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

摘要：本文利用山东商代考古资料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运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商代山东境内夷、商两大集团的分布与对峙，东夷集团内部各族系的流动与分化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人地关系这一层面解释山东商文化“南轻北重”局面形成的原因，复原商代东土夷、商之间的人文地理格局，揭示商人东进对东夷集团人文地理结构的巨大冲击，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格局对整个淮河流域地域政治结构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山东商文化；东夷；淮夷；地域政治结构；人文地理格局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1-0155-09

甲骨文中的“夷方”是商人在东土面对的最重要的政治势力。自上世纪30年代起，学术界就开始对其名称、地望、商人征伐年代与路线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分歧颇大。近年，随着考古新发现与甲骨文研究的深入，陆续有学者对某些重要问题重新进行了细致探讨，特别是李学勤先生新近发表的《商代夷方名号与地望》一文，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性讨论。该文在确定商代晚期甲骨文中“夷方”名号的同时，指出其地望位于今山东淄水与潍水一带，帝辛十祀征伐夷方时所到达的“淮”当在今山东潍水一带。李先生的论述为长期争讼不绝的征夷方路线问题提供了若干明确的地理坐标，也为进一步探讨商人与夷人的战争与融合、商人经略东土的统治方式、商代夷商的人文地理格局等问题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山东地区的商代考古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考古资料表明，商文化自二里岗上层开始进入山东西部，直至商末，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类型；商文化在山东境内的分布呈现出“南轻北重”的局面；商文化与土著文化之间有着三种不同的共处模式。这些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为进一步解释商人经略东土统治方式形成的原因，揭示东夷集团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集团内部的分化与流动等深层次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然仅依赖有限的考古与文献材料，还不足以对古代族群的流动与迁徙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因为当时人们的行为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地理环境的限制。商人自西向东进入山东，嵎夷、莱夷的东退，淮夷的南迁，及其中心据点、行动路线、迁留地域的选择，无不与山东境内独特的自然山川格局有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只有把这些历史事件置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之内，才能对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较清楚地揭示出来。因此，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结合文献、考古资料，运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商代山东境内夷、商两大集团的分布与对峙，东夷集团内部各族系的流动与分化进行初步分析。试图从人地关系这一层面来解释山东商文化“南轻北重”局面形成的原因，复原商代东土夷、商之间的人文地理格局，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格局对整个淮河流域地域政治结构的重大影响。

一、山东商文化考古概述

山东省的地形以泰沂山地为中心，四周逐渐低下。泰山—鲁山—沂山为中部山地的一条东西向分水岭，北部逐渐过渡到黄泛平原，南部为低山丘陵—沂沭平原，西侧则从鲁西湖带过渡到黄河冲积扇，东侧为以莱山山脉为骨干的山东半岛，直接伸入黄海。根据地貌，可将山东大致分为鲁西北平原区、鲁中南山区和鲁东丘陵区三部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山东商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鲁西北、鲁北、鲁西南和鲁中南的冲积平原和山前丘陵，尤以鲁北最为集中，代表遗址有鲁西北的济南大辛庄、鲁北的桓台史家、青州苏埠电、鲁西南的安邱堌堆、鲁中南汶泗流域的潘庙和尹家城，以及鲁南的滕州前掌大等。而鲁中山地及东部沿海地区则少有发现。

目前，山东商文化的年代自二里岗上层晚段开始到商代晚期，可分为六期七段，分别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晚段、自家庄期、小双桥遗址晚段和殷墟一至四期。其中，第一期对应商王仲丁——河亶甲时期，第二期对应祖乙——南庚时期，第三期对应盘庚——武丁前期，第四期对应武丁后期一一祖庚、祖甲时期，第五期对应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第六期为帝乙、帝辛时期。据陈淑卿先生《山东商文化发掘遗址编年表》可知，鲁西北和鲁西南商文化遗存的年代最早，持续的时间也最长，从第一期直到第六期；济宁和泗水境内商文化遗存的年代也较早，但仅持续到三、四期，即晚商时期商文化已撤离此地；鲁北平原和鲁南丘陵的商文化遗存均出现于第三期，持续到第六期；淄潍流域的商文化遗存则于第六期呈现繁荣态势。各地商文化的年代早晚表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开始进入鲁西，并深入鲁西北和鲁中南，殷墟一期前后到达淄河流域，殷墟四期已遍布淄潍流域。商文化在鲁中南山地未能一脉相承延续下来，殷墟四期时鲁南邹县—滕州一枣庄山前丘陵一带的商文化突然兴盛，但始终未越过沂水一线。从中我们可看出商人东进的两次浪潮：第一次时间为商代前期偏晚，商人推进至鲁中山地西侧，并深入鲁中南山前丘陵；第二次则发生于商代晚期，商人在鲁北向东推至胶莱平原东部，在鲁南则向东、向南到达沂、沭流域以西及苏北等地。

关于山东商文北的类型，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考虑到鲁南沂、沭中下游发现的遗存性质尚不十分明确，佟佩华、陈淑卿二先生的观点似乎更合理一些，即山东商文化可分为济南及其西北地区的大辛庄类型、小清河中下游的史家类型、称河流域的苏埠屯类型、鲁西南的安邱堌堆类型、泗河流域的潘庙类型，以及鲁南薛河流域的前掌大类型。这些类型除了在年代、文化面貌上有不同之外，在地层堆积上亦存在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大辛庄类型与潘庙类型之间。

