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简介：叶磊蕾(1983－)，女，上海嘉定人，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生。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2月15日上午8：30在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会堂隆重开幕。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原名“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1979年5月成立于西安，是全国性学术专业团体，由从事文艺理论教学、研究、评论和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人员自愿组成，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1985年3月，第4届年会上改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为全国一级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学会宗旨是：团结全国文艺理论方面的专业人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学科的研究，为提高教学、深化研究、活跃评论、繁荣创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学会接受教育部业务指导和国家民政部、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会址设在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学会会刊《文艺理论研究》(双月刊)，于1980年6月创刊。学会本着坚持学术性、艰苦朴素的原则，至2006年第6期已连续出刊149期，发稿3千万字。

此次年会为期三天，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文学评论》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中文系协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香港岭南学院等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部分学术期刊、出版社的两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丽娃河畔，讨论“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状况和文学命运”问题。

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校长俞立中亲切会见与会学者。俞立中校长致开幕词，祝贺大会胜利召开。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九十二岁高龄的徐中玉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意气风发的讲话，对年轻学者给予了勉励之辞，强调了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性，期望学者们共同努力，互相勉励，互相帮助。

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两百多位与会学者分为四组展开小组讨论，围绕着大众媒介技术和消费主义挑战下的文学和文学生产，中国现代性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下的知识分子心态，“大众传媒时代”文学何为及文学理论何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12月16日下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进行换届选举。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帆当选会长，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等当选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当选秘书长。

在历届文艺理论学会年会中，本届年会规模最大，与会专家人数最多。大家对文艺理论的建设、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学的命运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去向，以及人在现代性中的生存状态和可能性的深切关怀，并且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一、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与传媒

与会者普遍认为，我们的大众文化研究和讨论必须首先厘清大众文化本身的几个问题，包括大众指的什么，大众文化是什么，传媒与大众的关系，意识形态与大众的关系等，以及学者们普遍关心的正确引导大众和大众文化的问题。

大众是什么?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认为，“大众”一词的含义在各个时代是不同的。以前时代的大众有时被领袖操纵，现代的大众则完全被超级市场所操纵。胡适也讲大众文化与白话文学，但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大众”这个词可以为各种力量所控制。华东师范大学胡范铸教授则提出质疑，大众是大众传媒制造的大众，还是仍然包含了其他大众?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是可疑的。

大众文化是什么?学者们争论颇多，但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与西方的大众文化之间有很大差异，它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息息相关。上海《社会科学报》的许明认为，我们要理解当前兴起的中国的大众文化是扎根在中国的现代性基础之上的，它的性质注定是不定向的，迷茫的；实践上，是出乎意料的速成速朽；趋向上，注定不是一个运动，一个有方向的价值趋向，而是未来某一个运动的先驱。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性的当代特点。学者们同样身处于现代性之中，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跳出来思考。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却认为，我们也是大众，无法站在外界讨论大众文化。南帆教授则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认为如今的大众是消费者生产者市场之间的大众，也是与知识分子对立的大众。

因此，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与西方的大众文化是有差异的。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殷国明教授认为，在西方，大众文化既是政治性的同时又是娱乐性的，但在中国这两者却是分裂的。而浙江大学徐岱教授认为，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研究，在西方是与西方的语境有关，比如当年法兰克福学派赞同大众文化，为的是它能够对当前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某些冲击和挑战。

任何大众文化都不是纯粹的。大众文化不是一个整体，它是由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的形态组成的。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具有一种多面性，需要进行意义分层，考虑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左翼的关系，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和现代性的关系，和精英文化的关系。湖州师范学院颜翔林教授认为我们现代的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表演性，带有虚假成分，我们如何从中厘清真实和虚假?我们现代的大众文化缺少个人意志，幻想性和想像性缺失了，更多的是一种再现和模拟。大众文学还体现了现代的神话意识，神话和神话思维依然存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之中，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制造神话英雄。这都是我们在理解大众文化时所要思考的问题。另外，四川大学吴兴明教授认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还与市场体制背后的民主诉求有关。

其中，传媒在大众文化中成为了各种关系和诉求的表征中心，因此，学者们对于他们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大众是需要引导的，甚至从负面地说，大众常常是被操纵的，而媒体充当了这个操纵的手，其背后又暗藏了各种权力关系和利益层次。但无论是意识形态话题下操纵，媒体与大众的关系如何，作为研究者，我们首先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中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将我们的研究落到实处从真正的个案解剖中来，把经验分析透了，把个案解剖透了，才是有意义的。当然其中肯定会有理论预设，没有一个可以套用的西方模式，来应对自身丰富复杂的经验。这就为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建立自我话语的要求。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的体制建构，买卖之间存在平等自愿的交往关系，这样一种关系进而成为生产者的牟利诉求，我们必须要在这种作为体制现实的大众文化下进行讨论；而且这种情况下的大众文化，其意义走向呈现多元化动态的特征，并非专为精英文化而设，学者们应该对这种文化持一种反思立场。这种反思的立场是，我们不应该赞成它，也不应该不去批判他，但这种批判应该是平等的、谦逊的、对话的、交流的。

