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恩师单演义教授
时间：2020-08-15 07:53: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78年，我有幸被西北大学录取，成为单演义先生的研究生之一，我刚进入西大不久，单老师就对我作了一次长谈，问我是否读过《鲁迅全集》与《沫若文集》，我说购读过这两部集子。他很高兴，说：“既读过《鲁迅全集》又读过《沫若文集》的中青年不多，你在这一点上正合我意，正与我同道。我早就想编一部《鲁迅与郭沫若》资料集，咱们一起来编，好吗?”我说：“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荣幸。我被录取以后回了一趟乌鲁木齐，正好把家中的《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两套藏书都带来了，很快就可以着手来编。”单老师很高兴地取出了他写的《鲁迅与郭沫若的战斗友谊》一稿叫我看。我正拜读时，单老师又拿来了郭沫若给他的两封亲笔回信叫我看，对我说：“我写的稿子你可以带回去看；郭沫若给我的两封亲笔信非常珍贵，你现在先看。”这两封信后来影印在我们编的《鲁迅与郭沫若》资料集中。但当时印行此书的负责人要求摄影时只占一个页码，也就是只摄一张照片。单先生感到很无奈，只好决定照出一封信的全文，把另一封信的后面一多半压在全文信的下面，只露出被压之信的前面的一少半来，这样比只照出一封信的全文还是好一些。单老师的公子单元庄先生如果收藏着此信，敬请撰文披露。如果已遗失不存，那就太可惜了。但我当时在单老师家里读到的是郭沫若这两封亲笔信的全文，极为珍贵。
不久，我们就编成了《鲁迅与郭沫若》一书，并且还有注文，署“单演义鲁歌编注”，由单先生、蒋树铭等先生联系，拟分别以“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和“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名义内部印行。印行前单先生给徐州师范学院编辑部写信建议：最好能给郭老的遗孀于立群同志去信并附上《编者的话》，敬请她题写书名并赐序。该编辑部采纳了单先生的建议。于立群是著名书法家，连郭沫若也很钦佩她的书法。不久，该编辑部收到了她的回信和题写的书名《鲁迅与郭沫若》三幅，字确实写得很漂亮。此书正在印刷中，报上却登出了于立群逝世的消息，她题写的书名和回信成了她的绝笔。
我们在编注这本书时，尚未发现“攻击”鲁迅的“杜荃”是郭沫若的化名这一问题；编注完之后，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中，才发现这一问题。这就是在1928年8月上海出版的《创造月刊》2卷1期上有一篇署名“杜荃”的文章，题目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中数次骂鲁迅是“封建余孽”，说鲁迅与陈西滢、高长虹战等于“猩猩和猩猩战”，而鲁迅和创造社战则等于“猩猩”“同人战”，也就是说鲁迅等于猩猩，仓4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彭康、冯乃超、李初梨等等才是人。还骂“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并且说鲁迅主张“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骂鲁迅“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如此等等。这在“围剿”鲁迅的文章中是很厉害的一篇。鲁迅在多篇杂文中对这些“攻击”作过反击，相当精彩。如说自己“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他还反驳说：“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三闲集·序言》)在别的一些杂文中也作过反驳。郭沫若晚年，冯乃超等同志曾请教他是否用过“杜荃”笔名发表过文章，郭沫若回答说“记不起来了”。单老师和我从1979年5月至10月，认真考证，认为用“杜荃”笔名发表的两篇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读<中国封建社会史>》，都是郭沫若作的，都未收入《沫若文集》，都是郭沫若佚文。我们举出了11条证据，详加考论，题目是《与鲁迅论战的“杜荃”是不是郭沫若?》。单老师给学报编辑部的一位编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篇考证文章很重要，希望能在这一期的学报上发表，请他审阅。叫我连稿子和这封信一同交给他。我遵嘱把稿子和信交给了这位编辑老师，他叫我明天下午来编辑部听答复。次日见面后，他说：“这篇稿子我不敢发表。因为发表出来就是鲁迅郭沫若研究界的原子弹，郭沫若是国家领导人之一，尽管已经逝世了，但发表这篇稿子我承担不起责任。如果发表，必须请郭琦校长批字。”我拿着稿子回去对单老师作了汇报，单老师说：“新中国一成立，郭沫若就是国家领导人之一，当过副总理、副委员长，但和郭沫若争论学术问题的人相当多，毛主席也支持与郭老争鸣商榷学术问题；何况郭老逝世以后呢。