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民族风成因
时间：2020-04-18 08:03: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抗战爆发后，延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积极主张抗战的文化爱国人士和青年。这些投奔到延安来的人中，包括一批希望能以画笔报效国家的美术家和热爱美术的青年。这群怀着为民族生存而战斗的艺术家，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积极从事革命美术的实践活动，创作出了一大批美术作品，其中包括大量的木刻版画作品，为木刻艺术的发展作出贡献。“许广平同志在《鲁迅回忆录》中写道：‘鲁迅还作了预言，木刻将来有两个发展的前途：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1]延安木刻版画家在创作实践中，验证了鲁迅的话。
延安的美术工作者，有相当部分来自于上海等大城市，30年代初就接受了鲁迅等“左联”作家关于西方版画的推介，进行着进步版画的创作。抗战爆发后，他们来到延安，在延安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有机会和条件沿着鲁迅所指引的艺术创新之路走下去，实现了鲁迅所希望的木刻艺术的中国化之路。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家们，在陕北这块充满了民族文化精神的沃土上，找到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他们创作的木刻版画，走出了从单纯模仿欧式风格到结合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形式语言，木刻形式逐渐中国化的道路，形成了具有延安美术自身特点的审美样式。这种具有革命性、战斗性，同时又具有表现中华民族自己的内容和独特的民族形式的新审美范式的创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扭转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上存在的一种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的殖民地思想在美术领域的影响，做出了实际的努力，为20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中国美术的审美倾向从一味地崇尚西方，走向逐步重视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历史转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影响了整个20世纪，直至今日。
作为在特殊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延安木刻版画艺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本文将通过进一步探讨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与产生它的历史、社会、美术传统的关系，来探究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群体画风的形成原因，以加深对它的认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对它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价值乃至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做出客观而中肯的评估。
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的民族特色画风是由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一、时代精神是驱使延安木刻版画追求民族化倾向的原动力
二十世纪初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 “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也还是封建思想。”[2]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一个新的思想文化运动于1915年随着《青年杂志》的创刊而逐渐形成。《青年杂志》于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作者们“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这一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启发了三年以后也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并且随着五四运动而得以更加蓬勃得发展。反帝反封建成为近代以来到五四前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民总的时代精神追求。
然而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威胁到中华民族生存、威胁到中华传统文明延续的入侵，给了中国人一个对本民族文明重新反醒的机会。整个中华民族在先前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追求中，又增添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最强音。
为了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而战斗，首先要从思想上尊重本民族的文化，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的作者们，在民族独立解放的大业中，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尊重自己的人民，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及本民族流传下来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民间艺术。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追求，导致延安的木刻版画做出了民族特色追求的选择。
二、黄土文化对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民族特色追求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的民族特色，是以描绘特定的地区所特有的社会习俗风尚、风土人情以及在表现方法上适当吸收民间表现形式，而得以体现的。这一特定地区就是作者们当时所生活、创作的地域环境——陕北的黄土高原。我国的黄土高原主要分布于甘肃、宁夏、陕西省北部、山西及河南省的部分地区。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作者创作、生活地域，延安及陕甘宁边区，主要在陕北的黄土高原地区。这片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位于黄河中游，东面与山西省吕梁地区隔黄河相望，西面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省庆阳地区相接，南面与陕西省渭南地区、咸阳市和铜川市相毗邻，北接内蒙古高原。陕北的黄土高原属于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地貌。地表梁峁起伏，沟壑纵横。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悠久的岁月，形成了黄土高原的历史和属于这块土地特有的文化——黄土文化。这一融会了汉族和许多兄弟民族的文化精华所形成的文化，主要包括了黄土高原人民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状况，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审美情趣、审美方式、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道德观念等。黄土文化对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民族特色画风的产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1、画家所体验观察和所要表现的黄土高原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等都是黄土文化的具体显现，是他们祖祖辈辈受黄土文化环境影响所呈现出的状态。陕北高原上的农民及他们的生存状态构成的有机整体所展现出的黄土文化精神，成为延安美术家所要表现的具体对象和重要内容；在体验、表现生活的过程中，黄土文化也熏陶着延安美术工作者。为了艺术的大众化、民族化，向人民群众学习。这已是在接受黄土文化的影响了，从而影响到作者的思想感情，理解、感受生活的方式。2、从美术作品的接受对象的角度来讲，黄土文化对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民族化倾向的影响也是直接的。北方的农民群众长期受黄土文化的熏陶形成他们自己特有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他们在接受延安木刻版画作品的过程中，他们的喜欢与否，回馈到美术工作者那里，影响并矫正延安美术工作者的创作，使延安木刻版画向着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方向发展下去。3、抗战时期的木刻版画的作者、作品所描绘的对象以及作品的接受者，都在这一地域的黄土文化环境中，故在这一片土地上创作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最终呈现出了质朴、苍凉、雄浑的审美形态。这种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黄土文化的可视化的样式。
