫大将军、都绾曹郎中。”

既然高昌地区从平民到贵族对唐统一不但欢迎，而且欣然接受大唐文化，那么，作为宫廷画师或画工则不可能无视这种事实，使一个“胡化”的使者形象出现于唐代墓室之中。武则天时期，虽然比较开明开放，但禁忌仍然很多，收复西域和治理西域是唐朝的主要外交政策，宫廷画师或画工再有多大的胆量，也不敢与朝廷作对，为一个亡国的高昌树碑立传。

六、从唐墓壁画写实与虚指角度来看，高昌使者的身份也值得商榷。因为，唐墓壁画中所绘的题材未必就是墓主或建墓者的意愿。如好读书、爱做学问的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读书、学习的图像丝毫未见；而处在母亲武则天十分猜忌的情况下，李贤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可能带领几十号人马去狩猎出行(这应当是严重犯忌的事情)，也恐怕值得怀疑。因此，笔者认为，画面上的许多事情不见得是墓主人实际做过的，但在唐朝社会可能发生过，即唐墓壁画所具有的虚实性。就西壁《客使图》来说，鸿胪寺官员带领使者拜见太子是可能的，但拜见哪位太子则有可能是虚指。因为宫廷画师和画工虽然对唐廷的外交事务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但皇室贵族接待客使却是经常之事。所以，出于对章怀太子李贤的尊敬和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绘制《客使图》接受外国客使的拜见是完全可能的。

七、从使者往来情况来看，高昌亡国后，对于高昌使者史书已无记载。经查史料，高昌使者最后一次在史书中出现是贞观十三年(639)：高昌攻焉耆，“帝遣虞部郎中李道裕问状，复遣使人谢。”此后，高昌使者在史籍中再没有出现过。所以，章怀太子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都不可能与高昌使者扯上关系。最后一种可能，章怀太子安葬时，出于某种原因，高昌使者会突然出现?但史书记载亦予以了否定。据史书记载，神龙二年(706)，遣使入朝的周边国家和民族共有五次：四月，新罗遣使贡方物。七月，林邑遣使朝贡。八月，新罗遣使贡献。十月，新罗又遣使朝贡。十二月，西突厥遣使献马五千、驼二百、牛羊十余万。高昌使者还是没有出现。

八、从使者所处的位置看，也不可能是高昌使者。唐代墓葬形制是东西对称，东壁《客使图》专家论证认为，紧随鸿胪寺官员身后的使者是新罗使者，除服饰与史料记载相似外，最重要的论点是章怀太子安葬前，新罗国与唐朝关系密切，据不完全统计，仅705—706两年间，新罗使者就5次来朝，可见其与唐朝之关系。作为装饰墓室的《客使图》，绘制新罗使者既合情理又符合历史事实。以此推论，与之位置对应的西壁《客使图》使者的宗主国，毫无疑问也应与唐朝的关系非常密切。而高昌早已亡国，史料又无使者往来的记载，因此，笔者断言，此位置的人物绝不是高昌使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壁《客使图》紧随鸿胪寺官员身后的人物，决不可能是高昌使者!那么他有可能是谁呢?

首先，从唐代与周边国家及民族政权往来的重点看，这位客使应来自西域。据史料记载，唐朝与周边国家及民族政权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无不涉及。唐朝君臣围绕“华夷同序、帝国至上”终极目标，采取多项措施发展民族关系，着力打造“天可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大唐帝国战无不胜的雄风。其重点是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对象主要有朝鲜半岛、日本、东北地区各民族、东西突厥、西域各民族及中亚、西亚各国各族政权。唐朝的东部、东北及北部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朝鲜半岛、青藏高原的吐蕃及绝域地区的东罗马、大食国家的使者，《客使图》均正涉猎，唯广大的西域地区《客使图》里没有表现，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与史实不符。西域自古就有大量的民族生存，自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凿著名丝绸之路以后，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经济资源，中原王朝都非常重视，并积极经营；大唐立国之后。对西域的经营更是不遗余力。西域地区各民族、政权在积极争取唐朝支持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发展与唐关系。“天可汗”和唐太宗陵前六十藩王像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注释。也就是说，李唐一代，与西域的关系不仅密切，而且非常重要。因此，笔者断定，这位客使应该来自西域。

其次，从已知使者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政权来看，这位客使所代表的民族政权在唐代应是一个比较大的政治实体。

新罗在唐代不仅是朝鲜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与唐朝的关系非常密切，据《三国史记》卷33《杂志二》记载，新罗不仅年号采用唐朝的年号，而且各种制度和服制也都以唐朝制度为本，并且选送留学生、学问僧入唐求学，还经常派遣贺正使、朝贡使赴唐；据不完全统计，贞观至神龙年间，新罗遣使入唐30余次，所以，新罗使者经常排在唐朝所有外宾中的第一位，东壁《客使图》印证了这一史实。

韎鞨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7世纪还处于发展初期。贞观年间派往唐廷的使者，史书明确记载的仅有三、四次，严格说与唐廷的关系

