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丁之前的“公地悲剧”思想研究
时间：2021-04-18 07:58: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公地悲剧”理论不仅是许多现代经济学教材的重要内容，而且具有突出的实践指导意义。虽然这一理论的雏形和正式证明在哈丁（1968）之前就已存在，但却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为了改善这种局面，促进人们获得对“公地悲剧”思想史更加完整的认识，系统梳理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从而清理出这段“尘封”的思想史是很有裨益的。根据时间先后和认识程度递进的顺序，这段思想史可以被归纳为三个并不连续的阶段：古希腊、近代和1968年以前的20世纪。
关键词：公地悲剧；准公地悲剧；公共资源；哈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总收入函数；边际成本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4-0017-06
一、引言
“公地悲剧”不仅是资源与环境研究和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而且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论述“市场失灵”尤其是公共资源过度开采问题时的重要理论工具。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公地悲剧”问题，这一理论对我国的价值和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
然而经济学中关于“公地悲剧”的定义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不同学者对“公地悲剧”的表述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科斯等人（1994）认为：“公地悲剧是指“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为共同体所拥用，共同体中的成员都有使用权，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且在公地上活动的人不会考虑他的活动对邻里或后代的影响，结果是公地资源或者是其他公共资源因过度使用而造成枯竭的现象。”①泰勒·考恩和亚历克斯·塔巴洛克（2013）认为：“公共地悲剧是指在任何一种无人具有所有权，因而不具有排他性的资源都倾向于面临过度使用和维护不足的局面。如果对某项资源的维护的缺失太严重，以致对它的滥用超过了这种资源能够自然再生的程度，我们一般就称它是一种公地悲剧。”②而根据公共资源治理领域的权威专家和诺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8）撰写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公地悲剧”词条则认为：“当很难或将可以产生无限期收益流（flows of benefits）的公共池塘资源③的潜在使用者排除出去的成本太高时，就会出现‘公地悲剧’现象，最终这些资源将会被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体所消耗殆尽，而不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将它们保留下来。”④
关于“公地悲剧”定义的版本虽然很多，但是它们的本质含义却是相容的。资源（通常是自然资源）在产权上的排他性不足或者缺失，而使用上的竞争性又过于强烈而导致资源枯竭，资源所蕴含的经济租金耗散，资源使用上的低效率或者无效率，甚至威胁到全球生态、人类社会或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情形都可以被称之为“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流行开来始于1968年美国著名生态学家格雷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经典论文：《公地悲剧》⑤。这篇论文刊登出来以后引起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它在20世纪后期一直是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Dietz et al，2002）。⑥然而这也使得学术界对于“公地悲剧”思想的认识大都锁定在哈丁（1968）及以后，对哈丁以前人们关于“公地悲剧”思想的认识则很少有人提及，即使偶尔提到也是零散而非系统性的，这段漫长的“公地悲剧”思想史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掉了。任何理论或者思想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哈丁的“公地悲剧”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在哈丁（1968）以前，西方思想史中已经存在着若干关于“公地悲剧”思想的早期认识。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将哈丁（1968）以前的“公地悲剧”思想还原出来，从而有助于人们获得对“公地悲剧”思想史更加完整和清晰的认识，笔者对哈丁以前与“公地悲剧”有关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考察。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同时也是对这一思想的认识程度，哈丁以前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希腊、近代和1968年以前的20世纪。
二、古希腊时期的“准公地悲剧”思想
西方思想史中类似于“公地悲剧”的早期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2 5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2 400年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发生于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一场战争，它是整个古希腊历史当中最大的两次战争之一⑦，最后以斯巴达的胜利而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本人不仅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而且在公元前424—公元前423年间担任雅典一方的将军。
这部著作中的第141部分关于伯罗奔尼撒人战斗力的论述闪现出了与“公地悲剧”非常类似的思想火花：
“在一场单独的战役中，伯罗奔尼撒人与他们的同盟者或许能够抵抗其他所有的希腊人；但是他们却不能跟一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强国作战。他们缺乏能够做出迅速而有力的行动的必要条件——一个唯一的中央决策机构；相反，他们处于一种充满各式各样竞争角力的状态，因为他们都有平等的代表权，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每个代表只关心自己本国的利益，有些国家强烈希望对他们的敌人采取报复措施，而其他国家为了避免使自己受到伤害却无动于衷，导致最终不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集体）行动。而且他们疏于组织起来召开会议。他们仅投入极少的时间来考虑任何公共事务（public object），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处理他们自己本国的事情。同时，每个人都妄想着不会有什么害处是由于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疏忽所致，其他人会替他照料这事或那事；因此由于所有代表都独立抱有的这种观念，公地（the common）会潜移默化地导致腐朽。”⑧
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修昔底德就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人们在面对公共事务时，往往会成为搭便车者（free-rider）。有必要指出的是，修昔底德所讨论的“公地”是指“国防”，因而更主要的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不是与“公地悲剧”直接相关的“公共资源”。因此，修昔底德的上述思想与“公地悲剧”理论只是非常接近——可以被视为“公地悲剧”的“孪生姊妹”——集体行动困境，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地悲剧”思想。尽管如此，它与“公地悲剧”思想已经非常接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