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欲上下而求索”

摘 要：王子初先生是中国首席音乐考古学家。在20余年的音乐考古研究工作中，子初先生不仅在学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而且在学科建设、科研队伍的培养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成果和贡献已经成为中国音乐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本文拟分6个方面阐述子初先生在中国音乐考古发展史上的丰功伟绩及重要地位。

关键词：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文物大系；里程碑

王子初，中国首席音乐考古学家、著名音乐史学家、乐律学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史学会名誉会长、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唱片总公司艺术顾问委员会艺术顾问、中华文化信息网顾问，并在中国音乐学院、郑州大学、苏州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山东艺术学院等诸多大学担任客座、兼职或名誉教授。

在20余年的音乐考古研究工作中，子初先生不仅在学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而且在学科建设、科研队伍的培养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拟分为6个方面做述评。

一、子初先生小传及成果述略

1948年12月12日，子初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曾用笔名王婴。早年就读于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1968年高中毕业。1969年3月，赴江苏生产建设兵团。1972年回乡，在无锡县长安乡务农。1973年9月，入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学习，师从陈洪先生等诸位老师学习小提琴、和声等课程。1976年1月，任教于江苏省苏州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教授和声、作曲、中国音乐史及部分器乐等课程。1985年9月，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导师为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主修中国乐律学史。1988年7月，以《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一文获硕士学位，并留院工作至今。

子初先生主要致力于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考古学、乐律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学术成果极其丰厚，目前发表论著600余万字。其中，撰写著作23本：专著4本（《荀勖笛律研究》、《音乐考古》、《中国音乐考古学》、《残钟录》）、合著3本（《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文物与音乐》、《看得见的音乐──乐器》）、主编16本（《中国音乐文物大系》10本、《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6本）。发表论文100余篇，音乐考古学方面如《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出土编镈的乐学研究》（《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1期）、《音乐测音研究中的主观因素分析》（《音乐研究》，1992年第3期）、《刘半农的清宫古乐器测音研究与中国音乐考古学》（《音乐艺术》，1992年第1期）、《珠海郭氏藏西汉宗庙编磬研究》（《文物》，1997年第5期）、《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石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2期）、《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1期）、《新郑东周祭祀遗址1、4号坑编钟的音乐学研究》（《文物》，2005年第10期）、《河南叶县出土编镈》（《文物》，2007年第10期）、《鸿山乐器五说》（《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等；乐律学方面如《也谈王朴律》（《交响》，1987第1期）、《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1期）、《朱载堉和中国历史上的异径管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等。出品光盘4张，如《曾侯乙编钟》、《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图库》等。

子初先生多次参加古乐器的研发、复原和乐器展览的策划工作，如作为主要专家参与国家大型项目“中华和钟”的课题论证、造型和音位设计、铸造到验收的全过程。编钟的主要结构和钟型为子初先生的设计方案，他独立设计了其中“中华和钟”配套编磬的全部形制数据、音位结构和图纸。“中华和钟”于2000年1月1日用于国家世纪庆典，获江泽民同志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除了丰硕的著述和古乐器研发、展览以外，子初先生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与社会活动。他曾在多所大学和文博单位讲学，如上海音乐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国立艺术学院等；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如中国音乐史学会历届年会、“亚洲传统乐器讲习研讨会”（1996年，伊朗德黑兰）、“国际音乐考古学会第三届年会”（1998年，德国米契尔斯坦因）、“国际东亚音乐学研讨会”（2007年，韩国永同）等；多次接受国家媒体专访，如2001年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主持“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山东章丘洛庄乐器群”的鉴定工作，另外还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鉴宝》等栏目的采访。

子初先生的很多著述在学术界获得广泛影响，多次获国家级奖项：如《汉龠再解》一文获“第一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三等奖，《荀勖笛律的律制研究》一文获“第二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三等奖，《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一文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8卷本）丛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最高奖项“荣誉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12卷本）丛书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湖南卷》、《内蒙古卷》获“河南省2006-2007年度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二、子初先生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子初先生的学生都知道，他将事业视为自己的生命，而《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文物大系）则是子初先生生命中最重要、最核心、最灿烂、最耀眼的篇章。从1987年的一期工程立项至今，文物大系已经走过25个春秋，目前出版了16本19卷，收录文字近400万字，各类图片1万余幅。这套大系几乎倾注了子初先生所有心血。