并不密切，所以在《客使图》中其形象不仅卑谦，而且属于陪衬人物。当然，在众多客使中选择棘韬使者，恐怕还有展示大唐势力涉及我国东北部和代表东北部大量少数民族归顺唐廷等因素。

吐蕃是唐代民族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员，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既密切又深远，尤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和亲，不仅使吐蕃逐步由奴隶社会步入封建社会，而且使其进一步文明、汉化。据不完全统计，贞观至神龙年间，吐蕃派往唐朝的使者约30余次，不亚于新罗派往唐朝的使者，因此，西壁《客使图》中吐蕃使者的形象被安排在显要的地方。

东罗马、大食是7世纪时期世界上著名的大国，虽然与唐朝往来不多，但在世界各国使者和客商大量聚集唐都长安时候，其影响必然传播至唐廷及士民之中，绘制其大国形象既反映了唐朝的开明开放，又彰显了唐朝以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大国地位。依据上述分析，未确定身份的使者所代表的民族政权在唐代应是一个比较大的政治实体。

第三、东西壁《客使图》相互比照，这位客使所代表的民族政权应与唐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东壁《客使图》在三位鸿胪寺官员之后依次绘制的是新罗、东罗马、韎鞨族使者。前文已论述新罗与唐朝关系非常密切，其使者常排在所有使者之前；东罗马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国。与之对称的西壁《客使图》在三位鸿胪寺官员之后依次绘制的是吐蕃、未确定身份者和大食。吐蕃与唐朝的密切关系不比新罗差，所以排在西壁第一位当之无愧。大食与东罗马齐名，习惯思维，应排在第二位，但《客使图》却将其放在第三位，可见，在《客使图》作者心目中，还有比大食人物更重要的。据史料记载，在初、盛唐时期，与唐朝往来密切的周边国家和民族政权除了前面已提及的国家和民族政权外，还有东西突厥、吐谷浑、回鹘等等。因此，笔者认为，紧随吐蕃使者之后的人物所代表的民族政权应与唐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西壁《客使图》中未确定身份的使者应是西域地区与唐朝关系密切而且较大的政治实体。《客使图》绘制于706年，是武周之后，唐中宗为李唐宗室平反昭雪之年。据史书记载，在贞观至神龙年间，与唐朝往来的西域政权主要有：突厥、龟兹、于阒、波斯、吐谷浑、吐火罗、曹国、康国、安国、康国、石国、曹国、史国、贺国、高昌、薛延陀、焉耆、回鹘、疏勒、朱俱波、尹吾等。纵观唐代历史，笔者认为，与唐朝关系密切而且较大的政治实体恐怕只有突厥、吐蕃、吐谷浑等政权。吐蕃使者在西壁《客使图》中紧随鸿胪寺官员身后，排第一位，其与唐朝的关系前文已涉及，不再赘述。

史料记载，吐谷浑族源属于鲜卑东胡系统。西晋末，西迁到甘肃、青海之间，与羌人杂居。唐初分为东西2部，西部以鄯善(今新疆东部)为中心，臣附吐蕃；东部以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境内)为中心，臣附唐朝，首领慕容顺被唐朝册封为西平郡王。635"年部落内乱，慕容顺被杀死，唐遣军击之，立诺曷钵为可汗。吐蕃破其国，诺曷钵率残部奔凉州。贞观十四年(640)，诺曷钵亲自到唐朝京城长安觐见唐太宗时，唐以宗室弘化公主妻之，并授封“附马都尉”，加封青海王。龙朔三年(663)．吐蕃攻破吐谷浑部，诺曷钵弃国率部投归唐朝，先后被安置于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和凉鄯一带，吐谷浑国从此不复存在。咸亨三年(672)，为了回避吐蕃继续侵压，诺曷钵再次率部迁往灵州境内。唐朝在灵州特设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同心、盐池3县部分地区)，予以安置，诺曷钵担任刺史。由此可以看出，吐谷浑虽然与唐朝关系密切，但相对弱小。在吐蕃侵扰下不断东迁，龙朔三年(663)已亡国，咸亨三年(672)又成为唐朝的一个羁縻州。贞观至神龙年间，吐谷浑遣唐使者虽有25次，但贞观年间就达20次，可见，贞观之后吐谷浑已淡出大唐的政治范围。因此，西壁《客使图》未确定身份的使者不可能是吐谷浑人。

