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我喜欢从泥沙中导引出一条河
时间：2021-03-02 07:55: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杨虎，男，七十年代出生于四川古蜀州黑石河边一小小村落里，种田、读书、做工、编杂志。鲁迅文学院第1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刊于《中国作家》《山花》《朔方》等刊物，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各一部。
梁帅，笔名梁坏坏。1979年出生，著有长篇小说《补丁》，中短篇小说《水漫蓝桥》《白日梦》《马戏团的秘密》等。现居哈尔滨。
梁帅：杨虎兄您好，欢迎您做客北方文学的《对话记》。当年一别，我们也有几年没有见到了，近来看见兄长大作频发，很是高兴，不知道近期有何新作，介绍一下吧。
杨虎：梁帅兄您好。非常感谢《北方文学》对我的厚爱。在我心目中，这本刊物厚重、大气，当代许多著名作家如迟子建等都曾在上面发表过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充分呈现了贵刊所主张的作品特色，体现了贵刊的办刊水平。说来惭愧，自2013年夏鲁院一别以来，我就陷入了写作的苦闷之中——未动笔之前，心中似有千言万语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然而一打开电脑，面对空荡荡的屏幕，勉强敲下几个字后，突然却产生了失语的感觉。很多个夜晚，我为此焦虑，为此辗转难眠，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文学创作这块料。
也就是在那时，我对“作家其实就是越写越困难的人”这句话有了一种更深刻的领悟：这或许是许多像我这样的普通写作者在写作了一段时间，发表和出版了一批作品之后，必然要面对、要进入、然后去跨越的那一种“必然之境”。这“境”既是困境，然而当跨越过去后，就又抵达了文学的一种“悠然之境”，这时候的“境”，就是一种崭新的境界之境了。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想通这一点之后，我突然感觉自己变得轻松起来：每天该干啥就干啥，不再去想某篇作品要怎么谋篇布局啊，要怎么从第一句话就电闪雷鸣、揪住人心啊。我一遍遍对自己说，静一点，再静一点……
因此，这几年我既写得少、也写得慢，相反却用了大量的时间去读书，而且读得既杂又专。所谓杂，是指从钓鱼、饮酒、房屋营造、种花、养鸟等生活情趣之类直到民族融合、军阀混战、改朝换代等历史风云的书都读；所谓专，是我有意识地搜罗了一批地方典籍如县志、乡志、村志乃至一些家谱，还有一些民俗志等。
实际上除了读书之外，我还特地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 2015年7月，冒着酷暑，一个人骑车去丈量了我家乡最大的一条河流。这一次行走是从那条河位于龙门山深处的源头开始的，整整花去了二十多天。那时候，我每天一早出发，顺河而下，走到哪里天黑就歇在附近的村子里，和村里的老人们闲坐、抽烟、喝茶、摆龙门阵。印象最深的是，老人们每每讲述完当地的掌故后，那自得其乐的神情总撩得我心里痒酥酥的——那曾搁在时光另一头的生活是如此朴质、恬淡，物欲简单而心灵易乐，常常让我无端生出几分惆怅……
第二件事是，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拜访了一批生长在我家乡山野村落、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古树。这些树有一千多年前栽下的银杏、楠木；有无人栽种却突然从地里冒出芽苞、继而打败风霜雨雪长得五六个人才能合抱的檬子树；还有古码头边、吊脚楼下的老皂角树等等。每一棵树都让我感觉到了一种血液的脉动。
梁帅：和很多作家都交流过，写作会出现一个像你说的“必然之境”，但如何去跨越，可能各自有各自的办法，我比较认同你的自我调整方式，我也相信，在这一段的储备之后，能有更大的爆发。
杨虎：当读了、做了这些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打量生活的目光和从前不一样了——变得更加理解今天的现实种种、更加理解周围的人与事、更加理解我所生活的那一片土地……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于2014年年底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晚唱》，里面收集了共约16篇小说，既有旧作、也有那段潜心读书期间缓慢写就的几篇新作。书出版后，《文艺报》刊发了书讯。此外，还相继在《朔方》《天津文学》《边疆文学》《厦门文学》《青年作家》等发表了一批散文和小说。
梁帅：我看您小说写得比较多，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小说创作的？为什么要写小说呢？
杨虎：我是先写诗，不成，又写散文，也不成（虽然一些篇章被《散文选刊》选载过，还入了年选，被国内许多省市的高中语文试题采用），然而始终影响不大。后来索性各种文体都想摸一摸，想确定自己在气质、禀赋上更适合哪种体裁，这样就慢慢转到了小说上。