1987年，在时任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先生的斡旋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作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以黄翔鹏先生的名义立项。1988年7月，子初先生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毕业，分配到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史研究室。子初先生参与文物大系的编撰工作，并承担了湖北省卷的主编工作，完成了湖北音乐文物普查，足迹遍及湖北全省的18万平方公里，考察了湖北10余市、70余县和8个地区的绝大部分文博单位。在编定《湖北卷》的同时，子初先生起草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工作条例》以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命名法》、《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分类方法》等一系列文件。其后，项目的《北京卷》、《甘肃卷》等开始按此“体例”相继开展工作。

1996年10月，文物大系的第一本——《湖北卷》终于面世！由于有了经费的保障，至2001年年底，一期工程的10本12卷（湖北、北京、陕西、天津、上海、江苏、四川、河南、甘肃、新疆、山西、山东）全部完成并出版。1997年12月，在I期工程12卷初步完稿以后，子初先生又申请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期工程）项目，被批准为国家“九五”艺术学科重点项目，计划再出版10本。在子初先生的多方协调下，项目继续获得了国家财政部数百万经费的支持，为项目的全面完成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目前，Ⅱ期工程已经出版6本7卷，分别为《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卷》、《续河南卷》、《广东卷》、《福建卷》。

从子初先生硕士毕业参与大系工作，到后来主持这个项目，至今已经25个年头了。从文物大系第一本《湖北卷》的普查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等文件的撰写，从编撰指导思想的统一到终端成果的确立，从项目经费的筹措到后期图书的出版，其中凝结了子初先生多少辛劳、汗水和心血！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录最齐的一部恢宏巨著，其出版后获得了诸多国家级奖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99年9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Ⅰ期工程）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6年5月，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总排名第一；2008年12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期工程）之《湖南卷》与《内蒙古卷》，荣获“2006-200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著名音乐史学家修海林先生这样评价文物大系：“这项成果的完成，代表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并且将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产生了戏剧性的飞跃发展。

目前，在总主编子初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文物大系仍在继续编撰、出版。除了已经面世的19卷之外，还有至少15卷需要编撰；且由于地下的音乐文物不断出土，有的省份已经出版了续卷。可以想象，多年之后的文物大系将会有40、甚至50余卷，其规模将何其雄伟、壮观！毋庸置疑，《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不仅在中国音乐考古发展史上，而且必将在中国音乐历史的浩瀚长河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子初先生与《中国音乐考古学》

《中国音乐考古学》一书，于2003年8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十章，收录文字50余万字。子初先生倾半生所学，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该学科领域内的相关知识，系统阐明了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厘清了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其学术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厘清音乐考古学学科中对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认识。

2002年12月，在武汉音乐学院成立了“中国音乐考古中心”。但是在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一些与会学者对于音乐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仍存在着比较模糊的认识，甚至对音乐考古学这一学科是否成立也表示怀疑。本书的第一章即详细阐述了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该学科的定位、性质、研究对象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子初先生明确指出：音乐考古学比起一般考古学来，有其鲜明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研究对象上。以美术考古为例，美术考古研究的对象直接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美术作品本身，而音乐考古的对象却不可能是音乐作品本身。理由很清楚：其一，音乐艺术是音响的艺术，其以声波为传播媒介。表演停止，声波即刻平息，音乐也不复存在。其二，音乐又是时间的艺术，真正的音乐只能存在于表演的刹那间，古代的音乐作品只能存在于表演当时的瞬间。作为音乐考古学家永远无法以看不见、摸不着的某种特定的声波为研究对象，也无法将早已逝去的历史上的音响为其直接研究对象。一些古代的乐谱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反映音乐作品的部分特性。从根本上来说，乐谱只是画有特定符号的纸或别的什么材料，它与音乐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音乐考古学无法以音乐作品为其研究的直接对象，故也有学者认为对音乐考古学的学科性质难以探究，充其量只能称其为“乐器考古”或“音乐文物的遗存考古”。这种观点主要是出于对考古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偏颇。考古学定义告诉我们：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音乐考古学作为以古人音乐活动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为据了解古人的音乐生活，从而阐明人类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这样一门科学，是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纳入专业考古学学科行列的；同时这也是为何将“曲调考古”应改称为“曲调考证”的原因。