三、共产党对艺术工作的指导思想促成延安木刻版画的民族特色追求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于维护民族自尊和独立，尊重依靠本民族人民群众及重视民族形式等主张对抗战时期延安美术画风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一）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及“中国的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理论，为延安美术工作者将纯粹的西洋画法改造成中国式的方法来表现现实生活，提供了哲学理论上的依据。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艺术创作应该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的民族形式。这需要将西方的科学原理运用到中国来解决本国的具体问题，使其本土化并通过民族形式加以处理，这对于抗战时期的延安美术工作者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和直接的指导意义。对于在木刻创作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风格倾向的总体画风，无疑具有创作思想理论上的引导作用。
延安美术工作者在来延安之前，可操持的木刻形式语言是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要创造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得了的艺术形式，必须在绘画语言上有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走向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化的方向。毛泽东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的思维方法，无疑给了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延安的木刻工作者走向木刻版画艺术民族化方向以启示，使美术工作者，在思想上对美术创作转向民族特色的方向，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广大延安的美术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影响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美术的创作中去。全面地对过去所掌握的西画语言进行反思，并开始注意起自己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逐渐感到不能生硬地用外国的形式来创作自己表现中国内容的木刻了，应该融合中国的民族艺术传统，创造出中国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艺术创作才能真正适合中国之情。
（二）共产党要求艺术工作者宣传抗战、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艺术表现形式要为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所接受，促进了延安木刻版画民族化样式的产生。
延安木刻版画作者所面对的广大观众是农民及农民武装起来的士兵。中国广大的农民，由于长期以来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都很贫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太认识字，共产党要通过文艺工作者来宣传抗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使人民群众对抗战充满信心，要达到这一目的，图画比文字有更直接的效果。而木刻画的形式更是需要考虑的。只有采用广大群众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艺术宣传才能真正达到目的。所以这种适合中国农民欣赏习惯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自然成为艺术家首先要考虑借鉴和采用的形式。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客观要求，为延安美术工作者进行民族化形式的探索，提供了机遇。
（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以往实践的总结，又是对未来的指导，对于延安美术工作者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起到进一步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革命的角度出发，将文艺工作当作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和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问题。从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世界观转变，感情问题以及作品的内容、题材、艺术风格、语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5]这促使了延安木刻创作者到百姓生活中寻找创作源泉。陈叔亮在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情形时说：“从那时起，由于重视了民族、民间传统的学习，所以形成了作品的民族特色和气派。当时不仅以新年画为代表的单线木刻作品大量出现，即就其它一般的木刻作品来看，也大大减少人物的阴影部分及烦琐的背景刻画，使画面趋向简洁明快，形成了中国木刻特有的风格。”[6]《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木刻版画创作由于思想方面深入生活，重视民族形式，具有延安特色的群体画风逐渐开始形成。
四、艺术传统对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民族化风格形成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是三十年代初在鲁迅的热心倡导和辛勤培育下的新兴版画运动的继续。新兴木刻运动的青年们反映社会现实，被压迫人民生活、抗争的木刻绘画形式，来源于西方现代版画及西画造型基础，是对鲁迅所推介的西方版画家的直接模仿。来到延安抗日根据地以后，木刻所反映的内容及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主要反映城市生活为主，转为要反映农村题材，所表现的人物也变成了反映农民及武装的农民——士兵。所面临的任务也由过去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杭州时的暴露社会黑暗及人民的反抗转变成宣传抗战、鼓舞人民战胜日寇的信心。
三十年代初新兴木刻时期木刻版画所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和市民，而木刻版画的外国表现形式不适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欣赏口味。在经过延安美术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次接触后，他们逐渐地意识到了要使广大的北方农民真正喜欢并接受自己的作品，必须寻找一种他们愿意接受的美术形式。因此，中国北方地域的民间美术形式就成为延安美术工作者着力关注的对象。河北武强的木刻年画、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陕北、山西的剪纸、窗花，北方的皮影戏及民间泥人等，都成为延安美术工作者吸取养料，创作木刻新样式的最好的借鉴对象。这些经过无数代人不断地创造、丰富、充实所形成的样式，集中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集体的智慧和审美趣味。它们与广大的黄河流域的人民交融在一起，感动了延安的美术工作者，他们吸收黄土文化中的民间艺术养分，自己也被深深地融入黄土文化中去。最终，他们创作出的充满了质朴、清新、明朗、活泼的作品，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散发着纯正、朴实的泥土芬芳。
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民族特色追求，对建国后的美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时，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家们所追求的民族性和时代精神将在今后的美术实践中，启迪着我们不断走向未来。
注释：
[1] 赖少其：《一本一石》，《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2]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187页。
[3]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0页。
[4]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0页。
[5]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17页。
[6] 陈叔亮：《回忆延安》，《美术》1962年2期，第21页。
李 夏：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霍明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