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东亚经典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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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8）03-0113-07
150年前，随着明治维新的展开，中日两国在来自西方的“近代”和“文明”标准下渐行渐远，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更使两国关系发生了逆转，日本仿佛一夜之间“由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和模仿者，转而变成中国文化的质疑者、否定者乃至中国国家的打击者”。①150年后的今天，当彼时的“近代”标准已不再构成中日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尽劫波的中日两国却并未重拾曾经有过的“文化认同”，中日间的摩擦和敌视似乎有增无减。这意味着，对于两国关系的钩沉，必须打破时间上的截然分断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分野，从前近代的东亚思想世界中寻找答案，董灏智的著作《“四书化”与“去四书化”：儒学经典在“近世”中日两国的不同际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以下简称董著）则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董著以《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为中心，在思想史的视域下，分析了“语孟学庸”在中国的成书、发展、演变及其思想特色，以及它们从唐代中期到南宋时期的“四书化”历程。随后，作者将目光转向江户日本，白描了日本古学派的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对“四书”经典结构的“去四书化”过程。为此，作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时间维度上，一方面是中国视域内从先秦到宋元各时期儒学思想的比较，另一方面是日本儒者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的比较；在空间维度上则展现了中日两国在同一儒学范畴内的分歧。
钱穆曾言：“治宋学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何以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耶？曰：寻水者必穷其源，则水之所自来者无遁隐。韩氏论学虽疎，然其排释老而返之儒，昌言师道，确立道统，则皆宋儒之所滥觞也。”②是故，韩愈的“道统论”常被视为“四书”经典结构的源头，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宋儒为什么会选择“语、孟、学、庸”融为一体而合称为“四书”？宋儒是如何“旧瓶装新酒”、“出新解于陈编”？关于这一问题，仅从宋儒的层面切入是远远不够的，作者却进一步“考镜源流”，在论述“四书化”与“去四书化”之前先从源头入手，对“语、孟、学、庸”在先秦至唐代的流布状况做一番详细的梳理。认为，《论语》虽未列入“经书”，但其影响力绝并不亚于“五经”。《大学》和《中庸》在汉代被收入《礼记》之中，成为《礼记》的篇章，并无特别之处。至于《孟子》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备受“冷落”，其影响力显然弱于《论语》《礼记》。总体来看，在“四书”经典结构形成之前，汉唐儒者对四者的注解详于训诂章句、考证制度，即使魏晋儒者注解《论语》时吸收了玄学的部分思想，但并不以阐发思想为主。然而，从汉代开始，以经学为主的儒学，对字词、名物、典章、制度等繁琐的考证，逐渐导致其自身的僵化，而谶纬神学的渗入，又加速了其衰落的进程。唐初《五经正义》的颁布，虽结束了经学自魏晋以来的混乱、纷争之局面，但其主旨基本沿袭了汉儒章句注疏的传统，并没有为经学注入思想上的“源头活水”，时间一长自然亦走向僵化的命运。与此同时，外来佛教在中国的兴起、发展以及逐渐的“中国化”，不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对以经学为主的儒学产生了不小冲击。与道教、佛教相比，汉唐儒学的理论体系不够完备，尤其是“形而上”层面思想的缺陷日益明显，导致其难以与思想深邃而逻辑缜密中国化佛教——“禅宗”相抗衡，而这一状况在唐代中期尤为明显。面对这一状况，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唐代儒者，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层面阐述佛教的危害，另一方面，则从学理上弥补儒学的不足之处。于是，一种不同于汉唐儒学而侧重于阐发儒家经典义理为特征的“新儒学”开始在唐代中叶发轫，并被宋儒所承继，中国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虽然国内学界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持有争议，但唐宋时期以儒学为主的中国思想的转型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种思想大变革的背景下，不仅促使了理学的兴起，更是加速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融为一体的进程。
这意味着，来自佛老之学的冲击构成了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的直接动因，韩愈“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说”在为儒家建立“道统”和“形而上”理论的同时，也为《孟子》和《中庸》赋予了新的价值，开启了“四书”经典结构的形成進程。北宋的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人通过新解《中庸》，改订《大学》以及《语》《孟》并称，开辟了儒学经典的“理学化”路径，为“四书”经典结构的最终形成埋下了伏笔。及至南宋，朱熹诠释“四书”的完成和刊刻标志着“四书”经典结构的正式形成。经过这一过程，儒学在“形而上”层面较之先秦儒学有了极大发展，成功地应对了佛老之学的挑战，与此同时，理学中“形而上”的哲学架构并未改变作为儒学主旨的“人伦日用之道”，诚如作者所说，“‘形而下’的人伦之道才是朱子学的核心，‘形而上’的太极、理气之说皆是围绕着人道而展开的，这也是朱子学仍属儒学的重要原因”。