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叙事实验
时间：2021-03-02 07:57: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精于实验主义文学叙事之道的麦克尤恩在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第一人称双重视角、第三人称的他者视角、不可靠叙事的生成及其叙事张力，通过叙述主体的视角变更的叙事实验，形成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并传达麦式独特的伦理担当。
关键词：麦克尤恩；叙事；视角；伦理
作者简介：韦施伊，1990年12月生，女，壮族，暨南大学中文系，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1-0-03
英国文学从伍尔夫、乔伊斯开始了实验主义的传统。相比较于以往时期英国文学温文尔雅的家庭生活和严峻犀利的现实主义批判，实验主义对文学的挖掘使得英国作家开始从现代主义全面向后现代挺近。朱利安·巴恩斯、马丁·艾米斯、布鲁斯·查特温、萨曼·拉什迪、伊恩·麦克尤恩等人创造出了近20年来最激动人心的作品。
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以下简称《最初》）是麦克尤恩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这组极具实验性精神的短篇小说在1976年便获得了毛姆奖。在这本小说集中，他模仿自己所热爱的作家，尝试不同的叙事手法和语言风格，就像在试穿不同的衣服。叙事视角是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视角则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麦克尤恩通过黑晶棱镜般冷静细腻的叙事折射出了日常生活的荒唐与梦魇，并赋予了八篇短篇小说无双的质感。
一、第一人称叙事双重视角的离间效果
第一人称叙事即“我”在讲故事的同时，也参与进故事叙事之中。在《家庭制造》、《夏日里的最后一天》、《与厨中人的对话》、《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蝴蝶》这五篇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存在着叙事的两条线索，即讲述者“我”和故事主人公“我”，每一篇的“我”的身份都始终在转变和交替，在叙事过程中充满游戏和影像的视感，表现出两个“我”的视角在叙事中的作用。就第一人称叙述而言，以人称无法将“我”作为叙述者回顾往事的视角与“我”作为人物正在经历事件时的视角区分开来。
《蝴蝶》小说的开篇就写道，“星期四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尸体。”[1]这时候的第一人称带有追忆的色彩，是后来的日子对曾经过往的回顾，作为主人公的“我”从自己目前的角度来观察往事，处于往事之外的视角构成了一种外视角，此时作为叙述者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事件的发展过程，因此语调平静，与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效果相同。但在叙事过程中，“我”不时地又会放弃目前这种回顾性的观察角度，转而采用当时正在体验事件的眼光来聚焦，如：
“你撒谎，根本就没有蝴蝶，你撒谎。”她有气无力，可怜巴巴地哭着，想把手从我手里抽出来。我跟她讲道理可她不听。我用力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进隧道。这时她尖叫起来，刺耳的声音持续从隧道四壁反射回来，充斥我的大脑。我又拉又拽一直把她拖到隧道中央。突然间，她的尖叫声被正从我们头顶开过的一列火车的轰隆声淹没，空气和大地一齐在颤抖。火车开了很久才通过。我抱住她的双肩，这回她没有挣扎，巨大的喧嚣声镇服了她。当最后一声回响消失殆尽，她含混地说：
“我要妈妈。”我拉开裤子拉链。我不知道在黑暗中她是否看得清伸向她的东西。[2]
“我”早已知道“她”是否能看得清伸向“她”的东西，但在《蝴蝶》中，“我”放弃了一开始那种回顾性的视角，即放弃了目前的观察角度，转而用“我”当时体验、经历事件的角度来讲述，读者只能跟着当时的那个“我”的叙述向前走，与当时的“我”一样，共同承受着谎言被识破的惊慌，并逐步去体验事情将如何发展，到底“我”想对小女孩做出什么样的疯狂举动——这就构成了悬念，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同时，在第一人称体验性视角中，读者被直接代入到“我”所经历的那个当下，因此读者也可以直接进入“我”对小女孩做出疯狂举动时的内心世界，读者能体会到一开始“我”试图对小女孩说理，想要维持谎言，紧接着小女孩不听，“我”才把小女孩拉进隧道中，但她尖叫起来刺耳的声音让“我”感到非常害怕，而有列车经过时，“我”又抱住小女孩安抚她，最后在“我”的心绪稍微平静时才像小女孩伸出了自己的性器——读者亲历了“我”在这一过程中的内心活动，直接而生动地感受到“我”的挣扎和痛苦，虽然“我”的行为是疯狂的、不道德的、猥亵的，但是因为这种体验性的视角，读者在“我”的立场上去经历事件，因此容易对“我”产生同情，这也就给读者造成了伦理上矛盾。
