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而忧伤的初恋

在时光之手的雕刻和人生阅历的打磨下，初恋如同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晶，让人刻骨铭心，甜蜜温馨;又如一块凝固瞬间的琥珀，令人念兹在兹，百转回肠。任凭时光如何流逝，光阴怎样百转，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而言，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1799—1837）都是永远的初恋，明亮而忧伤的初恋，甜蜜而忧郁的初恋。从普希金离开皇村学校时算起，“俄罗斯数次迁都，数次变换体制，经历了五次战争和四次革命，忍受过一打的暴君，出版了数以百万计的书籍，遭受了土地的沦陷，埋葬了上百位诗人，焚毁了数以千计的宫殿，花费了无数的黄金，——而普希金，却始终是俄罗斯的初恋。”《普希金百科全书》序言中这段充满感情的话语，可谓纵横捭阖又感情真挚，惊心动魄又沁人心脾，跨越时空又永恒不变，真切道出俄罗斯人对普希金的钟爱与迷恋。诚然如此，试问有谁没有经过刻骨铭心的初恋？有谁不向往甜蜜醉人的爱情呢？有谁不喜欢英姿勃发的青春时光？有谁不怀念初恋那明亮而忧伤的感觉呢？

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地的东西南北，从西部首都莫斯科到东部都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从文化名城圣彼得堡到休闲圣地索契，从乌拉尔山脉的叶卡捷琳堡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斯克，普希金犹如一个无处不在的文学精灵，用他那甜美清新的嗓音和激昂高贵的竖琴，滋润着此后的每一个俄罗斯人，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孩童还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作为两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普希金犹如一颗暗夜中闪闪发光的宝石，镶嵌在俄罗斯东西兼顾的文学皇冠上;又如矗立在茫茫大海上的灯塔，在暗淡漆黑的专制土壤中放射出迷人的光芒。在文化名城莫斯科，以普希金命名的国立博物馆、文化机构和公共组织，为数众多，不胜枚举，诸如位于普列斯捷奇金街12/2号的“普希金国家博物馆”，位于沃尔洪卡街12号的“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博物馆”，位于“普希金”地铁站附近人流熙攘的“普希金广场”和1880年隆重竖立起的“普希金雕像”，位于阿尔巴特街55/32号的“普希金故居”。最负盛名、藏品最丰、影响最广的博物馆，无疑当属普希金博物馆和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较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富丽堂皇和宽敞亮丽，我更倾心和留恋普希金博物馆的古朴静谧和恬然清新。作为莫斯科最负盛名的文学博物馆，黄白相间的普希金博物馆与托尔斯泰博物馆隔街相望，气势恢宏，坚实牢固，典雅庄重，轻盈明亮。在我的感性体验、阅读经验和研究视野中，这是一个让人既快乐又忧伤的文学长廊，一个令人既甜蜜又苦涩的艺术天堂，一个不断创造知识与发扬传统的文化中心。

作为一个融科研、展览、音乐、教育、修复保存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普希金博物馆囊括众多，实力雄厚，包括五个分支机构，即阿尔巴特街53号的普希金故居，阿尔巴特街上的安德烈·别雷故居，位于奥斯托任卡的屠格涅夫博物馆，老巴斯曼街上的普希金故居博物馆，以及杰涅什小巷中的普希金展厅。1961年6月6日，为纪念普希金诞辰162周年，由大贵族赫鲁晓夫-谢列兹聂夫庄园改建而成的普希金博物馆，正式举行盛大开幕典礼。1999年，为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普希金博物馆内部进行了全方位改造和大规模整修。为了方便游客、提升服务、营造氛围，博物馆一层大厅设有餐厅、咖啡馆、艺术品商店等设施，一应俱全，方便快捷。在普希金无所不在的艺术氛围中，众多游人倾心前来，驻足其中，或畅谈心得，或倾吐心声，或感慨万千，或诉说心事，四处氤氲着一股轻盈的快乐和透明的明亮。如此这般，日常生活与文学体验紧密融合，私密体验与艺术美学巧妙结合，俄国风格与多元文化彼此并置。于是，一种如梦似幻的朦胧感和若即若离的艺术感，慢慢弥散开来，久久萦绕不去。在这种馥郁的艺术氛围中，普希金其人其作和文学生涯，如同一幅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画卷，伴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徐徐展开。