开始是一些不成熟的练笔，然后大约2007年左右，在我省的《四川文学》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开始，已经拥挤不堪的小说创作道路上，就又多了一名艰辛的摸索者。此后，我相继在《中国作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小说。到目前为止，先后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虽然没有什么影响，但我可以这样对自己说，我是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题材，也在苦苦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希望有一天能有一句具有独特叙述语气的句子来到我笔下，将我心中那一片如湖泊般凝集着的各色人物、各种命运激发为一条斑斓声色、浪花飞溅的河流。
至于说为什么要写小说，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小说承载着的是泥沙俱下的生活。作为写作者，我喜欢从泥沙中导引出一条河，然后静观其滔滔而下，两岸风光无限。
梁帅：从你的一些作品看，你对小说是有着独特的理解的，甚至有些新的探索。谈谈你的小说观念吧。
杨虎：当我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充实、似有很多的话要说，然而一说到观念，我觉得写作这件事突然变得有些索然无味了。
我想，如果硬要说什么观念的话，还不如从我喜欢的几个小说的开头一句说起。
第一个开头：“我们正在上课，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书桌。”
第二个开头：“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在这里，请原谅我把第二个中的回目说成开头，因为这是按照阅读习惯来的。我们在阅读《金瓶梅》这样的中国传统小说时，第一句是从回目开始的。）
从这两个开头里，我想我对小说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在《包法利夫人》里，福楼拜的视觉是从内向外探视的，犹如我们闲聊邻居的故事，语气淡然得犹如我们生活中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人物从作家笔下苏醒过来——生活开始了，然而，所谓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此后的轰雷炸响、闪电惊心，皆因了这最初投向主人公那孤独身影的内在的、缓缓的、忧悒的一瞥。
而兰陵笑笑生是大悲的、大怒的、大愤的、大痛的，也是大热的——因了大期望，故有大失望……他饱览红尘滚滚、触目男男女女，那挣扎在欲望与灵魂之间、煎熬在天堂与地狱之中极致的种种——乃真是天地不仁、万物刍狗。洪荒八极之后，一切由外入内，在他笔下喷发出来，借世态百相，转为仰天一叹、绝世一哭！
梁帅：法国的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中有过这样的观点：作家的写作受到地域文明的影响。你是南方的作家，你觉得南北方的作家作品的整体的气质有何区别？
杨虎：这个问题我想用不着我饶舌，因为当代有着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已经说明了这截然的不同之处。最为鲜明的，当数黄土般厚重、山岳般巍然的《白鹿原》与轻灵如刀的《活着》这两部作品吧。
除了这两部作品，有两个作家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南北作家在作品整体气质上比对的一例。那就是陕北的路遥与陕南的贾平凹。虽说两地在行政上同隶属于陕西省，然而隔了八百里关中秦川，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与秦岭山中的山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唱法。路遥的作品如黄土夯成的拳头，每一下都敲打在你心上，那从生活中扑面而来的苦难与咬着牙关与苦难搏斗的汉子让你心潮澎湃，感觉天高地阔，人生庄严；贾平凹的作品则如山溪婉转，却奇峰峭岭，中间又杂花生树，锦绣缀织。
梁帅：不知道你是否有农村生活的背景，你也知道，我们一些作家后来都到城市生活了，然后去回望农村，我们站在城市里，写的是记忆中的农村。农村生活的主题长期以来是我们书写的主要背景，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人提出了城市写作，我不知道你是否赞成城市写作，或者，我们的城市写作是否真的出现过？
杨虎：乡土文学，或者说，以乡村、乡土、农人为背景的小说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中占着极大的部分，也呈现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从各自的水土上生长出来，摇曳着繁花般的景致。如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至今读来就觉得四周氤氲了浓浓的中国韵味。不知道别人感觉怎么样，我每次读这些作品、特别是汪曾祺笔下那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江南风物，内心就特别感动。觉得我们的中国真美。我们中国人真的是人生庄严。
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大约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民族的心理都来源于此，所谓根不离土。