在叙事学中，有学者研究了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的时间词语叙述视角的时间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叙述视角时间相一致，另一方面是与叙述视角的时间相逆。在《夏日里的最后一天》中，作为叙事者的“我”追忆往事的视角，让“我”的时间产生了逆转：“第一次听到她时，我正趴在阳光下的后院草坪上，肚皮贴地，几乎全裸。那年我十二岁。”[3]“那年”、“那天”、“那时”等词会出现在作品中。这种时间的逆转，使得“我”带有了第三人称叙事的客观性，但同时对叙事带来了伤害，因为这个“我”始终不能如和时间相顺应的“我”一样，隐藏在故事之后。对话语权力的随时侵占和剥夺，让“我”成为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三天后我听见珍妮在唱歌。当时我正在后院用一对散件组装自行车，从厨房敞开的窗子里传出她的歌声。”[4]回顾性的叙事视角造成时间的错位，使故事产生奇异效果，有一种离间的效应。“我”处于故事之内，构成一种内视角。这种视角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的一种修辞技巧，往往只是局部采用。“我”回顾往事的视角为常规视角，体验视角则构成一种修辞手段，用于短暂隐瞒特定信息，以制造悬念，加强戏剧性。这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中的单一体验视角形成了对照。
二、第三人称叙事作为一种他者叙事
他者叙事通常是故事的目击者、旁观者。身在故事的边缘的叙述者与故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因为这种距离而产生美感。在《最初》中，《舞台上的柯克尔》、《化装》是仅有的两篇以第三人称写成的小说。而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舞台上的柯克尔》，这篇小说本身就具有浓重的戏剧感：一场性爱场面的戏剧排练，一对男女竟然真的在舞台上做起爱来。他者叙事让叙述者站在事件的边缘审视故事，故事因为这种审视而具有了智性的色彩。
小说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地板上有灰尘，布景只画了一半，他们全都赤裸地站在舞台上，明亮的灯光保持住他们的体温，并彰显空气中的尘埃。”这表明聚焦者完全是局外人，以一个外视角、像摄像机一样不含情感也没有价值判断地真实记录着所看到的一切。随着这个聚焦者视角的移动，我们可以看到舞台上的裸体演员“互相瞟了瞟对方的那个部位”，特别这段对话：
“都手淫过了吗，小伙子们？很好。”（并没人吱声。）“如果给我见到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女人中有人咯咯偷笑。[5]
在这里用括号括出来“并没人吱声”这个画面，突出了这种“摄像式外视角”[6]的逼真和客观。这种故事外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像是剧院里的一位观众或像是一部摄像机，客观观察和记录人物的言行。
尽管在这样的叙述中，读者的在场感非常强烈，因为读者几乎可以看到所有客观发生的事情，但读者与人物的情感距离却是最大的：一开始画面是个舞台，接着是裸体的男女演员，然后是奇怪的导演和性交演出，这些不协调的画面让人费解，不明白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画面，也无法从人物的行动或者内心中找到线索或答案，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费解”或“误解”，但也只能依靠读者自己积极投入阐释过程，去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小说放弃小说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功能，而只是真实的记录人物的言行，在他者的叙事视角下，这种叙事伦理往往会表现得极其淡薄。因为在他人身份的掩盖下，作为真正的叙述者仿佛没有了叙事道德判断的规范，而呈现出一种和第一人称叙事大相径庭的画面。这种叙事处理，对性、对暴力和死亡的描写极度的冷静，甚至是冷漠。但也正是通过这样冷漠的方式，一个怪异的、不“体面”的性交舞台表演才能够顺理成章地被叙述出来，而不让人觉得恶心或下流。
三、不可靠叙事的伦理张力
小说《立体几何》讲述的是男主人公在整理他曾祖父的日记时，无意中发现了“无表面的平面”——通过特定的折叠过程，使物体消失在空间中，成为“无表面的平面”。在他用纸张试验成功后，他便在晚上假意与妻子做爱，把妻子折叠消失。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小说中会通过“我”的眼光来观察妻子和生活环境，在“我”的眼中，妻子非常的敏感、暴虐、神经质：她总是做噩梦，梦到成千上万的婴儿堆在一起，并且也不让“我”睡觉；她因为要用厕所而拿着鞋子把占用厕所的“我”敲到头出血；她并不工作，反而总是在影响“我”对祖父日记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她总提出跟“我”做爱的要求……而“我”觉得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呢：梅茜无端打碎我曾祖父的遗物、尼克尔斯船长的阳具时，“我努力不让自己对梅西的怨恨充斥内心”[7]；我认真执著地整理祖父的日记；面对梅茜的道歉，“我”也没有追究便原谅她了……在“我”的叙述中，“我”非常的宽容、理性、有节制，似乎造成家庭不合和矛盾的所有问题好像都出在妻子梅茜身上。