突厥与唐朝的关系既密切又复杂：

第一，突厥是初、盛唐时期最大的政治、军事对手。突厥在南北朝至唐朝时住在现今中国西北地区。公元6世纪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初属柔然族。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建立起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势力迅速扩展至蒙古高原，后虽因内讧而分裂为东西两部，但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经常骚扰北周、隋等中原王朝。李渊起兵之初，也曾借助其力量。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之后突厥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武德三年(620)东突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15万人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口；武德七年(624)，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武德九年(626)年趁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又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许以金帛财物、结盟之后，乃领兵而退，史称“渭水之盟”。贞观三年(629)，在政权稳定、国力增强的情况下，唐太宗命李靖率李世勋、柴绍、薛万彻等，统兵10万，分道出击突厥，拉开了唐代与突厥30余年战争的序幕。高宗显庆二年(657)，唐军由大将苏定方统辖，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贺鲁战败被擒。西突厥自此灭亡，突厥人逐渐退出了与唐对抗的历史舞台。尔后原属突厥的各部落对唐时而反叛，时而投降，时而联合，时而各自为战，更有几个领袖自称“可汗”，妄图回复到东西突厥分裂前最强盛的时期。然而终于回天乏力，于公元745年被唐朝册封的回纥“古力非罗汗”彻底攻灭。平西域及灭西突厥后，唐设著名的“安西四镇”驻军镇守，又设安西、北庭两个著名的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从此，突厥人对唐朝的威胁消除了。他们再也不可能深入中原内地。

第二，突厥与唐朝的使者往来非常密切。贞观至神龙年间，突厥派往唐朝的使者达42次，是所有遣唐使中最多的民族政权。使者的主要使命是朝贡、和亲、请求、祝贺、告哀、互市、修好等。在此期间，唐朝相应的派使者至突厥，约十多次，其使命主要是册封、吊祭、安抚、宣慰、和亲、赐物等。

第三，突厥文化对唐的影响很大。唐初，东突厥灭亡后，唐太宗采纳温彦博“全其部落，以为捍蔽，不革其俗，因而抚之，实空虚之地，且示无所猜。若内充、豫，则乖本性，非函育之道。”之建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设置了顺、佑、长、化四个都督府，以安置十多万内附的突厥人民。又把颉利可汗所统辖的今内蒙地区置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下设六个州，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来管理当地的突厥部落。当时突厥人迁居长安及附近地区的就有近万家数十万人，突厥贵族被唐朝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其衣冠布列于朝廷且有“居朝士之半”的说法，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少见的。

大量突厥人的入居和生活习惯的留存，对唐朝人民带来很大的影响。据史书记载，在战争和短暂的和平中，突厥的文化渐渐渗透到中原地区，当时有一部供学者使用的突厥一汉语词典，加上唐人对异域文化具有相当的宽容和豁达。因此，

唐朝的老百姓和达官显贵都把说一口流利的突厥语、穿一身纯粹的突厥服、娶一个突厥妻子当作是最有品位的生活方式。追求突厥人生活习俗的热情，竟使一些唐朝贵族在城市里也搭起了帐篷，他们宁愿忍受那种很不舒服的帐篷生活，也要追求时髦的生活。诗人自居易就曾经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天蓝色的帐篷，他在毡帐中款待宾客，并且还不无得意地向他们解释帐篷如何能够对人提供保护，免受冬季寒风之苦。皇太子李承乾在生活起居等方面都刻意模仿突厥人，他宁愿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语，并且在皇宫的空地上搭造了一顶地地道道的突厥帐篷，而他本人则穿得像一位真正的突厥可汗，坐在帐篷前的狼头纛下，亲手将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伺候他的仆人们也都是全身穿着突厥人的装束。突厥文化不仅在生活习惯对唐人影响很大，而且在文学上也有影响。如在唐朝的一些诗歌中，也表现出了突厥民歌对唐诗诗体的影响。

第四、《客使图》中未确定的身份的使者形象与突厥人有些相象。《客使图》中未确定的身份使者的形象是：黄皮肤、宽圆脸、低鼻梁，腰束带，腰带上系一短刀(剑)，拱手持笏，脚穿黑长靴。圆领长袍、辫发垂之于背、腰系革带、身佩短剑等装饰与新疆唐代石窟突厥人、回鹘人的服饰基本相同；黄皮肤、宽圆脸、低鼻梁与蒙古利亚人种相同。因此，从形象学的观点出发，笔者断定，《客使图》描绘的人物是突厥人。也许有人会问，上述人物的特点与回鹘人的特点有些类同，为什么不是回鹘人呢?因为在《客使图》绘制之前，回鹘还不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无论政治、军事、社会发展都与突厥有很大的差距。也许有人会说，人类学已经研究证明突厥人是黄白混血人种，用上述观点证明他是突厥人有些牵强。笔者的观点是：《客使图》在颜色的处理上因多种原因还不很娴熟，在人物面部颜色的处理上均与史料记载有些不符。如吐蕃人看不出“衣率氍韦，以赭涂面为好”。大食人看不出其为白人等特点。因此，突厥黄白混血人的特点在《客使图》中没有表现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章怀太子墓西壁《客使图》中未确定的身份的使者，应是突厥使者!这既符合初盛唐时期的历史史实，也准确的反映了贞观至神龙年间唐朝与周边民族往来的客观实际。如果缺失了东西突厥汗国纵横漠北、西域的的历史和突厥民族的形象，那么，不仅中国历史不够丰富、完整，而且，大唐的历史也会因之而黯然失色。

作者单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