从人种学角度来看，普希金与金发碧眼的斯拉夫人相去甚远：卷曲的黑发，黝黑的皮肤，介于灰色和棕色之间的眼睛，略显低矮的身材，宽厚的嘴唇。同时，他又有着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挺拔笔直的鼻梁，蓬松茂盛的络腮胡，瘦削窄长的脸型，豪爽率直的性格。这一切皆源于普希金的混血基因：其外曾祖父亚·汉尼拔原籍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旧称），是某黑人部落的王子，幼时被彼得大帝从国外买回来点缀宫廷，后出国留学归来，作战勇敢，功勋卓著，被授予爵位，并娶妻生子。对此，普希金在小说《彼得大帝的黑教子》中曾做过细致叙述，在《我的家世》一诗的附记中说汉尼拔“身价只值一瓶甜酒”。正是身材并不颀长、长相并不俊美的普希金，使俄国文学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跻身欧洲先进文学之列，使俄国文学的感伤风格和模仿气息一扫而光，初步确立起俄罗斯民族文学的传统和风格。

自1814年7月在《欧洲导报》上发表第一首诗，到1837年1月完成《彼得大帝史》的写作，普希金的创作持续了整整23年。在并不长的20多年中，尽管充满着流放和旅行、恋爱和宴饮、周旋和应酬、供职和囚禁、赌博和决斗，普希金的文学创作却涉及诗歌（诗体长篇小说、长诗、童话诗、政治抒情诗、山水诗、爱情诗、颂诗、哀歌、讽刺诗、献诗、译诗等等）、小说（诗体小说和长、中、短篇小说）、戏剧、散文、童话、史著和批评，甚至办刊创报（《现代人》和《文学报》）。1811年，普希金进入专为贵族而设的皇村学校，开始接近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受到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1816年，他加入文学团体“阿尔扎马斯社”，1817年从皇村学校毕业后在外交部供职。1819年，普希金成为秘密组织“绿灯社”成员，其间连续写出歌颂自由、反对暴政的诸多诗篇，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等。这些充满自由和民主倾向的诗篇，在进步青年和社会中广为传诵，影响颇大。普希金最终因诗获罪，被沙皇当局流放南俄。流放期间，他创作《高加索俘虏》和《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等诗篇。1824年，他被幽禁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创作出表现20年代进步贵族青年寻求社会出路的长诗《茨冈》，探索人民命运和历史作用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以及诗体小说《努林伯爵》。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特赦普希金，将普希金召回莫斯科。诗人希望新沙皇成为彼得大帝式的开明国君，同时无法忘怀十二月党人中的旧日好友，于是写出《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和《阿里昂》。

1830年金秋时节，在赴米哈伊洛夫卡村办理房产过户手续途中，普希金因瘟疫横行被困在波尔金诺村附近。他厚积薄发，激情四射，先后创作出四部小悲剧和散文体小说《别尔金小说集》，其中《驿站长》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篇反映“小人物”命运的作品。1830年，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问世，震惊俄国文坛，被别林斯基誉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1831年，几经周折，普希金和彼得堡第一美女娜塔莉亚·冈察洛娃喜结连理，住在阿尔巴特街53号一座黄白相间的二层楼房中。新婚后他文思泉涌，接连创作出以彼得大帝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青铜骑士》（1833）、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以及反映普加乔起义的小说《上尉的女儿》（1837）。经由《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小说，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与“小人物”的形象，“都市小说”与“彼得堡小说”的样式，“高加索”与“乡村贵族”的主题，“心理小说”与“爱情故事”的风格，“多重主体”和“简洁明快”的叙事，对包括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人在内的整整数代俄罗斯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重要路标，《别尔金小说集》（包括《射击》《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和《村姑小姐》五篇独立小说）为后来俄国小说树立了典范，尤其是《驿站长》上承感伤主义之余韵，下启“自然派”（即现实主义的别称）之先河，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产生过较大影响。故此，文学巨匠果戈理如此感叹：“俄罗斯山川、俄罗斯精神、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性格在他（即普希金）身上反映得那么清晰、那么纯净优美，正如风景反映在光学玻璃的凸面上一样。”