费伦把不可靠叙述分为：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8]。小说里，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个谋杀者，“我”通过“无表面的平面”把妻子折叠消失，将其谋杀。因此“我”作出的叙述是“我”作为谋杀者回顾性的叙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可以怀疑，“我”在叙述的过程中倾向于为“我”的谋杀开脱罪名，“我”关于妻子的描述都可能是错误的报道，在“事实/事件轴”上不可靠，而“我”对于自己处于婚姻受害者和弱势一方的角色想象也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在“价值/判断轴”上也不可靠，因为最终“我”通过折叠来谋杀妻子时，没有感到任何的道德愧疚，反而体会到一种“魔力”：“此刻她的肢体展现出惊人的美丽和人体结构的高贵，正如纸花，它的对称具有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魔力。”[9]这样的叙述感受完全暴露了“我”的冷漠无情，杀死一个亲密伴侣对“我”而言带来的仅仅是如同实验成功那样的惊颤而已。
在“我”讲述关于曾祖父的日记时，曾提到曾祖父的好友M给他带来了关于“无表面的平面”的论文，他与好友M在过去的每天都会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发表见解和讨论，但在祖父破解了“无表面的平面”这一谜题后，M突然也从日记中消失了，曾祖父的日记里再也没有提过M。“我”对于曾祖父与M消失之谜的事件的叙述中，未提及曾祖父把M谋杀，只是把这称为一场“怀疑论者”参与的“科学实验”。曾祖父对于M的消失的“不充分报道”由我进行解码，发现其中奥秘，而“我”既由于对日记的痴迷，也同时为与自己相同的杀人手段进行辩护，因此对曾祖父谋杀M的事件，也做了掩盖。
麦克尤恩在小说中要求读者在阅读时要进行“双重解码”，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开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不可靠叙述对于作品阐释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读者在阐释作品时能够超越叙述者的感知层面，从而将眼光投向小说的伦理意蕴。
我们认为叙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件的发生只有在公共领域内才能获得意义。任何人的故事都交织着他者的故事，就像历史是一环套着一环偶然且必然地发生一样。故事里的主人公也只是所有人物中描写笔墨较重的一个，他也许也有他的父母、他的朋友、他的工作伙伴等等。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或者故事的讲述者对“生活”的参与追求，和身边历史的相互纠缠，以及自身的各种不完整性，恰恰是我们追求的真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个性。我们才需要虚构的帮助在事后回顾性地安排生活、从虚构或历史借用来的情节构造活动使全部形象成为临时的和可改变的。也就是说不管是故事的内部，还是故事的外部，都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叙事伦理。
麦克尤恩通过叙事视角的独特运用对小说进行了实验性质的探索，但他不像一般的实验主义作家那样沉溺于叙事游戏中，他仍有自己的伦理旨归；他同时也不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在内容中表达自己的道德倾向，他通过叙事形式展现出他的伦理。正如杰克·斯莱所指出的那样，“麦克尤恩的小说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不揭露日常生活的残酷性，我们就会对它们熟视无睹；通过强迫我们见证当下社会的邪恶，他也逼着我们去承认它们；他宣称：承认它们离改造它们只有一步之遥。” [10]
注释：
[1][2][3][4][5][7][9] [英]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M].潘帕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85，102，53，61～62，75，17，24.
[6][8]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9，83.
[10]Slay， Jack Jr. Ian McEwan[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6，9.
参考文献：
[1][英]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M].潘帕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Ian McEwan.First Love Last Rite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
[3]Slay，Jack Jr. Ian McEwan[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6.
[4]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