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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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关键词]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12-0082-04
龚 鹏(1968—)，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宜春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湖南长沙 410082)
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主题，学术界见仁见智，有的认为是“反帝反封建”，有的认为是“救亡图存”，现在大多数学者认同的是“现代化”。对此，我认为应该透过历史发展的表现形态，去把握其内在实质。近代中国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史和苦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历史。为救国，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启蒙思想以启迪国人。因此，笔者主张“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一、关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的观点回顾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长期以革命史为中心，其他如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思想史的主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学界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一观点表述为“两个过程论”：一个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另一个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主义压迫，引导中国走向独立民主的过程。其根据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P632)与这一“两个过程论”相近的表述还有“三次革命高潮说”、“两种趋向论”、“三个阶梯说或四个阶梯说”。这些观点都是从革命发展的历史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范式。在这个革命史的范式下，史学界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所关注的中心是中国人民如何反帝反封建。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若从政治这个角度来看，无疑是准确的。
20世纪80年代，“革命史”范式在国内史学界被提出疑义并引起了一些争论，因为随着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有关思想史方面很难用这一范式来加以解释，更不用说以此为标准来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人物、事件和思想。针对思想史层面，有学者就主张“救亡图存”、“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主题。
“救亡图存论”认为，“救亡图存”是对近代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潮最一般、最基本的本质概括。“救亡”是指反抗外来的侵略势力和反对国内的腐朽势力；“图存”既指保卫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使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观点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反帝反封建论”。正如戴宗芬所说：“救亡图存这一主题包涵着反帝、反封建和建设祖国三个方面的本质内容。”[2]“现代化论”是由罗荣渠等学者提出的。罗荣渠主张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罗荣渠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3](P488-490)
以上关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的几种观点，都反映了历史现象与历史某一方面的本质，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救亡图存”有一个主体性的问题——谁来救亡?“人”在这里就成为一个关键，必须要使得“人”意识到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最主要是体现在“人”要具有现代的思想观念，成为一个现代公民。因此，启迪国人，对国人进行启蒙就非常重要。对于“启蒙”，李良玉作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一切追随时代潮流，认同资本主义新鲜事物的思想、主张、理论、社会思潮及其所酝酿而成的文化改革，都属于启蒙的范畴。并举例说明，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理论与实践、辛亥革命对民主共和的宣传、五四民主科学运动、五四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二三十年代的人权运动等都是启蒙。[4]据此，笔者认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以启迪民众为己任，启迪民众去反帝反封建，去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
二、近代中国启蒙思潮产生的缘由
每个国家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即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高扬理性、宣传近代民主科学思想、变革人们思想观念的启蒙运动。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同样也是如此，也是中国思潮演变的结果。
说起近代中国启蒙思潮，不能不提到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潮。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始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16、17世纪，此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激化，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独特的时代环境造就了如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徐光启、方以智、颜元等一大批有见识的思想家。他们震惊于当时的政治变局，对导致明朝灭亡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等进行了猛烈抨击，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社会批判浪潮，兴起了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潮。
虽然早期启蒙思潮在清朝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很快消退，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启蒙思潮发生的条件还存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上，皇权专制的体制导致政治黑暗腐败；阶级上，土地高度集中和地租盘剥日益加重导致农民起义频频不绝。面对这种危机，龚自珍预言革命风暴即将兴起，“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5](P3)他在揭露、批判封建衰世的过程中，意识到变革的必要，大胆提出“一祖之法无不敝”、“法无不改”的变法主张；并提出“众人之宰，自名曰我”，这不仅是对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开启的朦胧的个体自觉和个性解放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同时也揭开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序幕。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发生还与中国被动地由古代社会转向近代社会有关。中国社会的转变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进行。可以说，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潮产生的直接原因。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踏入中国国土，开始了变中国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殖民地过程。这极大地震惊了中国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放眼世界，朦胧地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中国农业文明面前所表现出的优越性。他们冲破“夷夏之防”的陈旧意识，开创了用“西学”来启蒙国人、救亡图存的历史阶段。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家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主张，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代表了陷入灾难之中的中国地主阶级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含有救亡意识的近代启蒙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民族危机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刺激维新派知识分子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发起了一场维新变法思潮，标志着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