同时，学者们都非常关注大众文化的接受主体，

特别是青少年。青少年的审美趣味与其人生经历有关。作为受众，他们有求知向善的一面，有互动参与的一面，还有避难趋易的一面。有学者认为，要注意媒体的积极作用，要利用媒体的自身优点进行反操纵，对接受主体进行正确的引导。但是我们的研究者也意识到，研究者与受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白烨与韩寒的韩白之争所表征的问题。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受众，成为了知识分子在确立自身立场上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而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引导大众，成为了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

二、大众传媒时代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文学研究的出路

与会者们在会上颇多讨论到大众传媒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的问题。其中多带有自身和学科反思的意味。

对于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研究立场，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认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在大众传媒的平台上面临着身份的尴尬，文艺工作者失去了指导性的身份，甚至是“斯文扫地”。文学成为公共领域，同时，文学家也成为市场化当中的一份中坚力量，如教授编选书籍、作家与出版社之间所建立的共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一种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实现两种转换：一方面，作家身份地位需要确认，体验传媒的同时更要坚守自己的领域。(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帆先生认为我们不该为了迎合媒体而放弃自己本学科的学术深度。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底线。)另一方面，理论批评话语的转型，这需要充分的知识储备以及文论话语的建设，强调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性，不能忽视其自由性与多元化。

但正如上海大学王鸿生教授指出的，我们还没有学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学科本身的文章还存在“抽象不上去，具体不下来”的状态，一些学者生活在一种虚假的概念里面，他们对文学艺术观察的经验，不能进入他的写作，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里。这种窘迫的状态正是体现在了南京大学赵宪章教授总结的文学研究者面对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生产的四种立场上：一是坚守，坚守经典，坚守精英，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有力不从心之感；二是借力，利用电视、网站特别是博客扩大自己的声誉，如余秋雨、易中天等，但这只是少数人的权力；三是转向，转向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示，但这种研究令人眼花缭乱，是非学术的；四是面对，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直面研究。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更要注意个案分析，甚至细节分析。

如何解决我们研究者这种窘迫状态?不少学者们认为，研究学理化和脚踏实地的做研究是必要的，对文化研究来说，特别要注重个案的研究。香港岭南学院许子东教授就强调。重要的不是立场，而是学理，关键在于文人能否沉下心来做。学理可以让我们在有限的空间挖掘更多，立场太过于简单，缺少支持。山东大学陈炎教授也认为学术要做的是研究某个趣味是怎么来的。学者不应该忙于做价值判断，而应做切实的事实分析，但也不是不说价值问题，而是提倡价值中立，方法多元，认为这才是自身也处于大众文化中的学者们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学术态度。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也呼吁学者们在切实分析中，不仅仅是要加强文本阅读，也要关注当下的文化现象，解释中国大众文化下的文学创作本身，因此强调我们自身的理论原创力，我们的学术研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这个观点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比如就文学写作而言，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认为青春写作往往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进行的写作，同龄人写给同龄人，而且同龄人只阅读同龄人的东西。这对文学研究是一种挑战，我们的研究者很多就从来不看这一类写作。而另一部分写作，比如女性写作，它们往往包含了复杂而独特的人生经验，对爱情、友情的重新理解，对超越当下生活的纯真向往。但评论界对这类作品尚缺少应有的耐心。它们决不是垃圾，而总是提供着新的活生生的人生经验，改变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理论也会从这样一些不同的写作中获得更新。我们要在他们的写作中寻找东西，在沙中捡金。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很多实际上的困难，比如我们的学术建制上的分工造成的各学科的沟通不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经验和审美上的差异，以及不可沟通性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白烨先生认为80后现象得靠80后自己来研究。

