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时间：2020-05-05 08:02: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关键词：租界；租界殖民话语；民族国家想象；沈从文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6002305
1920年代末期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的日渐式微，再加上1927年起国内政治局势的再次变迁，使得大量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参与者离京赴沪，他们的移动也将大量的新文学刊物与传媒机构带到上海。这对于当时以“卖文求生”的沈从文来说，北京创作环境的恶化和发表刊物的缩减无疑对他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沈从文于1928年1月2日也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上海在当时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包括沈从文已经居住了近六年的北京），它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座有着外国租界的城市。沈从文在上海期间（1928年1月至1931年），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是寓居在上海的法租界。
一
中国国土上的租界存在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入侵者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自1843年到1902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西方列强，先后在中国的上海、厦门、广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设立了近30个租界。租界作为主权国国土上“他者”开辟、经营的居留和贸易区域，它对于主权国及其国民具有正面与负面交互在一起的双重效应：正面效应更多体现为促进租界所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负面效应则更多体现为对所在国国民心理和精神上的摧残。
在当时中国具有租界这一实体存在的所有城市中，上海是最为突出的所在。“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1]9这样的概括显得精炼形象。然而还有学者在考证后这样具体化地描述租界化了的上海：“1930年，上海的总人口已达到300万，其中租界人口接近150万，租界总面积达到48653亩，还不包括越界筑路的广阔区域。现在上海市的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徐汇区所辖范围（旧县城所占地盘除外），以及虹口区和青浦区沿苏州河和黄浦江的广阔地界，在30年代几乎都属于租界领域。30年代上海的商贸、金融、工业和文化娱乐事业高度发达，是全国的文化、经济中心，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是世界第五大城市。洋风炽盛的大上海当时被誉为‘东方巴黎’。”[2]3这些或凝练或具体的租界化上海之描述，都是租界这一实体存在对所在主权国城市产生正面效应的体现。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抹掉的就是租界这一实体存在对主权国国民心理上的巨大创痛，尤其是民族尊严的摧残；而这一点，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其体会又更为敏锐，使其内心更为痛苦。
宣称自己只是一个“乡下人”的沈从文，带着“乡下人”与生俱来的心理不得不来到了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寄居在上海的法租界中。沈从文当时对上海租界持有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感受，既亲和又疏离。这在他自己的诸多书信中都有过直接的表述：
“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3]143
“我的世界总仍然是《龙朱》、《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悉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日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远离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育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这时，就仿佛看到我的一部分生命的腐烂。”[3]63
“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适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心想，我一定还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过日子，我才能够混下去。”[3]144
“我们在上海玩，只是在无人走过的寂寞马路旁走走而已。”[3]134135
这些话语流露出沈从文对上海租界生活明显的挣扎心态，然而无论如何，为了“求生”的需要，沈从文在一段时间之内却不得不寄居于上海租界或往来于上海吴淞与租界之间。租界生活作为沈从文的一种“生命体验”，对其心理乃至小说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些沈从文租界生活的“生命体验”中，最鲜明的就是租界语境让沈从文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这是因为文化身份的“生产”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4]208；身处于租界，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鄙视以及被殖民者的民族自卑情结，双重因素的刺激使得沈从文捡起记忆中苗族族群民众在道德伦理上的优越感来对抗殖民者的鄙视和自我的自卑心态。斯图亚特认为：“我们当下不应该低估或忽视关于重新发现的本质身份的观念所导致的想象性重新发现行为的重要性。‘隐蔽的历史’在我们时代出现的许多重大社会活动——女性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4]210沈从文进入租界生活状态后，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二
沈从文上海租界生活时期乡土小说写作中“苗族本位立场与民俗书写”之间关联的写作思致，对于沈从文来说也并不是在上海租界的写作环境下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作家在思想上自我嬗变的过程。
