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的实证分析
时间：2021-03-18 08:08: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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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可避免的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本文利用1996-2015年12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收入分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结果发现：收入分配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呈“倒U型”，产业结构、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前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十分显著但作用不明显。因此，为避免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应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合理化财政支出的管理、鼓励对外贸易，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收入分配 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
一、引言
世界银行在研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一词。一个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两种状况：一种是经过持续不断的发展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而另一种则面临着经济增长失速长期徘徊不前或退回下中等收入阶段的可能，后者一直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跨进高收入阶段或经济出现倒退的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会面临着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分类标准，中等收入国家指的是人均GNI位于1006～12235美元的国家，其中人均GNI位于1006～3955美元之间是下中等收入国家，3956～12235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2016年，我国人均GNI已经从1978年的200美元到达了8260美元，已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阶段。我国经济于2009年进入“新常态”，伴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我国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发展的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学者提到最多的就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贫富差距，进而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张德荣，2010）。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81，2014、2015和2016年分别为0.469、0.462和0.465，虽然基尼系数在整体上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但与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相比，基尼系数值仍然较大，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并未得到解决。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加快等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各学者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通过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分析，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且在诸多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中处于主导地位。鉴于从实证角度分析收入分配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较少，本文试图对泰国、厄瓜多尔等12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44年以上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分析，并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收入分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综述
在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关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及特征，孔泾源（2011）指出，“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有经济增长后劲不足、金融深化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和惯性依赖低成本粗放型增长方式五个方面。张平（2015）将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归結为国家干预战略在中等收入阶段转型不成功、技术进步干中学效应的消失、分配差距过大和政府应对金融冲击不利等特征。姚枝仲（2014）论述了什么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将“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归结为增长陷阱，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很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可能经历几百年的时间才会走向高收入阶段。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德荣（2013）就“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机理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是否适时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同时指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应是技术的创新进步与改革。
虽然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很多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刘方棫和李振明（2010）认为收入分配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收入分配不公还会导致社会分化等一系列问题。陆万军（2012）指出随着我国的人口红利不断消失以及劳动力成本大幅度的上升，收入分配问题成为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问题之一。胡在铭（2017）从理论和实证方面针对收入分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十分显著。
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李杰和叶宇航（2016）将33个国家按照相关的分类标准分为“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组与陷入组，实证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姜文辉（2016）基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教训，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相关建议。
三、收入分配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本文参考胡在铭（2017）一文中关于收入分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模型的构建，将GDP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基尼系数及其二次方，模型构建如公式（1）。
■ （1）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GDPr代表GDP的增长率，Gini表示基尼系数，Xit为控制变量Ser、Bir、Tra、Inv、Fis、Tec，α0、β0、β1、β2为系数，μ是随机误差项。
（二）样本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李杰和叶宇航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一文按照2012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GNI将经济体分为17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本文在其基础上利用201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GNI对跨越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经济体重新整理，数据显示2012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6个经济体中，阿根廷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16公布的人均GDP标准已经不属于高收入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仍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另外，以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44年为标准并结合基尼系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选取了12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中“中国”是潜在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
参照罗伯特·巴罗的相关理论（胡在铭，2017），本文以人均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收入分配、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对外贸易、资本形成率、财政支出和技术进步7个要素为控制变量，利用12个后发经济体各个变量1996～2015年的数据，其中个别无法统计到的数据通过spss“点处的线性趋势”的方法补充完整，从而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收入分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具体见表2。
（四）计量过程
在计量过程中为了避免伪回归的发生，需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各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检验选用固定效用模型还是选用随机效用模型，本文选用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五）实证结果分析
由回归结果可知，收入分配与GDP增长率的关系比较显著，且基尼系数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一次项是正数，二次项则为负数，这表明了收入分配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为“倒U型”的关系。这意味着在一个地区发展水平比较低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则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18.076、-3.319；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基尼系数每提高一个单位，经济增长率会提高18.076%；而经济增长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基尼系数每提高一个单位，经济增长率会下降3.319%。在其他变量中，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对外贸易、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由模型2、模型3和模型5可知，产业结构、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由模型5可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负面系数为-2.224且非常显著；相比而言，产业结构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太显著，系数为-0.369和-0.230。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有十分显著地促进作用但不是非常明显，促进系数是0.097。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1996-2015年的有关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12个经济体。研究结果表明，对一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收入分配、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对外贸易和财政支出几个方面。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在这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使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更长，甚至回落到低收入发展水平。在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增加控制变量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仍非常明显且较为显著。
其次，由模型5可知，其他各个因素对一个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促进作用由大到小依次是：对外贸易、财政支出、产业结构以及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负作用且较为显著，因此需要改善人口老龄化问题、培养高質量人才；振兴第二产业、促进第二产业向特色化方向发展，第三产业向信息化方向发展，充分调动各产业的活力；加大财政的合理化支出，优化市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外贸易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扩大对外贸易的发展，减少经济冲击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这将有利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经济正处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研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虽然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地缩小，但相比高收入经济体基尼系数仍然较大，这对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一定地不利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若不能实现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将会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激化社会矛盾等问题。另外，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合理化政府的财政管理及能否实施有效的政策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将对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胡在铭.收入分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30（2）：30-35.
[2]姜文辉.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经验与教训[J].亚太经济，2016，（6）：92-98.
[3]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5-13.
[4]李杰，叶宇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2016，35（8）：106-10.
[5]刘方棫，李振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收入可持续增长[J].消费经济，2010，（6）：3-5.
[6]陆万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实现路径[J].经济经纬，2012，（3）：17-21.
[7]姚枝仲.什么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J].国际经济评论，2014，（6）：75-88.
[8]张德荣.“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经济研究，2013，（9）：17-29.
[9]张楠.我国“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及跨越路径——基于经济新常态背景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7）：93-97.
[10]张平.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特征、理论解释和政策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15，（6）：49-54.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产业能力转换对云南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YB2017012）。
作者简介：李杰（1992-），女，汉族，山东菏泽人，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汇率经济学与产业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