我现在就给郭琦校长写一封信，你连同稿子一起带上，请郭校长审阅。你这几天找郭校长跑得勤一点，他工作很忙，你要抓得紧一些。”我就去郭校长在学校的住处找到了他，他正准备煮挂面吃晚饭，见我来了就关了火，问明来意并看了单先生的信之后，就说：“你先把稿子留下，等我读完以后再答复。”过了不久，我又去找到了郭校长，他对我说：“稿子我逐字逐句读后，没有发现有不妥之处，已批了字，可以发表。这是学术问题嘛。郭老活着的时候，和他争鸣商榷的学术文章也不少。20年代、30年代郭沫若骂过鲁迅，鲁迅也骂过郭沫若，这都是历史事实，也是很正常的。对史实作实事求是的考证，没有什么危险嘛。”郭校长把那篇稿子和他审阅后批的字交给了我。我带回交给了单老师，作了汇报，他很高兴，和我一同去学报编辑部。那位编辑老师说：“既然郭校长批了字允许发表，我就不用害怕了。”单先生说：“最好争取时间在这一期学报上发表。”那位编辑老师说：“这一期排印装订完了，你们上一次送来的一篇稿子也没有赶上趟。那就出一本增刊，把两篇都放在增刊上一同发表吧，我再请示一下领导，尽快抓紧吧。”
不久，1979年10月，《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增刊就印出了，上面登出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新发现的鲁迅重要佚文<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是单先生发现的一篇鲁迅佚文。单先生叫我帮助他一同对此文作注，我又写信请大学时的同学、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张中共同作注，这篇佚文后面就有了6条注释，末尾署“(单演义、鲁歌、张中注)”。西大学报增刊上登出的第二篇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什么>应是鲁迅佚文考》对于这篇佚文和我们的考证，鲁迅研究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是鲁迅佚文，持这种意见的有单演义先生、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教授、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先生等等；一种认为不是鲁迅佚文，而是周建人作的，持这种意见的有唐弢、王得后先生。但周建人先生一再回答说此文不是自己作的，而应是鲁迅作的。我现在认为：此文在鲁迅所有的杂文中都是属于很精辟的一篇，发表于1929年3月，那时周建人根本不具有如此精辟的社会科学思想，而如此精辟的思想应该是属于鲁迅的。周建人先生一再否定此文是自己作的，这就非常有力。尽
管对此佚文有争论，但我深信：以后众多的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将证明单演义先生对这篇鲁迅佚文的发现，是对鲁迅研究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西大学报增刊上发表的第三篇文章是：《与鲁迅论战的“杜荃”是不是郭沫若?》这一篇详细考证了“杜荃”就是郭沫若。学报编辑部把增刊寄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各大学与大专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等单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术界发表的文章中对于这一考证没有争议；收到的许多来信中一致肯定认可。1981年版《鲁迅全集》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也都注明了“杜荃”是郭沫若。
考证“杜荃”的文章发表后，我们又继续研究，单元庄先生也参加了，三人觉得还应该作些补充，就共同写成了《再谈“杜荃”是郭老的笔名》一文，发表于1980年5月《文教资料简报》总101期。单老师把这两篇考证“杜荃”是郭沫若的文章寄给了日本朋友京都大学竹内实教授，竹内实让他的助手田中裕子翻译成日文，发表在1980年6月京都出版的《亚细亚》季刊第12卷第2、3合并号上，第一篇署名为“单演义鲁歌”，第二篇署名为“单演义鲁歌单元庄”。竹内实是日本名教授，田中裕子是他的得意门生，他们对题目作了修改，如把“郭老”修改为“郭沫若”，等等。竹内实撰文对这两篇考证文章评价很高，这两篇考证文章在日本反响强烈。郭琦校长为主编、阎愈新老师为副主编的《鲁迅研究年刊》1980年号也收入了这两篇考论文章。记得著名鲁研专家陈漱渝编的一部书中也收入了这两篇考论文章。