在普希金国家博物馆中，次序有别地摆放着诸多普希金的用品，各种各样的文学史料，形态各异的雕像油画，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博物馆有八个不同展厅，陈列着近5万件不同展品，书籍、手稿、画像、雕像、油画、家具、用品，各种各样，琳琅满目。其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珍贵文物价值的，是各种风格的诗人手稿，各种版本的作品文本，古朴陈旧的个人用品。在宽大坚实的暗色书桌上，诗人用过的鹅毛笔斜插在墨盒中，似乎仍在无声地书写着爱情的美好，歌颂着友谊的忠诚;诗人坐过的书桌一仍其旧，似乎仍在诉说着诗人当年的喜怒哀乐，陈述着诗人的人生况味。除了国家搜集和整理的物品，普希金博物馆内的许多陈列物由私人捐献，其中不乏普希金朋友普申、维亚泽姆斯基、乌沙科娃等人的捐赠品。馆内有一幅诗人两岁时的画像，眉宇之间透露着清丽风雅，眼神之中流露出稚嫩灵动。作为友情纪念，普希金母亲将该画送给好友家庭医生穆得洛夫的女儿。世纪流转，光阴不停，斗转星移，辗转相传。1950年，著名演员雅库特偶得画像，将之慷慨献给博物馆。雅库特曾多次在舞台上扮演普希金，惟妙惟肖，形神兼备。值得提及的细节之一是，博物馆内有特设的献礼簿，上面依次写着2000多位对博物馆有贡献的人。这既是对普希金和民族文化的最好致敬，也是对公共事业和文化传承的极大尊敬。一路走来，目不暇接，感慨不已，思绪万千，展厅中有诗人的许多生活肖像，庭院中有诗人的不少艺术雕像，连同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厚重坚实的生活用具，共同组成了一个丰饶的艺术家园和丰厚的精神殿堂。

作为一个外源性后发现代性国家，俄国社会改革进程在彼得大帝的强力手腕中得以推进，由此俄国开启了追求现代化的风雨路途。然而，在战败情形下启动现代化、在西方工业文明成为中心话语背景下推行现代化，俄国追求的是西方技术、军事和物质力量，因而彼得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使俄国西化。这种改革在促进俄国社会进步、追求强国富民和面向世界的同时，也导致了两种可怕的后果：俄国斯拉夫民族特色逐渐丧失，民族伦理混乱，社会道德堕落;俄国上下层社会、知识分子与民众等之间发生严重分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推进，俄国在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上急功近利，判断失误，陷入误区：“不是整体性、均衡化地对精神资源、制度资源、物质资源作出理性的制度安排，而是精神资源弃之不顾、制度资源高度垄断、物质资源权力化配置。”（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于是，伴随经济腾飞、国家富强等物质快速增长而来的，并非是一厢情愿的社会的和谐、族群的认同、个性的发展，而是社会两极的分化、伦理的失范、道德的沦落等诸多问题。普希金登上文坛时，这些背离民族精神和国家利益的改革状况还在继续恶化。在变革动荡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必然深切感受到了现代化和民族化、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等思潮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这种社会历史和伦理道德背景下，普希金开始了从浪漫主义诗歌向现实主义小说的转型。19世纪30年代前后，俄国小说发展的状况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生活对文学提出的要求。普希金高瞻远瞩，眼界开阔，对此十分不满，急于改变现状，发展俄国自己的小说。“在普希金之前，文学是上流社会的消遣。……普希金最先感到文学是头等重要的民族事业，感觉到文学比在机关工作，或者在宫廷服务，还要高尚;他最先把文学家的称号提高到前此所无的高度;在他看来，诗人乃是人民的一切感情和理智的表达者，诗人的天职在于了解并描写出生活的一切现象。”（冯春选编：《普希金评论集》）作为一个充满强烈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普希金的创作历程即是脱离西方中心主义而趋于民族化的过程;其创作之路的变化，即是他对现代化进程与其效应思考以及表达这种思考的文学形式的民族化，是俄罗斯文学从西方化走向民族化的表征，从而为俄国和东欧等斯拉夫民族知识分子共同接受。换言之，非个人主义的伦理性，乃是普希金民族化创作的叙述重点之一，追求斯拉夫价值观也就构成普希金创作的整体特征。正因如此，“普希金在俄罗斯民族意识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与其说是他作为诗人的伟大，毋宁说是普希金神话处于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中心位置，而认同在俄罗斯皇权的威严形象与俄罗斯过去的萧瑟、现在的不确定性的冲突中得到详细说明。这种情状可视为跨越复杂的自卑和高傲的界限。俄罗斯（民族）性是在普希金所引发的分裂中觉醒起来的。”（安德鲁·卡恩主编：《剑桥普希金指南》）

