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
时间：2021-04-17 08:23: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它创刊于1915年9月，就其“金字招牌”（鲁迅语）的资质来看，这个具有老字号意义的精神作坊迄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细算起来，我个人与一代名刊《新青年》攀亲也有二十年的光景了。1987年，硕士论文的开题在即，作为胡适弟子的任访秋先生给我和师兄沈卫威每人建议一个题目：陈独秀和胡适。先生致力于近代文学研究，又受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先生的嫡传，他很想将近代和现代文学的渊源打通并衔接，这也是今天河南大学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博士点上下贯通、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1991年，我进入南京大学师从蔡少卿先生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方向博士。由于我是从中文学科跨到历史学科，先生一进校就给定了以“新青年”群体为范围的基本思路。1997年秋，我的博士论文有幸列入学林出版社的“现代性与传统”丛书，并以《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的面相问世。值得说明的是，说是五四“激进派”，当时我也只是选择了新文化的始作俑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四位先驱进行解读。
自从我开始走近陈独秀，《新青年》封面上醒目赫然的“陈独秀先生主撰”之广告词频频示意。随着对这一知识群体体认的滚动式添加，“新青年派”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而且由此萌生了一个新文化的意象。十分巧合的是，就在我博士论文出版的同时，几年来我一直酝酿策划、与王中江共同主编的“新文化元典丛书”——三卷本《回眸〈新青年〉》推出，时距我开始专心研读陈独秀之文化选择整整十年。
《回眸〈新青年〉》的意义及其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张岱年、韦政通、陈平原三位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序言可谓“英雄所见”，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阅读以及研究原始文本的重要性。我们编选过程中也受到了汪晖、钱理群、姜义华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和支持。1999年春，同道们在北京大学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回眸〈新青年〉》文本编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二十几位学者。
或许论文出版的欣喜激励了我，或许是部分朋友的鼓励鞭策了我，2002年底，我进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跟随合作导师吴剑杰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吴剑杰、冯天瑜、张建民、陈锋等先生都认为这个选择更有利于填补空白，也有助于抓住学术问题的根本。毕竟，对《新青年》杂志文本研究的注意力增长是学术界近来的事情。
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前些年五四研究的气象可谓门庭若市，是一门不折不扣的“显学”，但涉及对这一时期的重要文本《新青年》杂志的研究却是门可罗雀。《新青年》文化谱系的庞杂、丰富乃至诡异令我不敢旁骛：触摸当年先哲们打造的这样一个舆论空间，只有耐着性子认真地在竖排版本中上上下下的灯下漫“眼”之后，胡适先生的那句话才能尽收“心”底。唯其如此，“《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胡适语）这句话才不至束之高阁。
在我，五四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作为五四新文化大本营的《新青年》，它是生产启蒙运动精神资源的“金字招牌”作坊。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治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还是哲学史、学术史，如果不读《新青年》，那他就很难读懂二十世纪的中国。
触摸文本，我们在《新青年》上找到了五四这一精神事件的活水源头。《新青年》的创刊加速了一个时代的过渡、转型。它还是一系列新潮杂志的发源地，诸如《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潮》、《国民》都是这个杂志大家庭中的成员。《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刊物）关系，《新潮》、《国民》则是前辈和后辈的“父”与“子”的关系。根据笔者的观察，对这些杂志的文本研究以及其关系研究都没有专著出现，即使是一些论文偶有涉及也还是杯水车薪，不解研究之渴。
现代性，作为隐含于《新青年》文本中的历史真实，这里将其抬举到极其显赫的位置，乍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毕竟，“现代性”一词在恢弘帙浩的《新青年》杂志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周作人在介绍《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中的一段话：“陀思妥夫斯奇是俄国最大小说家，亦是现在议论纷纭的一个人。陀氏著作，近来忽然复活。其复活的缘故，就因为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试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人说他曾受迭更司Dickens影响，我亦时时看出痕迹。但迭更司在今日已极旧式，陀氏却终是现代的。止有约翰生博士著沙卫具传，可以相比。此一部深微广大的心理研究，仍然现代，宛然昨日所写。”（周作人：《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15日）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只是周作人自英国作家W.B.Trites之手译出，也并非作者有意识的运用。可见，就《新青年》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论，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有点“小题大做”了。不过，就我个人理解的《新青年》上映照出的“现代性”，无非也是与传统相对的价值和心理，现代、现代的、现代性都是在统一意义上运作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独立、博爱、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等也无不述说着现代性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多副面孔在《新青年》上表现得具体、生动、鲜活，堪称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多维视野”则围绕《新青年》上发生的启蒙的演变以及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论述，从而勾勒出现代性在二十世纪中国多副面孔的交织图景，诠释现代性在这里发生的逶迤曲折，目的是为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提供一个历史注脚。
