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批判.重构
时间：2021-02-27 08:02: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翻译是鲁迅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文化语境的影响,其翻译策略从任意改写的意译嬗变为逐字译的“硬译”。鲁迅的“硬译”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认定,其最终目的是解剖中国传统文化,进而重构适应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鲁迅 翻译策略 “硬译” 文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翻译学界对鲁迅“硬译”(直译)的论争由来已久,贬多于褒。上世纪30年代诸多学界名流如梁实秋等,公开撰文抨击鲁迅的译文晦涩难懂。事实上,单从语言层面上来评价鲁迅的译文,梁实秋的评论并无不妥之处。当代学者对鲁迅译文的评价如出一辙,称其文笔实在是不敢恭维。作为中文功底深厚的作家,鲁迅为什么要执着地采用当时广受批评的“诘曲聱牙”的“硬译”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告诉我们,所有的翻译文本都是在文化语境中生成的,译者翻译策略的使用和变化,自始至终都受各种权力话语的左右和操控。因此,我们不能从纯语言的角度去探讨鲁迅的“硬译”观,而必须客观地考察译文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动因,才能客观理性地去分析鲁迅硬译的深刻文化意义,因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一 从“任意删易”到“逐字译”:鲁迅“硬译”观的形成
鲁迅从1903年开始致力于翻译创作,翻译作品占了其著述的一半还多。1909年以前,受林纾、梁启超等翻译家的影响,以翻译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为主,其翻译策略未能脱离那时“意译为主的风尚”。然而,鲁迅在1909年翻译并出版《域外小说集》时,一改以前任意删改原著的意译,译风突然变得非常严谨。可以肯定地说,《域外小说集》奠定了鲁迅“直译”的风格。相应地,鲁迅的翻译策略也经历了一个由“任意删易”式的改写,到“逐字译”的发展变化过程,其翻译观也由意译嬗变为“硬译”。
鲁迅称自己早期的翻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斯巴达之魂》经过鲁迅的改译,已难见翻译的痕迹,《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的翻译则借用了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并对原著内容进行了大幅删改。鲁迅这一时期的翻译以意译为主,从文化语境上来说,是开民智,救国图强及晚清意译之风对他的影响的缘故。
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标志鲁迅翻译观的重大转变。在《〈域外小说集〉略例》中,鲁迅抨击晚清“任意删易”之译风“即为不诚”。在序言中,鲁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词致朴讷”,“移译亦期弗失文情”的翻译策略和“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的翻译目的,清楚地表明了其主张直译的观点。在此后的翻译创作中,鲁迅公开声明并坚持不懈地实践他直译的信念,并几乎在所有译作的序言或后记中阐明了这一点。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出了象牙塔》后记里,他说:“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使用的方法一样”。1929年,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正式提出了“硬译”的概念: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就是所谓“没有出路”——所余的唯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鲁迅翻译观的转变,是由顺从到抵抗的转变,这种抵抗不仅是文体模式上的抵抗,更是文化政治上的抵抗。很明显,对鲁迅来说,硬译不仅是作为一种翻译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是用来解剖传统文化和建构新文化的犀利工具。
二“硬译”——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与新文化的建构
本文认为鲁迅的“硬译”观,蕴涵着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剖,以及对中国新文化建构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 “保存洋气”,拒斥对异域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误读和改写
在中国翻译史上,大多数翻译家倾向于意译,用归化去改造异域文化的“他者”。在长期的佛经翻译中,“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大行其道。晚清意译之风可以说是佛经翻译手法的延伸。梁启超主张的“译意不译词”颇为时人所信奉,以至于不懂外语的林纾以这种方式进行翻译时,也并未引起人们的惊异和不解。而当鲁迅采用贴近原文的直译方式时,却遭到了时人的群起围攻。意译之风如此盛行,源于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华中心主义情结”。他们认为中国有优胜的地方,翻译西学,只不过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汤文武周公之道”。更可悲的是,当时先进的精英分子在著述中,也时时表露出自大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康有为曾作一首《爱国歌》,吹嘘中国称霸世界的美好前景:“唯我有霸国之资兮,横览大地无与我颉顽。我何幸生此第一大国兮,神气王长!”