第二，系统而详细地阐述音乐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中既有一般考古学的方法，也有作为一门专业考古学的特殊方法。该书在第九章分为五节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如田野考古方法、音乐考古学断代方法、音乐考古学测音方法、音乐文物命名方法、音乐文物分类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子初先生在20多年文物大系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对于音乐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其中，有关音乐考古学断代方法的研究，是子初先生多年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子初先生指出：“对编钟（保存比较完好的编钟）音律音阶的测音研究，可以知道编钟是处于音阶发展的某个阶段上，其结果可以用来作为断代的依据。当然，这把断代的标尺是比较粗疏的，但它也与编钟的音梁结构、调音手法的断代意义一样，往往是十分可信的。因为编钟音律音阶的设计和实施，是编钟铸造中的核心技术之一；这些异常专业的技术，即便在先秦，也只有极少数的工匠掌握，自此失传了2000余年。可以相信，古来很难有人能造这样的假。”

第三，全面、系统、翔实地阐述音乐考古学相关知识和理论。

该书论述的内容丰富、系统、全面而翔实。如第一章论述了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该学科的定位、性质、研究对象，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同时还概括地介绍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史和现状。第二章至第八章，是该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按照历史朝代的顺序，对各历史时期（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所见音乐文物均作了分类叙述与研究，这是在目前国内音乐史著作中绝无仅有的。书中涉及音乐文物60余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古代音乐文物。第九章阐述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最后一章收录了子初先生在音乐考古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4篇专论，分别为《礼乐重器镈的发掘与研究》、《晋侯稣钟的音乐学研究》、《珠海郭氏藏西汉宗庙编磬研究》和《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

第四，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吸纳最新的音乐考古资料和成果。

子初先生始终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将一些最新的音乐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收录其中。如第二章第二节中关于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论述，是目前所见音乐著录中最为翔实的。又如，第六章把2000年挖掘出土的山东济南章丘洛庄编钟（19件）和编磬（107件）也收录在内，填补了以往音乐著作中汉代编钟、编磬研究的空白。

子初先生的《中国音乐考古学》一书，作为目前有关这一学科的第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填补了中国音乐考古学、乃至中国音乐史学上的空白，对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具有显而易见的开创意义。

四、子初先生与东亚音乐考古学会

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于2009年10月25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的“第二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上正式成立。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子初先生宣布正式成立“东亚音乐考古学会”。该学会由韩国著名音乐学家权五圣先生在2008年10月，于“第一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韩国首尔）上首倡。按照学会章程，在“第二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上选举出了第一届理事会，共计8名。经理事会决议，学会设3名会长，中、韩、日三国各一名。2011年10月12日-16日，在权五圣会长的主持下，在韩国首尔举办了“第三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2012年10月，将由子初会长主持，在苏州举办“第四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东亚音乐考古学会的成立，是21世纪中国音乐考古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五、子初先生与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

2009年10月24日-28日，子初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主办及主持了“第二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作了《鸿山乐器五说》的发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近50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正式成立了“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子初先生被与会代表一致推举为首任会长，并举行了“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揭牌仪式。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是子初先生一手创办，并担任首任所长。受国际音乐考古学会的委托，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将于2012年10月承办“第八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为：中国音乐考古新发现研究、世界各国音乐考古学研究及成果相关报告、音乐考古学的基础理论探讨、中国曾侯乙墓及日本奈良正仓院古乐器专题论坛。届时约有1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考古学家欢聚苏州，就以上这些议题展开研讨，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音乐考古学乃至国际音乐考古学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将在中国音乐考古学、乃至国际音乐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具备如下条件：明确的研究目的和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较为系统的基础理论著作，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家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等。在十几年前，以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音乐考古学，尚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门学科的幼稚。但是今天，在子初先生20余年的推动下，中国音乐考古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子初先生主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子初先生关于中国音乐考古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论著，有关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归纳，第一部系统的音乐考古学理论著作《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出版，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和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的成立，子初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学术团队的成长及其学术成果等，这些已经成为中国音乐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不难看出，学术发展到今天，“中国音乐考古学”已经成为日益成熟的独立学科。子初先生，功莫大焉！

责任编辑：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