然而也不得不应该认真地看到，在当下关于农村的一些作品中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真实的农村、农人（尤其是农村青年男女）并没有被作家的心灵感知。很多作家与当下的农村是油与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物质生活方式到心灵深处的疾痛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城乡之间，是如此丰富地交织在一起，呈现着此前从未有过的景观：田园牧歌早已消失，人心在嬗变的涅之中。每一颗在城乡之间游离的灵魂才是最真实的世态。
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乡土小说，其实考验着我们的许多写作者。
这将是一个长久的、而且需要作家们必须认真回答的难题。
至于城市写作，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出现过。不信，你到春节时瞧瞧，很多大城市里要么突然少了许多平日里西装革履、貌美如花的男男女女（因为他们都回乡下老家了），要么突然多了一些打着乡谈、东张西望的乡下人（他们到城里走亲戚来了）。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既要了解城市，也要了解农村。而要理解城市，首先要理解农村；要认清农村，必须要弄清城市。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城乡之间的时空交叉点仍然大有文章可做。
梁帅：小说中的时间处理，是很多有探索品质的作家经常会涉及的话题，打破线性的叙述，让小说的形式在时间问题上得到拓展，你对小说中的时间处理有什么心得？
杨虎：按照传统的处理：短篇小说从中间开始说起，然后瞻前顾后；中篇小说从人物关系开始，让每个人物在时间的某一个瞬间交汇；长篇小说则从年、月、日中诞生出一个坐标，然后让人物交给各自的命运，当时间决定结束讲述，一切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后来，时间在许多经典作家们的手中变成了魔术棒。无论是卡夫卡的“那天早晨”，还是罗伯·格里耶那一双注定无法逃脱的时间之手；作家们对时间的处理已别成一景。
在这一片纷繁的景观中，我认为目前为止最好的还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在这部作品里，时间为人物而生、围绕人物而变幻，从而具有了情绪的味道，被赋予了命运的色彩，从而呈现出仅属于福克纳一个人的、多彩多姿的叙述景观。
至于我自己，我想，能掌握如何掌控时间这一伟大而神奇的魔术，还得老老实实地从线性时间开始，让故事自己开始讲述，时间会自己调整出场顺序的。很多时候，作者其实掌控不了自己笔下的作品，一旦人物开口说话，一旦人物自己开始决定自己的命运，时间就在暗夜之中，被命定之手牵着走了。
而作家自己，就“听钟由命”吧！
梁帅：马原老早就说过小说已死，你觉得小说死了吗？
杨虎：很奇怪的一点是，关于小说已死、或将死的提法，基本上都是从作家们的嘴里蹦出来的。相反，我从没有听到过一个读者说过小说要死、小说会死的话。读者们说得最多的是：这部小说好看。或者，这部小说难看得很。
小说怎么会死去呢？因为生活一直渴望模仿小说。
梁帅：知道你的阅读非常广泛，在你的阅读长河中，什么作品影响了你的写作？
杨虎：很多作品都对我产生过影响，有的大、有的小，有的世界知名，有的至今仍只能流传于里巷之中。要说印象最深的话，我想首先得推《静静的顿河》，开篇第一段就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小说：
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在村子的尽头。牲口圈的两扇小门朝着北面的顿河。在长满青苔的灰绿色白垩巨石之间有一条八沙绳长的坡道，下去就是河岸：遍地是珠母贝壳，河边被水浪冲击的鹅卵石形成了一条灰色的曲岸。再过去，就是微风吹皱的青光粼粼的顿河急流。东面，在用红柳树编成的场院篱笆外面。是黑特曼大道，一丛丛的白艾，马蹄践踏过的、生命力顽强的褐色车前草；岔道口上有一座小教堂；教堂后面，是飘忽的蜃气笼罩着的草原。南面，是白垩的山脊。西面，是一条穿过广场、直通到河边草地去的街道。
——是的，小说不是从半空中落下来的，而是从地上河流般、青草般生长起来的。
然后，就是汪曾祺不太被人们提起的一篇短短的小说《岁寒三友》。在这里，我愿意把我最喜欢的片段再回味一遍：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
他没有死成。他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一刀砍断了腰带。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靳彝甫回来了。他一到家，听说陶虎臣的事，连脸都没洗，拔脚就往陶家去。陶虎臣躺在一领破芦席上，拥着一条破棉絮。靳彝甫掏出五块钱来，说：“虎臣，我才回来，带的钱不多，你等我一天！”
跟脚，他又奔王瘦吾家。瘦吾也是家徒四壁了。他正在对着空屋发呆。靳彝甫也掏出五块钱，说：“瘦吾，你等我一天！”
第三天，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先用着。”
“这钱——？”
靳彝甫笑了笑。
那两个都明白了：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民送去了。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许多年来，这场雪从汪曾祺的这篇小说里飘洒出来，一直温暖着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