作为“俄国诗歌的太阳”和“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文学的意义，经果戈理、阿·格里高利耶夫、屠格涅夫、伊·阿克萨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多次阐释和深度言说，得到极大的扩展和释放。果戈理在《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1835）中，深情地尊称普希金为“俄罗斯民族诗人”。1850年代中期，随着《普希金文集》的出版，著名作家和批评家阿波隆·格里高利耶夫撰写《普希金去世之后的俄国文学之一瞥》（1859），盛赞“普希金就是我们的全部”。尤其是，1880年6月7日，在莫斯科大学俄语文学爱好者协会上，著名斯拉夫派理论家伊凡·阿克萨科夫发表演讲《话说普希金》，深情表白“普希金不只是我们矢志不渝的爱情，而且还是初恋”。1880年6月8日，在著名演讲《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说》中，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俄罗斯文化自立和民族意识觉醒的高度，重新诠释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文学、文化、思想以及俄罗斯人的重要意义和无尽启迪。他认为，“俄罗斯人所肩负的无疑是全欧洲和全世界的使命。”呼吁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等思想派别团结一致，致力于俄罗斯国家未来和民族前途的找寻，而非无休无止的争论和攻讦。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则要“依靠博爱的力量和我们对于人类重新联合的亲善的愿望这种力量获得”。而这种博爱的力量和亲善的愿望，在普希金的创作中已然得到体现和探究。正因如此，“他的出现对于我们所有俄罗斯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件具有启示性的事情。普希金正好是在彼得一世改革整整100年以后，我们社会刚刚开始和刚刚兴起正确地进行自我认识的初期到来的，他的出现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以便用新的指路明灯照亮我们黑暗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是启示，是方向。”1899年6月6日，恰逢普希金诞辰百年。全俄到处活跃着普希金的身影，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持续而热烈的讨论，大中小学不断举行规模不等、形式各异、主题不同的普希金诗歌朗诵会，大众媒体热衷讨论普希金生前的冒险经历、奇闻逸事，国家则顺势而为成立普希金纪念委员会。更有甚者，普希金生前的装束，热衷的食物，喜欢的东西，一时成为社会时尚，并被普遍冠名为“普希金牌”。1999年6月6日，普希金诞辰200年之际，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升腾起普希金的文化身影，百年前的文化景观和民族主义激情重又展现于世人面前。可以说，在东西兼顾的俄罗斯，其日常生活向有“诗歌中心主义”之风，其文化生活素有“文学中心主义”之称，其民族历史则有“文化中心主义”之谓。