所谓“多维视野”，主要是以知识经济学、文化社会学、历史哲学、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社会心理学的多重方法对《新青年》的思想谱系进行深度梳理，以期寻找到现代性演进的思想路径。
首先是《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这一命题运用知识经济学的方法对《新青年》从“集合”（创刊）到“分化”（分散）的过程以及原因进行了全新视角下的刷新。《新青年》诞生以来，无人从知识经济的理念上去探讨这样一个辉煌杂志成功的商业奥秘，更没有人对这一“金牌杂志”社会效益之外的经济效益作过多的关心。令笔者吃惊的是，2003年我抛出的这个大胆的“经济”观念竟与200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异曲同工。《启蒙运动的生意》洋洋洒洒，以鲜活和生动的笔触述说了《百科全书》从1775到1800年的出版史。在此之前，我闻所未闻罗伯特·达恩顿这个名字，而且对自己的这个“经济纠纷”立论多少有“大胆假设”的成分，以至于犹豫很多次都未敢公开。2002秋，“中国现代文学暨史料的新发现”会议在河南大学举行，会上名家云集，因为是协办单位，我应邀在大会上做了关于认真阅读史料才能有新发现的发言。针对《新青年》研究者流于“学术”与“政治”聚拢遣散之争，我一不留神把自己藏在心底多年的观点给抖露了出来：“新青年派”同仁的分化蕴含“君子也言利”的深层经济背景和心理动机。短短的十分钟发言，让我深感不安。毕竟这个“假设”不止是大胆的问题，而且是出人意料。一下会，我就当场拜见了钱理群教授，他对我的发言没有异议。在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专家陈子善还鼓励我早日将这个“新发现”发表。南陈北钱两位教授的肯定给了我信心，这就是2003年先由《中州学刊》发表，然后《新华文摘》转载万余字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即便如此，我还是心有余悸：五四先驱的启蒙情怀这样一个强势话题，近一个世纪以来都被以崇高、神圣、伟大的名义建构，而我的解构（其实是回到历史现场）顷刻间就把那一段轻易“改写”？在我们已经习惯于烘托那些高调的“形而上”的理想之后，我们俯下身子坐在冷板凳上审视一下《新青年》知识精英群体的“形而下”现实，不但不是对《新青年》先驱的贬低，相反却是更为深层地肯定：从实际出发的“经济自由”尽管“琐碎”甚至“粗俗”，但更符合“人权”（这也是五四时期《新青年》上最为强亮的音符）是以“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为依托的启蒙逻辑。的确，《新青年》的影响力来自于知识理想和经营阵地的舟车两轮。这是历史的启迪，也是现实的昭示。惟其如此，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才不会失落，自由思考的启蒙才能香火不断，薪尽火传。
其次是对由《新青年》招惹的“文白之争”问题的反思。在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认可以及对《新青年》激进同仁于现代汉语贡献已成“定论”的今日，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一缕由“白话”招惹的现代性思绪，方是人文学者最为关切的命题。中国传统的文言文乃是现代白话文的源泉，二者是母与子的关系。《新青年》时期，激进情绪下的同仁所做出的“抽刀断水”式的决断带有硬性的“左”性做派。所有的理性化启蒙色彩都为这一情绪化气质所掩盖，新旧文学传统的重新确立充分体现在文白的决裂上。从《新青年》同仁为寻求良性舆论环境的急切渴望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代启蒙思想家对语言权力（“市场”）的攫取心态。为此，笔者的结论才显得沉郁、苍凉。如果今天的知识分子再论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性，启蒙者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还应是公共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新青年》承载的现代性固然为二十世纪中国文明的演进点燃起了激情，但站在语言文学改良的意义上谈论这个命题，总不免有些悲壮的色彩。这个悲壮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现代性在劫难逃的隐忧，其精神深处充满着无法排遣的历史悲情。
千头万绪，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挂一漏万。简约地说，对《新青年》“内圣外王”逻辑的反思、对“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梳理以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都是为最后的“现代性空间的开拓”而来。当然，其中每一命题又各自成章，《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启蒙现代性问题上的生成与演绎，在这些命题的分析和梳理过程中得到了完整的再现。有鉴于此，《新青年》研究在现代性空间的开拓中收笔。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后集体心理失衡和摇摆，以人道主义为中介，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转换的患得患失；进化论与阶级论的转化，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转换，“竞争”与“互助”的重心位移，这一切都是在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杠杆下发生的。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加深了我们对《新青年》现代性面孔的多样性理解。
（张宝明：《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