“以世界中心自居的文化在接受他种文化时,通常把本族文化的行为方式作为‘自然的’和唯一正确的,异域文化成分被毫无疑虑和毫无限制地‘自然化’。”幸运的是,当20世纪初外来文化威胁主体文化生存时,以鲁迅为首的少数译坛学者,深深地感悟到民族中心主义的改译、误译将使异域先进的思想、文化被毫无限制地“自然化”,而这种“自然化”必将严重影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此,鲁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姓Gogl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也称“吾家rky”的了。我真料不到一本《百家姓》,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鲁迅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提倡硬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及与西方文化的全面接触,晚清那种歪曲原著、肆意增删的“意译”风尚和“乱译”流弊,严重阻碍了西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加重了国人文化自恋心理。鲁迅认为要实现梁启超在《新民议》中提出的“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必使异域文术新宗入华土。因此,鲁迅提倡硬译,意在反对对文化“他者”的本土化改造,消除国人文化自恋心理。
2“异域文术新宗入华土”,吸纳异域原质文化
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表现了三种明显差异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他们或固守以夏变夷的僵死封闭的文化观念;或恪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或反对“中体西用”、“中主西辅”的观点,主张建立适应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文化。受文化自恋心理的影响,当时的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无法割弃“中华中心主义情结”,坚信中国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因此,晚清盛行的意译法,容易使生活在意义世界中的国人接受被中国文化包装过的西方文化,从而产生思想上的认同感。而主张建立新型文化的文人,迫切希望介绍和了解西方文化的真谛,他们呼唤异化的翻译,不少译者开始采用直译,如吴的《银钮碑》和马君武的《心狱》。实际上,鲁迅所主张的“硬译”观承前启后,“是中国引进外国文化的里程碑”。我们对鲁迅的“硬译”观不能简单地做一般的方法论理解,它包含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他主张硬译,是对外国文化原质性的寻求: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常常和易解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地顺眼起见只能改换它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鲁迅也是非常重视“顺”的,力求译文“易解”,但“易解”与“保存”相比,却是次要的,翻译最重要的是“保存原作的丰姿”。显然,鲁迅是站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审视翻译的问题,其主张硬译,是希望通过翻译,忠实地介绍和引进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新思想。
鲁迅后来的翻译都是围绕硬译进行的。对鲁迅来说,硬译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以强调“信”为目的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认定和文化重构的政治问题。鲁迅认为,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存亡的时候,中国文化的重构意味着主体文化的断裂,要实现主体文化的重构,必须引进和吸收异域文化。因此翻译必须“求真”,而翻译要“求真”,就必须“容忍多少的不顺”。正是基于这种选择,鲁迅在翻译时,他所选择的必然是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直译方式。只有直译,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转换过程中的缺损和扭曲,减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染缸化”。
3 “输入新的表现法”,改造传统汉语,推进汉语现代化
鲁迅的硬译,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忠实地把原著内容或思想完整地移植过来。其二是强调语言文字或者具体来说,是句法上的忠实。因此,鲁迅的译文,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在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以弥补早期白话汉语在思维与表达方面不甚精确的缺陷。鲁迅翻译活动前期是一个文言盛行的时代,虽然此时白话运动已经开展,越来越多的人用白话进行翻译,但初期的白话有其不成熟的一面。用不成熟的语言去表达异质文化中众多的新事物、新思想,难度可想而知,难怪严复要发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感慨。在与翟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鲁迅指出直译是医治传统语言模糊性的良药:
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认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正是因为中文文法本身具有缺陷,所以,通过翻译而有所“新造”,是很自然的。正如鲁迅所说的,“……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词汇和细腻精密的正确的表现。”显然,鲁迅的观点,是吸取中外翻译史上翻译对改造主体文化语言的成功经验而形成的。唐代佛经的翻译极大地丰富了古汉语的词汇和句法。“因果”、“圆满”、“真谛”等词汇以及判断句“是”、被动句“为……所”等,相继被引入汉语中,为人们所熟用。在国外,翻译推进本国语言改革的例子也不鲜见。路德直译《圣经》,使德语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拓宽了德语的界域,为现代德语的生长打下了基础;日本翻译欧美书籍时,也是逐渐“添加了新句法”,使日文更容易翻译,而又不失原文的语气。
三 结语
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无法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从主体文化发现现代化的依据,如果不引进西方文化,中国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鲁迅正是洞察了这一点,才提出饱受当时时人抨击的“硬译”观,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和研究鲁迅所处的文化语境去解读他的“硬译”观,才能从中发现鲁迅的翻译对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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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鲁迅:《题未定草》(1-3),《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王登文,男,1971—,江西宁都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