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影响
时间：2020-11-19 10:35:3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理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提高。《讲话》中毛泽东对于革命文艺运动中的关键性问题和根本方向性问题的细致阐述对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实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讲话》的精神加强了文艺界统一战线内的团结，端正了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态度，促进了抗战文学的繁荣和国统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深入，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甚至在解放战争时期给予国民党反动派有力的打击。正因为有了这次《讲话》，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才发展的轰轰烈烈，对抗战前线和大后方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方面使中国进步的革命文艺运动在解放区内自由生长，另一方面《讲话》的传播也在国统区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艺工作者进行的残酷镇压和迫害，广大的文艺界进步人士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三重压迫下坚持斗争，坚守岗位，使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艰难曲折但却坚韧地向前发展，呈现出盘旋、螺线型上升趋势。正如矛盾所说：“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有了解放区文艺运动的范例，国统区内的文艺思想也就渐渐地有了向前进行的正确的轨迹了。”[1]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凝聚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力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开始，全面抗战如火如荼，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也已形成，全国的不同阶级、阶层、流派、风格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一致的团结抗日，一致的对外，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运动比以往任何文学运动的联合都更广泛。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文艺家们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没有条件的，因而在国统区抗战文学发展时团结一致对敌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但在其团结的内部一直存在着顽固势力与进步力量的争夺与控制的斗争。反动派残酷压迫，严密地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这些都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筹备、组成与解散等过程中有了明显的表现。进步力量与顽固势力反复斗争，因此这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进步力量的领导和中坚作用是统一战线中不可缺少的，只注意其中的联合、团结，忽视和放弃必要的批评、斗争，过分强调民主而忽视阶级观点，都会给抗战文艺带来损失。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2]国统区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讲话》，联系实际认真思考总结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高了认识。他们随着抗日民主斗争的进程，既讲团结又讲斗争，保持与巩固着广泛统一战线，对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这些文艺工作者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和黑暗统治的揭示和抨击。在小说、诗歌、戏剧等部门都曾出现过暴露反动统治，鼓舞人民革命情绪的作品。
同时，进步文艺界为了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爱国民主作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各种纪念会和庆祝活动，运用这些特殊方式来推动革命文艺运动向前发展。如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鲁迅、高尔基、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普希金等的纪念会，主办了郭沫若、老舍、矛盾、柳亚子、洪深、欧阳予倩、张恨水等人的创作纪念和寿辰活动以及各种戏剧节、诗人节等。周恩来在纪念郭沫若五十生辰及创作生活二十年大会上赞扬了他“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并且希望郭沫若能带领群众一起前进。通过诸如此类的活动，进步文艺界斗志昂扬，紧密团结，给予反动统治者有力的打击和震慑。进步文艺界在这些特定的环境和文化活动中团结了朋友，孤立了敌人，在斗争中进一步巩固扩大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促进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深入
国民党一方面在政治、经济的统治上“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另一反面，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3]，这些都极大地暴露出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无能。广大人民群众群起而攻之，国统区民主运动呼声日益高涨。随着民主运动不断向前推进，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融入民主运动的潮流中，进展得轰轰烈烈。这一时期民主运动的集会大多数都是以文艺讲习会、文艺座谈会的形式展开的。“在许多的群众运动中，群众自己创造了活报、漫画等等鼓动性强烈的作品，收得了巨大效果。有些作家投身到民主运动的前列，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在作品上，则除戏剧以外，短小精悍的政治讽刺诗与杂文又盛行起来，特别是漫画展览成了暴露反动派黑暗的斗争的武器。”[4]茅盾的《清明前后》、张恨水的《八十一梦》都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就连诗人闻一多也融入了革命民主运动的激流中，在群众集会上热情地高亢地朗诵诗歌，进行演讲。可见，此时的国统区文艺运动大大加快了民主运动的前进步伐。
抗战初期，文艺工作者普遍关注文艺大众化这一问题，但对如何建立真正的群众观这一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继而产生了“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一些人也曾提出“通俗化”“旧瓶装新酒”“戏剧游击战”“下乡与入伍”“民族化”等主张，但均未奏效。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著名论断，深刻地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使两者的关系得以明确。茅盾指出了抗战以来人们对这个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在学习《讲话》时获得了明确的认识。其他如文艺与政治、艺术与社会、创造与借鉴、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重要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讲话》精神的学习中都有所涉及，并促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其关键在于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和深入生活两个方面。郭沫若号召艺术家深入生活实际，深入农村、工厂，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以改造自己的生活，并回归到人民的主位。茅盾也提出深入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密度的“三度”的问题，强调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表明这些理论家和作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澄清和提高。