沈从文进入上海租界后写出的最早的以湘西苗族人事风情为表现内容的小说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在这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中，沈从文虽然传达出了将湘西以及湘西苗人当作“中国的中心”以及“象征性主人”的思想：“阿丽思，你也应见一见我那地方的苗子，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老地主。如同美国的红番是美国老地主一样”[5]195；并且也赞颂了苗人具有汉人所不具备的优美德行：“一个野蛮民族的苗中之王，……他的省俭同他的和气，虽说是野蛮，有时我以为同这些野蛮人接近五个月，还比同一个假绅士在一张餐桌上吃一顿饭为受用的！你见到苗中之王与苗子的谦虚直率，待人全无诡诈，你才懂到这谦虚直率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交谊的需要。”[5]195但是，在这部两卷本的小说中被描述的湘西以及苗族却是在沈从文于租界生存环境中生成的“内部东方主义”视野观照下的产物，带有作者对自己苗族、汉族双重族属身份的复杂纠结心态，流露出他对殖民文化的强烈反感。
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说：“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但却不严重）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总是等着看《埃及志》所称的‘怪异的快乐’的新的例证。”[6]135这篇小说的故事是通过来自大英帝国的阿丽思小姐和约翰·傩喜先生两者眼光的过滤进行叙事的，被叙事的内容高度印证了上引的赛义德的关于“东方被观看”的论述。在这种情境下，小说中所提及到的关于中国、关于湘西的民俗书写，如中国过旧年时节磕头作揖的陈风陋俗、湘西社会愚昧野蛮的习俗都是阿丽思小姐和傩喜先生视界中具有“东方色彩”的“怪异”，二人鉴赏把玩这种陈旧的习惯和风俗，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我对中国的殖民心态。沈从文刚刚进入上海租界生活不久（沈是于1928年1月2日到达上海法租界的，同年3～6月在《新月》第1卷1～4号上连载了《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7～10月在《新月》5～8号上连载了《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就创作完这部带有复杂殖民文化内涵的小说，彰显出了租界生存体验对他自我民族认同情感的肆意凌辱，这迫使沈从文不得不依附一种可以带来自豪感的族群文化，这自然激发了他对自身文化血缘身份即苗族族群族属身份的归依。
租界体验刺激了沈从文对苗族族属血缘身份的理性情感归依（这已完全不同于北京时期自我对苗族族属血缘身份的感性寻找与模糊认同），使得沈从文在租界时期写作完《阿丽思中国游记》传递出他因殖民文化对自我“民族”情结凌辱的愤慨情绪后，转而以鲜明的苗族族群本位立场，以苗族族群的优质为光影，烛照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
三
《媚金·豹子·与那羊》直接改编自关于苗族青年男女婚爱悲剧的民间传说。“我的故事的来源是得自大盗吴柔。吴柔是当年承受豹子与媚金遗下那只羊的后人，他的祖先又是豹子的拳棍师傅，所传下来的事实，可靠的自然较多。”[7]353民间传说是民俗文化的分枝，它在本质上就是由在特定族群地域民俗生活中的民众诉诸于口头语言系统进行创作和流传的口头文本。承载有民俗文化的口头文本对族群生活实现着“言说”和“解释”，并且这种“言说”和“解释”在一个族群内部被不断地流传，渐被整个族群内部所有成员认同；这样，民间传说就展现着某种族群群体成员共同的特定意识与精神文化，成为族群一致的社会记忆与价值认同。沈从文在这篇乡土小说中，对苗族的民间传说故事的再创造，所涉及到的那些民俗生活、民俗信仰、男女对唱的歌谣都可以成为苗族族群内部成员了解自我的文化符号代码，藉此实现作家意图以“以苗族族群的优质为光影，烛照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的上海租界时期以苗族浪漫传奇为素材的乡土小说写作预设的主旨。
《龙朱》一文，写的是“死去了百年另一时代的白耳族王子”。沈从文有意模糊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使得整个故事被赋予了“苗族神话”的外衣；而神话则是建构“族群认同”或“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媒介物。“故事与媒介物都将从选择性与偶然性中脱颖而出，进入到该族群共同的社会记忆和价值认同中，并得以代代传承，相沿成习。尤其是对于无文字的民族或族群，故事无疑是一种经典的族群记忆形式。”[8]所以，《龙朱》这篇关于苗族神话的民俗书写小说，同样是沈从文在立足自我苗族族属的本位立场上寻找民族文化的重造之途，进而最终实现“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建构。具有此种意蕴并实现策略的湘西乡土小说还有《月下小景》等。其他的小说，如1929年创作的《神巫之爱》与1932年创作的《凤子》，则将读者带到湘西的荒疆偏地。沈从文以充满温情的笔调和隐喻策略的写作技法润饰文本中涉及到的各类民俗，将苗疆民众实在的历史与现实的生存状态做一种夸饰性的书写，特别在两个文本中沈从文都将湘西的民间歌谣引入，这进一步使得关于湘西苗族族群的历史记忆在现实情境之中再一次被延续与认同。《神巫之爱》中沈从文描述了一种盛大的苗族傩事活动的场面：松明、火把、大牛油烛，一一点燃，夜色如昼，在蓬蓬鼓声中，神巫披挂上场，神巫夸张的身体动作与说唱歌谣，鱼贯而至神巫面前表达爱意的苗族女子……这些都是带有苗族鲜明族群标识的民俗文化符号。沈从文在小说书写层面借助于对苗族民俗文化内容的再表现，将遮蔽着“他者”对湘西苗族族群真实生活状态理性认知的那种对湘西苗族族群的想象和虚构去蔽，还原一个在现实中“他者”可信、可感、可触的湘西苗族。
沈从文在《〈凤子〉题记》中阐述了写作《凤子》的一个主观目的：“想把他的文字，来替他所见到的这个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社会组织，试作一种善意的记录。”[9]79这句话内涵的思想，可以囊括沈从文在上海租界时期立足于苗族族属身份的本位立场写作的全部乡土小说的追求。“一种善意的记录”，体现着沈从文在上海租界生活时期对苗族文化寻求积极的认同；构成苗族文化基石的是关于苗族民众历史生活中延续至今的民俗文化，所以沈从文在这一时期的文本中描述的大量关于苗族的民俗文化，特别是关于苗族内部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歌谣、宗教活动，其本意是在构建并向外界展示一种具有优质性的族群文化，虽然这一优质族群文化的拥有者是苗族，但苗族作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内部的一个构成分子，显然这一“苗族族群”的优质族群民俗文化品质也是可以烛照到“中华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