因此，学者们对于这个文学经验上的断裂，提出了我们本科教学中所教的文学理论与学生自身的文学经验有间隔。年轻学生的文学经验往往与影视合谋，与媒体合谋，与历史合谋与游戏卡通相合谋，而教师却依然站在古典美的立场上研究新的文学生产，教授我们的文学，这就造成大众化的文学与精英文学的间隔。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不能也不需要抛弃传统的审美经验，而是要努力弥补传统审美经验与当下审美旨趣上的断裂，不少学者因此呼吁各大高校开设“大学语文”，同时要注重讲课的精彩，以及对教材中篇目的选择和课程设置给予高度的重视。其中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提出，台湾设《论语》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而我们的知识生产环节有问题，我们的课程总是设置通史、通论课，宏观掌握有好处，但也可能造成范式，导致微观上、深入研究上有问题。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学理的建立与学者自身的生存视野和人文关怀是息息相关的，同样应该被学者们和文学教授者们所重视。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呼吁，人文不是理念，是一种生命态度，生命的样式。终极就是对一个人的生命全程支配性影响的普及价值，是根基性的原理，是中国传统儒生的情怀。西南民族大学戴登云教授就认为这就必须要重构个体的现实生存视野。上海师范大学王纪人教授认为知识分子在审美的场域、娱乐的场域都要有自己的坚持，这才是我们做学术的底线。华东师范大学殷国明教授也认为我们自身还没有真正找到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而当代大学生也同样没有找到，他们面临三个问题，同时意味着要有三种打开，即思维的打开，胸襟的打开和生命的打开。其中生命的打开是最重要的，打开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有所坚持，才可能有所建立。这意味着，我们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这样的时代做好自身的建设工作，也要在教学中、在研究中做好对大众的“打开”工作。

三、大众传媒发展对文学生产的影响

学者普遍承认了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与传统文学创作差别甚大，但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学者们的评价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认为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学生产带来的是负面的印象大于了有利的方面，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带着沉痛惋惜地分析了当下的文学处境和文化现象。

比如，河北师范大学郭宝亮教授关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象，即“猎奇化”现象，包括身体写作、大话和戏说，这些现象虽然包含着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但在消解的同时连根拔去而并没有经过沉淀。他认为“猎奇化”是一种时代病，是一种普遍现象，从中人们能得到的是虚拟的享乐，遗失的是“深度”。而我

们的文学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猎奇”的基础上的。温州大学马大康教授则从大众传媒对文学写作方式的改变上讨论了这种猎奇与传媒的关系。他认为，大众传媒是空间化的存在，将历史性的纵向传媒转变成了空间化的传播，将历史、传统的传播转变成了重当下、讲猎奇的传播。在这样的传播手段下，经典产生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大众传媒是以利益为驱动的，在与大众的互动中，不断迎合大众趣味，同时也恶性循环地引导了大众猎奇的趣味和利益倾向，于是就自然会引向欲望创作、文学的消费化、理性中心的消解，和文化的零散化。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从另一个角度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当下的文学生产多是先有媒体炒作，后有理性批评，带来文学创作虚假的繁荣。掩盖了文学创作的失误，或者说是粗糙。有时不得不借助炒作来推荐文学。比如，小说刚出来，开新闻招待会。这样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阻挠和误导了文学的阅读。另外，网络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也很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文学的影响，这种放大很可能形成批判暴力、语言暴力、网络暴力，借打名人来出名，对一些批评家形成不必要的压力。

另一种倾向则是立足于当下文学的处境，为文学寻找当下乐观的可能性，认为这是文学的一种发展，根本不存在所谓文学消亡论，我们也不该对大众文化持一味地否定态度，应该要摆脱传统的精英写作和研究的立场来看待大众文化。

比如，哈尔滨师范大学冯毓云教授就认为，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确实已经消失了，但经典文学的消亡不等于文学终结，媒介对文学的冲击是事实，但文学自身有多层建构。同样地，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说，文学是不会死亡的，死亡的只会是文学的某种形式，如唐诗。今天所谓的文学的死亡，其实只是文学遇到了某种挑战。文学自古以来就只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对文学应有一个发展的眼光。而批判大众文化首先要知道大众文化是什么，要了解它，文化不存在死亡的问题，只存在如何改变的问题。我们对大众文化的无奈往往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真正地进行对话。

另外就大众文化本身，有学者认为要寻求当下文学的可能性，不能仅仅从其自身出发，更要考虑它的整个历史语境的可能性。比如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就对大众文化持支持态度，认为“他者化”是“大众文化”的一个良好特质。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分析了大众文化自我消解的特性，认为固然被意识形态所操控，但它也会消解意识形态。而湖州师范学院颜翔林教授则认为大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重新制造神话，是对古代神话的一种当代复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没有消亡。

也有学者分析了文学消亡论本身，认为所谓文学死亡是在文学中心主义的语境中言说的。文学死亡事实上是一个伪命题。文学是一种建制，而正因为建制没有改变，才有文学死亡这一提法。上海师范大学杨文虎教授认为，我们之所以对大众文化一味持反对态度是因为很多人对大众文化和纯文化的概念是分裂的。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因此认为，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要突破以前的纯文学视角，突破以前主流的、单一的视角去研究它，将之当作文化现象，从文化视角去研究它。而且大众文化形式多样，要言说它，首先只有你自己先熟悉它，才能研究，熟悉它才能对话。有些大众文化也是可以当作艺术来批评的，如《大明宫词》和《走向共和》。对大众文化要宽容，对之进行合理地评价，当然有些东西也是很糟糕的，当然要批判。但是文学有她自己的生命，不是你判她死亡她就会死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