概而言之，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文学的意义至少有四。其一，他奠定了俄国的民族文学，使得俄国文学得以屹立于欧洲民族文学之林。普希金深受欧洲文学和文化的熏陶，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等多样文化，对他相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普希金在创作上，有意识地贴近俄国生活和俄罗斯人，反映和塑造真实的俄国人形象;在批评中，自觉地维护俄国文化的价值、民族精神的特性、俄语的纯正优美等俄罗斯民族特质。由此，普希金极大扩大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力和文学性。其二，他为俄国文学的传统开创了先河，使俄国文学完成了民族化和现代化进程。普希金不仅是著名诗人，而且是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童话作家、历史学家。反对专制和农奴制度，追求自由精神，对人的个性和尊严的捍卫，同情下层弱势人物、为社会不平而鸣的人道主义，批判上流社会的虚伪与空虚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皆源于普希金的创作。可以说，俄罗斯文学从普希金创作起有了一个明显而重要的转折，此后的诸多特征和重要传统，皆可追溯至普希金及其笔下的作品。其三，他规范了现代的俄罗斯标准语言，丰富了俄语的艺术表现力和语言包容力。普希金创作中融合了教会斯拉夫语与外来语、都市上流社会的交际用语与乡下百姓的生活用语，更新了书面语与口语、雅字与俗词，“有我们语言所有的丰富、力量和灵魂”（果戈理语），“将文学语言和民间口语结合了起来”（高尔基语）。其四，他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报刊，进行严肃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在普希金的倡议和努力下，他团结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现代人》和《文学报》，开创了俄国报刊的新局面。在波谲云诡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中，这两份报刊对整个俄罗斯文学、文化和思想发展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和影响。在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作家示范下，《文学报》不仅传播和推广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流派，而且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创立和迅速发展。总之，正如牛津大学卡恩教授在《剑桥普希金指南》中所言，“普希金改变了俄国文学的进程：经由反复试验，他成了最杰出的抒情诗语言大师、优秀的韵文小说家、俄国小说的先锋、心理剧与历史剧的创新者、持严肃目的的业余史学家。他多方面的天才，在生前就被同时代人所传颂。就艺术天赋和创造性的效果而言，其同时代人和后来的俄国读者把他的名字和莎士比亚、莫扎特相提并论。俄国每个时代的作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纳博科夫、布罗茨基，无不追根溯源到普希金。对俄国人而言，他始终是不可替代的作家、真诚的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家、文化圣徒和传奇人物。”

缓步走出普希金国家博物馆，望着路边熙熙攘攘的车辆人群，回首高楼林立的建筑群，阴霾的天空中突然放射出一束明亮的光线，给博物馆四周染上一层瑰丽的油彩，如梦似幻，亦真亦假，恰如轻盈的少年之梦，又如玫瑰般的清晨之雾。目睹此情此景，一种昂扬的激情和莫名的忧伤瞬间击中我的身心，蓦然涌上心头。明亮的忧伤，快乐的痛苦，忧郁的青春，这恰似普希金诗作和小说的艺术写照。这种独特的感觉，如同含泪的微笑，久久凝固在我的额头，时时涌上我的心头。对于这种明亮的忧伤，20世纪著名作家和翻译家纳博科夫的阐释，可谓细腻深刻，切中肯綮：“在英语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能传导出‘тоска’（忧伤）一词全部的细微含义。就其最深刻的病态意义而言，它就是这样一种情感，一种没有什么特别起因的很大的精神痛苦。就较浅的病态意义而言，这是一种不清晰的心灵痛楚，没有愿望对象的激情愿望，病态的苦闷，朦胧的不安，智性的痛苦，强烈的渴求。在个别场合下，也可能是某人或某种特定东西的愿望，是眷念，是爱的苦闷。”这种明亮，是普希金对青春的尽情讴歌，对友谊的放声赞颂;这种忧伤，是普希金对爱情的坚定渴望，对人生的哲理思考;这种激情，是普希金对专制的不断反抗，对自由的深情呼唤;这种痛苦，是普希金对社会黑暗的决绝抨击，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或许，作为俄罗斯人永恒的初恋，普希金及其作品的魅力和特色即在于此;作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意义和价值即蕴其中。当薄雾散尽，黎明逝去，蓬勃而温暖的太阳如飞翔不止的天使，仍然会缓缓升起在俄罗斯的地平线上;当战争结束，动荡过去，明亮而忧伤的普希金如永恒不变的初恋，仍然会时时涌上俄罗斯人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