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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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党群关系的六个比喻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群众路线思想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形象地运用比喻和类比的手法论述党群关系。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党要植根于群众。1945年抗战胜利后，针对党的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毛泽东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党不能脱离群众。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把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他在1957年再次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党要和群众打成一片。1938年，毛泽东就曾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他要求各级干部“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
“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党要向群众学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把党群关系概括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他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党要依靠群众。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工作路线。他提醒干部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党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1944年底，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春和摘自《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巩瑞波文）
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抗日军饷的发放与停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同意，“经费，军队照人数编制的一般规定发给”。七七事变后，由于战端初开，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试图控制中共军队的军事指挥权，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包括军饷在内的很多问题也就僵持下来。
7月底，蒋介石不断“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为便于出兵对日作战，中共坚持要求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及中共将领全部名单，不补充装备、不发足经费，不能出发。此后，中共一边申请各种补助，一边迅速对红军进行改编。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严峻，国共双方都作出一定的让步，拖延已久的指挥、人事和经费等问题得到解决。
根据国共协议，“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军饷列入第一战区的预算”，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领取。此外，八路军驻南京、武汉、重庆等办事处也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需署等部门领取过军饷。此后，新四军的军饷问题也顺利解决。
抗战初期，军费发放虽比较及时，但国民党对中共仍存有怀疑和防范心理。1937年10月，有国民党人要求蒋介石以“暂缓发饷”的方法压迫中共接受国民党派员监督。随着淞沪战场形势恶化，蒋介石也开始担心“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在军费问题上开始逐步收紧。
随着国共矛盾逐渐突出，抗日军饷的发放受到影响。1938年广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的防共、限共行为明显增长。此后，国民政府不顾物价水平飞涨和中共兵员增长的实际，屡次拒绝中共提出的增加军饷的要求，有时还暂停发放薪饷。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彻底停发了中共军队的抗日军饷。
（村夫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孙艳玲文）
胡耀邦是如何看待消费的
胡耀邦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不同意过分地强调积累。
我记得上小学时，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虽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语文老师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倡导消费。
父亲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天然的恶感，并把它们归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阡陌摘自《名家口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1月版，胡德平口述周海滨撰文）
江青不希望、不愿意别人称她“毛泽东夫人”
江青竭力向人们证明，她不是靠毛泽东，而是靠自己。她只希望别人称她为“江青同志”，她不希望、不愿意别人称她“毛泽东夫人”。
江青的最后一任保健护士马晓先讲过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件事。她说：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公布，国内国外的信件不断地寄来。江青把这些信分作两摞：凡是写“政治局委员江青收”的放一摞，凡是写“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就放在另一摞。她对写“毛泽东夫人”有意见。她拿着写有“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信给我看，看完以后连打开也不打开，往一边一放。她说：“他们拿我当夫人看待，我并不是靠着主席吃饭的———当然主席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样靠死人活着。”
江青说她不靠毛泽东，完全靠自己，是自吹自擂，是不折不扣的假话。毛泽东逝世前，虽然人们（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普遍痛恨她，但连老帅，连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都对她无可奈何。然而毛泽东逝世后还不到一个月，她就被抓了。
（云开摘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阎长贵文）
陈云：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第一人
陈云最早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是在1950年4月7日。他在政务院第27次政务会议的发言中指出：“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为好。”
1951年，他再次强调：“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
改革开放后，陈云作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先后多次从改革方法论的角度讲到要“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论述了改革开放应采取的原则和方法，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逢周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3期，黄金生文）
费孝通晚年“重释美好社会”
1993年6月，费孝通收到印度方面寄来的一份邀请函，印方邀请他出席将于1993年11月在新德里召开的第四届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7月8日，费老对我（时任费老助手）说：你看看这个邀请函。出席这个会议的人，很多都是世界知名学者，规格很高，是国际学术交流的好机会。我准备接受邀请，去会上作一个发言。会议的主题，我把它翻译成“重释美好社会”。我们要准备一篇文章。
从世界范围看，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好社会里，但是现在的社会还说不上美好。还有很多人在饥饿线上挣扎，还有冲突和战争。这样，就把美好社会的愿望寄托在未来。在人们的盼望里边，未来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秩序，怎样达到和实现，很多人都在讨论。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上发言。
从我们中国的历史看，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热烈地讨论人与人怎么相处才好。讨论很热闹，到了百家争鸣的程度。从现状看，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引人注目。新儒家也有一些讨论成果。所以说，中国人有资格对这样的问题说话。中国人要对21世纪世界秩序发表看法……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沟通、理解、协同努力的问题。经济上休戚相关、兴衰与共了，文化上还是各美其美。也就是说，生态方面已经进入共同网络，心态方面还是没有形成共识，两者不协调。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说到“各美其美”，我想起费老所作的另一篇文章———《人的研究在中国》。在费老晚年的著述中，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写在文章末尾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老第一次完整、正式地在国际学界提出来的。
（景明摘自《田野里的大师》，海豚出版社，2014年6月版，张冠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