三、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历史阶段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开展与民主和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可以说，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和科学思想。根据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对民主和科学宣传的侧重不同，笔者将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历史分为戊戌前启蒙时期、戊戌辛亥启蒙时期、五四新文化启蒙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历史阶段。
(一)戊戌前启蒙时期。指鸦片战争以后至中日甲午战争前，主要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林则徐、魏源等启蒙者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强于中国。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当时认为西方的“长技”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用兵之法”，中国要“制夷”就必须学习“夷之长技”，为我所用。虽然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落到实处，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源也因此而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将“师夷长技”落到实处的是洋务派官僚。洋务派认识到中国的军事、经济落后，提出“借法自强”，但他们不想改变中国的专制政治，只是引进西方的“制械练兵之术”，以应付“大变局”，从而发起了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并没有达到“自强”、“求富”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
在这一阶段，虽然魏源等人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优于中国，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逊色于西方。戊戌前启蒙最大的成效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
(二)戊戌辛亥启蒙时期。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中，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启蒙者都宣传了民主、科学，但他们宣传的民主主要是民主制度；宣传的科学也还是自然科学知识。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表明单从物质技术层面上学习西学并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启蒙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认识到要救国，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理论学说。他们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设学堂与书局，借助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理论，抨击专制制度，通过上皇帝书、依靠少数官僚来实行君主立宪，希望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自上而下地改造中国。可是中国的顽固派势力太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制度无法在中国建立起来。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启蒙者以“民主、共和”为旗帜，宣传民主。但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用在从事反清武装斗争，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但对民主、科学思想并未着力宣传。以至中华民国的政权很快落入北洋军阀手中，辛亥革命同样没有引导中国走向富强。
在这一启蒙阶段，启蒙者对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的设计和追求，使得中国人逐步了解民主的两种制度形式；了解“民主”的人越来越多。
(三)五四新文化启蒙时期。这一阶段主要就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状况引起五四启蒙者对戊戌辛亥启蒙思潮进行了反思。戊戌辛亥启蒙，正如丁守和所说：“由于强调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家宣传民主民权也主要是从救亡图存出发。因而他们肯定民主价值的标尺不是人权和自由，而是用来作为救国的手段和治国方策。他们宣传不是强调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个性解放，而是强调国家独立解放和富强。他们也宣传人的自由自主权利，但又宣传或着重宣传对个人的自由权利作这样那样的限制。”[6](《绪论》，P6)五四启蒙者意识到“人”在救亡图存中的重要性：科学技术需要人掌握，船炮依赖人才能“坚利”；只有具有民主意识的人才能保证民主制度不走样。于是，五四启蒙者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发起了一场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这里的“民主”主要是指民主精神，包括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等方面；“科学”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就是要“立人”，为国家社会造就“独立自主的个体”。然而苏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受的耻辱使得五四启蒙运动发生了变化。民族危机又导致“救亡图存”成为启蒙的中心。
(四)五四后新启蒙时期。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40年代。五四运动之后启蒙者发生了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启蒙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革命方式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启蒙”运动。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启蒙者主张继续对民众进行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以渐进的、和平的方式改造中国社会。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以“危害民国”、“清共”为名，限制民众的自由。在这种背景下，胡适、罗隆基发起了人权运动。然而在国民党的专制下，人权运动并没有为民众争得多少人权，但它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对五四民主精神的认同和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继承。同时，宋庆龄、蔡元培等相继组织人权保障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努力为民众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人权自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激化，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专制统治，而社会上又泛起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与包括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在内的自由知识分子一道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的主题还是“科学”和“民主”。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抗战胜利，就必须实行民主，联合各党各派组成抗日联合阵线。为此，沈钧儒、邹韬奋等许多民主战士勇敢地站出来，为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而奔走呐喊，以争取抗战建国早日实现。所以，此时也可称作“抗战启蒙”，民主还是抗战建国、救亡图存的工具。
通过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和“科学”。它的产生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救亡需要密切相关的。“救亡图存”直接引发了启蒙思潮，“救亡”从一开始就与“启蒙”密不可分，“启蒙”是“救亡”的工具。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已经成为过去，但启蒙运动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在当代中国仍然需要启蒙，需要以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来清除那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当然，当代的民主与科学又要具有现代的、进步的思想内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戴宗芬.救亡图存：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4).[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李良玉.启蒙、救亡与革命时代的终结[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5]龚自珍.尊隐[A].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6]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俞 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