董灏智：《日本学者伊藤仁斋“反朱子学”的理论缺失》，《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随后，作者从日本古学派学者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的思想演变历程出发，勾勒出了江户时期的“去四书化”进程。伊藤仁斋通过对“四书”的重新诠释，解构了朱子学中的关键概念，斩断了朱子学中“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连续性思维，将“四书”经典结构化约为“语孟”经典结构。荻生徂徕在此基础上，以“道论”为理论旨归，将“道”解释为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和安天下之道，认为“六经”才是“道”的载体，从而拆解了仁斋的“语孟”经典结构，并以“六经体系”取而代之。儒学经典在中日两国的不同际遇凸显了两国思想界对于儒学经典的不同价值取向，朱子学试图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伦之道”建立本体论依据，而江户古学则力从“形而下”层面发展儒学中的“实理”与“实德”，两国的“文化认同”在学术领域出现了断裂，而“文化认同”的断裂又与“政治认同”的龃龉相关联，江户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对中国的排拒心理为两国近代的彻底“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以往的研究更多采用“观念史”研究方法，简单地比较中日学者对四书中“单位概念”解读的异同，董著则为读者呈现了另一种图景，这意味着，“四书”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不论是中国儒者对“四书”经典结构的建构，还是日本学者对“四书”的解构，背后都有着一定的顶层设计，而制约这一顶层设计的则是东亚儒者各自的思想背景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如果用黄俊杰提出的“脉络性转向”理论为“四书”经典结构的解构做牵强注解，那么，日本儒者的“去四书化”过程正是一个“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的过程。参见黄俊杰：《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第18—22页。“去四书化”中的“去脉络化”意味着剔除“四书”中的中国脉络；而“再脉络化”，不论是仁斋建立的“语孟”经典结构还是徂徕的“六经”经典结构，本质上都是给儒家经典建立日本脉络。关键在于，日本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脉络性转向”时，始终无法超越对本国“政治自我”的从属，于是，无论是仁斋对“子欲居九夷”的新解，还是徂徕所谓的“夏商古道”，都清晰地显示出日本对东亚既有“华夷秩序”的颠覆冲动和“自文化中心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又被国学派的“日本文化优越论”所继承，直到明治维新时，日本酝酿已久的“去中国化”夙愿终于在西方的助推下得以实现，但其思想和行动进路其实早已潜藏在古学派“去四书化”的思想暗流之中。
东亚视域是董著研究儒家经典的独特站位。面对日本江户和中国明清学者中均有体现的“反朱子学”思潮，以往的研究者或囿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限制，强调本国思想家对他国的影响，或将这种相似性解释为“不谋而合的平行现象”，否定了东亚各国儒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董著则在“东亚”视域下动态地把握了东亚的“思想连锁反应”，尤其在谈到促成伊藤仁斋转向古学的动因时，作者通过对中日史料的考索爬梳，钩沉出朱舜水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中日学界的一桩学术公案。董著借用日本学者山室信一在《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一书中提出的“基轴”“连锁”和“投企”三个视角审视东亚史中的思想课题，以中国思想为东亚思想的“基轴”，以中国思想在东亚世界的传播、发展为“连锁”，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为“投企”，正是在这样的视野和方法之下，董著既不忽视朱舜水对伊藤仁斋的影响，亦不讳言荻生徂徕的学说向清代考据学的“回流”，以更客观的观察视角克服了思想史研究中的“自民族中心主义”。诚如台湾学者所说，“作为‘文化综合体’的‘东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地理学范围，所谓‘东亚’其实是存在于中、日、韩、越各国的交流互动之中，而不是抽离于各国之上的抽象概念”。黄俊杰：《东亚儒家仁学史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第33页。也就是说，东亚视域下的思想史研究，是把东亚当作一种“方法”而非“实体”。两者的区别在于，作为实体的“东亚”必然会有“中心”与“边陲”之分，它默认“实体东亚”的中心地区拥有高于周边地区的文化、经济、政治水准，于是人们不禁要联想到时常引发周边国家自卑情绪的“华夷秩序”或是曾给东亚诸国带去苦痛回忆的“大东亚共荣圈”，在平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今天，仍将“东亚”作为“实体”进行研究，显然不是可行之策。作为方法的“东亚”则与之不同，它将该范围内的各个地区作为各自具有特殊性的“文化主体”，从而凸显出东亚文明的多元多样性。从这一意义上说，董著跳出了民族主义的框架，动态而立体地把握了发源于中国的儒学经典发展到东亚诸国后形成的“一花五叶”之状况，凸显了在更为博大的“文化心胸”之下探讨东亚儒学之“共性”与“殊性”的重要意义。
总之，在董著高屋建瓴的理论站位和扎实绵密的文献梳理之下，一条前近代东亚“文化认同”裂痕产生和延伸的轨迹，已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如果说，“现当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横向失和在相当程度上根植于纵向的历史纠葛”，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自序，ⅹ。而前近代中日两国的相互揖别又庶几导源于两国在文化上的渐行渐远，那么，董著在其前近代与近現代一体观瞻、思想史与政治史两相观照的视野之下展现给读者的东亚文明互动实态，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学界深思。
[责任编辑：郭丹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