1981年9月25日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日本《亚细亚》季刊要出“鲁迅生诞百周年纪念”特集，该刊编辑部给单先生写信，希望寄研究鲁迅的文章。单先生叫我看了约稿信，说他准备写一篇《试论鲁迅的“冷”和“甘”》，嘱咐我也写一篇稿子，交给他一同寄去。我就遵嘱写了一篇《读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交给单老师，敬请他教正。他读后说：“你写的这篇稿子比较独特，很少有人知道30年代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并不是他们二人的原信，而是鲁迅对他们二人的原信的大改。对他们二人的原信与《两地书》作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单先生很快就把这两篇稿子都寄到日本京都去了。此二文登在1981年1O月出版的《亚细亚》季刊第13卷第4号“鲁迅生诞百周年纪念”特集里，同集里还发表有唐弢、蒋祖怡、薛绥之、李何林等先生的论文。
我记忆最深的是：单先生收藏有一部油印本的鲁迅写的讲义《小说史大略》，曾多次给我看，我在他家里翻阅过好多遍。这个本子署名为“周树人”，我们师生二人共同认为这么厚的一本全是鲁迅的亲笔字体，单先生对我说得更加清楚：应是用毛笔蘸硝镪水写在透明的丝棉质薄纸上，用油墨印出的。不久，他邀我们几名研究生校对，说准备先发表，后出版。我们校对后，先是发表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中(1979)，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81)。校对这个油印本，给我的帮助很大，因为过去我从未见过这个油印本，在别的鲁研专家和任何图书馆、博物馆里恐怕也见不到这个油印本，这个油印本虽然与鲁迅后来的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但在文字上却互不相同，可以说这四种本子的文字大不相同。举例来说，这个油印本中对《红楼梦》的评价很高，说“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朝，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这样精彩的话在别的三个本子中都没有，在《鲁迅全集》中也没有。《鲁迅全集》中只收入了《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没有收入这个油印本《小说史大略》，因而这个油印本中有很多文字在《鲁迅全集》中都没有。《鲁迅全集》漏掉了如此重要的一个油印本《小说史大略》，就不能说它是“全集”，别的遗漏还有很多。我那时已从资料上查出胡适说过“《红楼梦》毫无价值”，说过《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后来又知道胡适还说过“《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等等贬损《红楼梦》的话)。有一次我拜见单先生时，就对老师说了以上大意的话。单老师说：“鲁迅的这个油印本讲义确实珍贵，应该被收入以后出版的新的《鲁迅全集》中去。鲁迅高度评价《红楼梦》是正确的，他赞美《红楼梦》是‘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胡适却贬低《红楼梦》‘毫无价值’，贬低《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显然是错误的，很缺乏识别的眼光。但鲁迅也受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一定影响，同意胡适说的《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在这一点上是欠妥的，有失误的。鲁迅后期在思想认识上也有了大的转变，不同意胡适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之谬说了，在1936年写的杂文《<出关>的‘关’》中说：‘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念念不忘地记在心儿里’，显然认为贾宝玉并不等于曹雪芹，贾宝玉和曹雪芹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在学术研究中应该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否要迷信任何权威，要敢于纠正大人物说错了的，也纠正自己说错了的，才会逐步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后来我写《鲁迅郭沫若研究》《红楼梦金瓶梅新探》两本书和许多红学拙文时，一直牢记着导师单先生和张华老师的多次教诲。
单老师还和我说过以后一起研究《红楼梦》之事，说单元庄也参加，三人一块儿研究，不局限于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领域。我很高兴地答应了，然而由于人事蹉跎，这一计划一直未能实施。这一次在纪念会上，才见到单元庄先生，因他极忙，也未能详谈。我在会后拉拉杂杂写成此长文，长歌当哭，缅怀恩师单先生，寄托我无尽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