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园”理论：纠偏差而绝祸害
时间：2021-04-18 07:57: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王元化的理论反思具有独特意义。其反思之原则是以自身人生之经历结合当代之理论倾向及其弊端，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新思考，其宗旨是：纠偏差而绝祸害，高扬“人是目的”的理论。其反思之问题大体上从四个方面进行：“态度”即真理／过激才惬意／逻辑研究方式之弊端／哲学三范畴(感性－知性－理性)与范畴论争之实质等等。在反思中，显现了王元化之“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理论的勇气”。这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中，绝对不可以忽视的现象。
关键词：反思 现代思想史 人生经历
理论弊端
王元化先生逝世一周年了，在人们为他陈设的奠祭“遗嘱台”上，他写下了什么?除了“人是神圣的信念”的核心理论之外，便是在《顾准传》序言之纪念辞中，有切中时弊的告诫：严防“不切切实实讨论问题”，“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先生之诫，慽慽然!在当代，勇者之灵魂拷问与理论批判，多在刀光剑影中完成。故尔，所谓“切切实实”，就要“切”到这里来；所谓“讲道理”，就要“讲”到这里来，这也许就是先生最重要的遗嘱。
“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这是王元化反思历程的自我深刻概括。它既有别于那些智者的思辨机智定义，也有别于那些凡俗之辈的陈腔滥调，更有别于那些横蛮的唯意志论者的一派谎言。
“勇敢”，谈何容易!君不见：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那前赴后继者，才配称“勇敢”；“真诚”唯宗教殿堂／神像庙宇，才能真实显露；一旦面向现实，君不见：滔滔天下，唯谎言才是“真实”，唯谎言才能有生命的苟喘；“真诚”，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学术良知，能存焉者，何其少也!
明末王阳明之逝去，即标志着中国文化主脉大气的中断，有清一代三百多年，再怎么说都是一种“歧出”。此即构成中国知识者悲剧命运的“厚黑”背景。近百年来之所谓中西文化之撞击，导致知识者的“横冲直撞”，当方向未明之时，则必然加深这种悲剧命运。在严重的历史教训面前，人们被迫发问：挽救民族文化危机，那思考的深层理论框架是什么?
人们也不禁要问：“什么是中国文化主脉大气”?关于这，大陆学人多不甚关注，唯牟宗三、唐君毅等台港哲贤智者，痛切于心。概括地说，大体是下面三个相互渗透、映照的方面。一、其运转主轴，是以儒家为骨干、儒道释相统一的心性文化体系；二、其核心价值观与动力契机，是《大学》三纲八目所贯串的“内圣外王”之道；三、英雄人物之历史轨迹，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殉道精神之连绵不绝。以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司马迁为伟大开端，途经岳飞、文天祥，而终结于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的“英雄系列”(乃至当代进入高官阶层知识者的邓拓先生，居然在其《燕山夜话》中承接大气，曰“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民族文化主脉大气一旦中断，在大海中则只有浮萍，在陆地上则只有枯藤。近三百年来有识之士，面对此景，真是“叹息肠内热”。故王国维有诗曰“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六月二十八日宿硖石》)，庄严地提出了时代担当者的“人生——知识”二重奏，及其“存悔——益疑”之悲剧情结问题。他在称誉其师沈乙庵先生时，日：“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因而同时提出了巨大的时代课题：“忧世——择术”二项式框架的大问题。只有“深于忧世”，才能“慎于择术”，反之，亦只有“慎于择术”，才能应接“深于忧世”。这“深”与“慎”是此巨变时代知识者灵魂颤动中的两个亮点，而绝不是某种情绪支配的盲目冲动，或某种私欲的企求。这里的所谓“忧世”，便是面对民族文化主脉大气中断后民族存亡所引起的灵魂不安与拷问；所谓“择术”，便是民族文化主脉大气中断后挽救败局的行为、知识选择。故尔近三百年来(乃至于四百年、五百年间)“忧世一择术”(亦即“人生一知识”二重奏)之一体化结构，将成为挽救民族文化危难的根本方针与策略。不难想像，当今如果人们大脑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文化主脉大气中断”的悲剧背景，一切都是以“呈强好胜”、“争异逐奇”，以追赶时髦为业，一切都放在“玩”(玩文学／玩学术)字上，何来“忧世”?何来“择术”?若无“忧世”之“人生”，亦无“择术”之“知识”，一切都随乎时髦或本能，那是一种现代知识者的“醉生梦死”，他们在文化市场上的热闹争吵，仅是一种文化沉渣泛起之泡沫，或是一种本能宣泄之浅陋的自我表演，这与时代担当有何关系?与文化大气传统有何相联?
“中国现代思想史”思考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精神脉络的指向应该是怎样的?这是现代知识者首先要考虑清楚的问题，而绝不能因专业分工所见而各异，或因个人气质性格不同，而意气用事，或以五光十色的标签与口号，去掩盖悲剧时代的血泪所凝成的深层精神框架，诸如以什么“救国压启蒙”、“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划分，“民主与科学”、“自由与人权”、“反帝反封”，或另袭西方时髦口号……等等，去掩没、消解那旷世永存的“忧世(人生)－择术(知识)”一体化的时代担当与深层框架。导致一叶障目，而不识泰山矣!(退一步说，如上诸口号，若真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必须在“忧世－择术”框架中冶炼筛选、重铸，才能产生实践效果)这便是当前民族文化与时代现实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王元化先生最喜欢引述海外学人余英时先生之叹息：“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以下引文只注该书页数)。从表层看，这是一种浮躁心理；从深层看，那是缺乏“忧世一择术”的大气意识。而王先生则有更多的中肯批评，“由于当时(指文革前)的教条主义笼罩学界，形成一种以引证代替论证的不从论据进行论断的空疏学风。今天这种不良风习已经逐渐消褪，可是代之而起的，却是赶时髦，喜炫耀，以艰深文浅陋的逐新猎奇的风习”(第295页)。这是一种大笔法之划分，即文革前那十多年中，盛行的是以引马列等经典语录取胜，引文便是一切，这是“语录”时代主体精神与思维方式之怪胎；文革后，改革开放，学界也跟着“逐新猎奇”，以追赶时髦为宗，以炫耀呈强为胜。其实，这是“袭取外人的皮毛，其后果则是毁弃了自己的本性，从而渐渐失去了‘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神’”。王先生对此种文化倾向的质疑是从文化思想史的总体角度出发的，其视野纵览亘古历史，而心接民族文化主脉大气，“我们的文化研究有以西学为坐标的老传统(A)，也有以论带史的新传统(B)。前者主宰文化界已七十多年，后者也将近半个世纪。伴随着这股潮流而弥漫文化界的仍是‘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变种和趋新猎奇的浮躁之风”(第73页)。面对民族文化主脉大气的中断，在近百年来，形成了以上A、B两个“迷茫”的传统，一是“以西学为坐标的老传统”，一是“以论带史的新传统”。对于前者，人们都较为熟悉，即使今天也不乏其人(即追赶西方时髦)；而对于后者，所谓“以论带史”，则是奇变时代之怪胎，当今许多年青人已不甚了然。这里的“论”，即一种唯意志论的抽象观念、或狂烈的伦理断语。说得好听，是一种抽象而空虚的逻辑概念；说得不好听，则是一种横加的罪名。而所谓“史”，直译即“史实”(或事实)也。“以论带史”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