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维·创新意识·民族精神
时间：2021-05-05 07:58: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具有永久的魅力与生命力。其魅力在于它深刻而独特的思想，在于它通过三千年历史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和我们的民族精神，在于它文本的整体系统结构和强大的艺术力量。正是这些魅力，形成了《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力和永恒的生命力。《史记》的生命力也来自于历代读者对它的消费与接受，来自于它世界性的传播与研究。
关键词：《史记》；魅力；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明珠，具有永久的魅力和生命力。这部巨著的魅力和生命力，一方面来自于它自身的新颖性、创造性，另一方面来自于历代读者对它的消费与接受，来自于它的世界性的传播与研究。
一、《史记》内在的魅力
《史记》内在的魅力首先是它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思想是一部著作的灵魂。《史记》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具有百科全书特点，思想丰富，内涵深刻，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所谓“绝唱”，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史学著作，它突破了传统史书为尊者、亲者、贤者讳的樊篱，以“实录”精神记载历史；突破了传统史书对待下层人物的态度，把游侠商人乃至农民起义领袖写入历史；突破了传统的义利观，既重义，也不轻利，第一个在历史著作中写入经济问题，等等。这些思想的闪光点，就是司马迁自己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具体体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史记》创作的主旨和核心，是《史记》内在魅力的关键所在。
“究天人之际”，这是哲学家探讨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以此为出发点，要担当起哲学家的重任，可见其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史记》创立纪传体，以人为中心来反映社会历史的变化，形象说明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对自己取得天下原因的分析：“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以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一番话，说出了得人者得天下的基本道理。《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临死前多次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至于天，司马迁批评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的批评，同样说明一个道理：失去天下的原因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史记》十二本纪作为全书的核心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思想，一个王朝的兴与亡，盛与衰，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有德，是否顺意民心，是否重用贤才之人。夏桀、殷纣、周厉王、周幽王等就是最典型的反面例证。历史的发展，关键在于人，而且推动历史车轮的不只是帝王将相，还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各种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商贾、卜者、俳优等。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通过伯夷、叔齐的故事大胆地对天道提出质疑：“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尽管《天官书》中也记载了一些天人感应的事情，但从总体上说，《史记》是以人事为中心，强调人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一部史书，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问题，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无疑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魅力。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历史总是变化的，盛衰也是自然之理。《史记·平准书》说：“物盛而衰，天地之常数也。”“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这是司马迁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的基本道理。历史总是处在“变”的过程之中，比如从秦末农民起义到刘邦建国八年时间，社会急剧变化，但司马迁却看得清楚：“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1]759陈涉、项羽、刘邦三个人是这段历史变化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各自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一样的：陈涉之功在于首先发难，项羽之功在于打败强秦，刘邦之功在于建立汉朝。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以王朝的兴衰更替作为标志，这在十二本纪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并且司马迁表现出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进步的历史观，项羽没有做皇帝，但司马迁认为他曾一度主宰天下，所以破例放入“本纪”中。吕雉没有做女皇，但司马迁认为在惠帝之时她是实际的执政者，所以也破例放入“本纪”而没有给惠帝单独立传。《史记》“十表”中对各个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总结，也是古今之变的重要体现，如《三代世表》起于黄帝，迄西周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迄孔子卒；《六国年表》起于周元王元年（前475）迄秦二世灭（前207）；《秦楚之际月表》起于陈涉起义（前209），迄刘邦称帝（前201）。这些“表”的起止阶段，都是历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当然，历史的变化主要还是通过人物的活动来体现，不同的人对社会变化产生不同的作用，而且每个人在历史的活动中命运也在发生变化。李斯入秦，由客卿逐渐发展到丞相，达到人臣的极点，此后开始走下坡路，与赵高合流把秦王朝推向反动，最终自己也被腰斩咸阳；陈涉由一个雇农揭竿而起，轰轰烈烈推翻秦王朝，做了陈王，此后逐渐衰落，最终落个悲剧结局。刘邦的一生，经历了泗水亭长、沛公、汉王、汉高祖四个阶段，其个性与人格也随着这些不同的阶段而变化，由一个流氓无赖变为雄才大略的国君；项羽起兵时二十四岁，以暴风骤雨般的力量打败强秦，成为诸侯上将军，由微弱到强大，此后随着实力的增强，成为西楚霸王，达到兴盛的顶点。此后经过鸿门宴、分封诸侯，由盛转衰，最终垓下之围失败而乌江自刎。类似的人物举不胜举。每个个体变化的背后都有深刻的原因，所以司马迁着重从“变”的角度写人，以体现社会历史的变化。“通古今之变”固然是史学家的任务，但司马迁对历史、对人物的认识和分析，超越了一般史学家的眼光，因而也具有独特的魅力。
“成一家之言”的思想，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影响。司马迁的思想是综合了先秦各家思想之后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家思想。他以自己的思想选择人物，给人物立传，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这与一般史学家把农民起义视为“贼”“寇”大不一样。司马迁还是第一个在历史著作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史学家，《平准书》详细记载了汉兴以来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并且提出了“物盛而衰”的道理。《货殖列传》专门记载商人发家致富的事迹，强调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司马迁敢于对秦代历史作出公允的评价，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1]686当主流舆论指责讥笑秦王朝时，司马迁却独树一帜，强调秦王朝“世异变，成功大”。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史记》一书，创立了民族史传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把四周少数民族纳入华夏民族的版图之内，体现大一统思想。司马迁之前，人们的民族观中一直是歧视少数民族，如《诗经》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左传》宣扬“尊王攘夷”，《公羊传》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司马迁突破以往的观念，认为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记述了传说中“五帝”的事迹，他们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并且说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从黄帝这里发源，绵绵不断。如《夏本纪》：“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不仅如此，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如《大宛列传》：“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多玉石，河注中国。”《史记》不是简单的历史资料整理，而且不以统治者的思想意志为转移，而是要独立思考社会问题，把史书当作“子书”来写，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正如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所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这又使它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