进步文艺工作者开始普遍关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努力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与人民大众相结合。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关于现实主义“主观”问题的争论，以及对剧本《清明前后》《芳草天涯》的讨论，都是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展开的，《讲话》对于国统区文艺大众化的促进和推动，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播端正了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和态度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小资产阶级经不住长期的苦难生活情绪日渐消沉，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使国统区的抗战文艺陷入了低谷。这时期的文学创作逃避严峻的现实，编造灰色故事，思想内容空虚，缺乏阶级观点，甚至对国统区抱有不实际的幻想，在创作上形成了“非政治倾向”和“市侩主义”。事实上，国统区文艺创作出现的各种问题从作家主观方面看，是因为国统区作家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受压迫剥削，另一方面其生活、思想等都与劳动人民相脱离。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鲜明观点，它的传播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起了明确的指导作用。重庆的一篇社论中就曾经号召要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国统区文艺整风活动，对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进步文艺工作者认为今后我们的新文艺，需要把人民作为老师和主人。为人民服务，并向人民学习，时刻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以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根据毛泽东“文艺为人民服务”原则，提出了“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严密地保守人民大众立场，努力向人民大众学习，使自己意识彻底大众化”等基本原则，夏衍等人提出了“面向农村”的抗战文艺方针。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游击区去，大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品先后问世，迎来了“为人民服务”的抗战文艺作品新高潮。
小说方面，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或全景式或微观式地反映了抗战生活的风貌。例如，沙汀的《呼嚎》《医生》体现了作者以对农村生活入微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热情;老舍的《四世同堂》和《火葬》渗透出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巴金的《第四病室》和《寒夜》展示了冷酷的社会现实;茅盾的《走上岗位》歌颂人民抗战热情;郁茹的《遥远的爱》、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等都表现了艺术工作者们深入生活、深入实际的努力。戏剧方面，茅盾的《清明前后》、陈白尘的《岁寒图》、夏衍的《离离草》、于伶的《清流千古》、宋之的的《祖国在呼唤》等剧作都展示了抗战戏剧深入人民中去的努力，以针砭时弊为宗旨。1944年在桂林举行了西南戏剧展览，其剧目丰富，剧种多样，展示了抗日进步戏剧的实绩。诗歌界也同时提出了“为人民而歌”的口号，力扬指出只有为人民而歌才能把新诗从贫乏、枯萎的个人主义里拯救出来，诗歌创作才有可能茁壮成长。小说针砭现实，历史剧借古喻今，杂文冷嘲热讽，讽刺诗短兵相接，多方面的展示了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国统区的文学面貌的新变化。这一时期作品内容在深度上不断掘进，艺术表现力大为增强，不同程度的显示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下国统区的进步文学的成长。
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着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欢庆抗战胜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反压迫、争民主的政治斗争。他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然而继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校场口事件、南通血案、南京下关事件一系列反动斗争之后竟彻底撕毁“政協”决议，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国统区人民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革命群众运动。在如此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大批文化工作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文艺运动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与抗战后期相比，此时文艺工作者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学习自觉性更高，实践性更强。1946年、1947年香港文化界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并且节选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的部分章节，这使文艺工作者更加方便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默涵的《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冯乃超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等论文皆受《讲话》的影响，论述了大量的革命问题。国统区还展开了“方言文学”“马华文艺”的讨论会，深入地贯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政策。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配合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揭露批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恶行和反动文艺。这个时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从思想内容上看，出现了更多暴露黑暗统治、歌颂反抗精神的作品，尤其讽刺作品盛行;艺术形式也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面发展。戏剧方面茅盾的《清明前后》、陈白尘的《升官图》、吴祖光的《捉鬼传》、田汉的《丽人行》等作品皆批判暴露国统区的腐败罪恶。电影部门也逐渐盛行起来，许多剧作家根据“站在人民的立场，暴露与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和在这种统治下广大人民所受的灾难与痛苦;并进一步暗示广大人民一条斗争的道路”的编导方针，制作了《万家灯火》《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颇有影响力的优秀影片。小说的创作如茅盾的《锻炼》、沙汀的《还乡记》、艾芜的《山野》、黄谷柳的《虾球传》等也向反动统治进行了抨击和反抗。这个时期还以郭沫若、茅盾、朱自清、何其芳等作家为代表创作了一批灵活多样、讽刺抨击的杂文。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集《宝贝儿》和《生命的零度》，是刺向黑暗的匕首，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用山歌民谣的形式反映现实，是焚烧黑暗的火焰。总之，《讲话》的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依然带领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前进，极大地促进了战争的发展。
《讲话》不仅在抗战时期而且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善于灵活作战，迂回曲折，此仆彼起，乘虚伺隙，互相呼应，终于能冲破了反动派的压迫，击垮了一切反动派的文艺活动，而打了胜仗。”[5]
参考文献：
〔1〕〔4〕〔5〕文学运动史料（第五册）[M].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674，665，667.
〔2〕〔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7，1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