在汶泗流域的尹家城、天齐庙等遗址中，商文化层直接叠压在岳石文化层之上，两地商文化层中均极少见到岳石文化遗存。如尹家城遗址商代遗存(第6层)叠压在岳石层(第7层)之上；鲁南薛城遗址中，商文化层(第9层)亦叠压在第10层的岳石文化层之上。而在济南大辛庄遗址，晚商文化堆积直接叠压在生土之上(个别地方有龙山堆积，但至今未见岳石文化层)，而较早的商文化堆积中，却屡屡伴出具有岳石文化色彩、同时又受到商文化影响的第二类遗存，且这两类遗存在较长时间内共存。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之中，惟两类遗存共存时间较短。鲁中南与鲁南的地层堆积反映了一种文化取代关系，即商人赶跑或俘虏了当地土著，商文化取代了土著岳石文化；鲁西南和鲁北的地层堆积则反映了文化共存关系，即商人入侵后，把部分土著俘获，故仅见两者共存的地层。两相对比可知，商人进入山东后，在鲁中南和鲁北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另外，鲁北桓台史家和青州郝家庄等遗址中的岳石文化遗存延续至殷墟一期，到殷墟二期才逐渐为商文化遗存取代；殷墟三期，鲁北商文化遗存已经比较单纯，土著文化因素不再明显。这其中的变化说明，商人对鲁北地区的统治方式早晚之间也存在差异。

二、山东商代考古反映的地理问题

(一)商人与夷人的三个对峙面

方辉、李学勤二位先生结合甲骨文与考古发现，指出商代鲁北淄、潍流域是夷、商的对峙面。

实际上，从上述山东商文化遗存的年代与分布情况可知，还存在另外两个夷、商对峙面。

正如前述，鲁中南山地商文化遗存的年代自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此后，在汶泗流域潘庙类型，包括泗水、济宁、邹县、曲阜等地的遗存中，土著文化因素特别浓厚，而商文化则突然中断。相邻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中，土著文化因素亦大为增强，表明此时商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加深，即鲁西南商人与土著的交往增强。鲁中南与鲁西南晚商时期文化因素的变化充分说明，殷墟二期之后，早先活动在鲁中南汶泗流域山前丘陵平原的商人似乎相当程度上退出了该地区，让位于土著居民。这些土著居民甚至向早已成为商人统治重点区域的鲁西南有所推进。这样就在今运河两侧形成了一个夷、商对峙面。

夷、商之间的第三个对峙面在今沂、沭河两侧。目前，鲁南山前丘陵是海岱地区晚商遗存发现最集中的区域，滕州市东南以前掌大遗址为核心的商代遗址群发现有一批规格很高的大型高级贵族墓葬，出有不少与商王室密切关联的“史”族等有铭铜器。位于沂水西侧，前掌大以东的苍山县东高尧遗址还出土了殷墟西区族墓地中常见的“[戈天]”铭铜器。有学者推测前掌大遗址所在可能是商奄的政治中心，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里当是商代薛国的统治核心，还有学者考证此薛国由“史”氏分化而来。无论如何，前掌大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现，“史”族和“[戈天]”族等有铭铜器的出土，都说明这里是晚商时期商人的核心据点，商人在这里当布置了大量精锐兵力，这应与该地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前掌大遗址背靠蒙山，南向苏北和淮北，东对沂、沭中下游河谷，其地理位置既利于防守，又便于通过南边的相山山地向苏北、皖北进发。商人在这里建立统治中心，并在外围形成了自西向东的环形山前阵地，其目的很可能是用于对抗沂水以东和苏北地区的土著夷人，同时凭借山地避免与鲁中山地河谷内的夷人直接交锋。商人这一举措，就像一把半圆形尖刀，将鲁中山地河谷与鲁南、苏北等地分隔开来。

由商人与夷人存在的上述三个对峙面来看，商人在鲁西北和鲁西南的统治始终较稳固，而在鲁东北、鲁中南山地和鲁东南却与夷人直接对峙，并在一定时期形成拉锯地带。考古资料还表明，在鲁中南汶泗河谷平原，殷墟三期后，土著夷人从商人手中夺取了部分失地，迫使商人向西后退至今运河沿线。那么，这些反攻的夷人又从何而来?

徐基先生等人指出商人在鲁中南与鲁南地区采取的是驱逐土著夷人而控制其地的统治方式。从鲁中南中山丘陵的形势来分析，商人自商代前期偏晚一直控制着鲁西南，并逐渐占据了鲁南丘陵，原居于两地的土著夷人只有沿汶、泗逆流而上，逃入鲁中山地河谷，再沿浚、沂等支流向东进入沂、沭河谷及更东的五莲山地，或沿沂、沭中下游进入苏北地区。从商文化的分布地域可知，鲁中山地河谷与沂、沭上游仅发现零星商式铜器，说明商人自始至终并未真正深入这些地区。因此，殷墟三期后迫使商人后退的这些夷人当大部分来自鲁中山地河谷。这次反扑，正与《后汉书·东夷传》“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的记载相符。甲骨文、《尚书·费誓》、《诗·鲁颂·間宫》等文献的记载则说明虽经商末帝辛与周初周人的打击，淮夷、徐戎等族仍占据着鲁国以东以南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商代末年帝辛对夷方的征伐，商人与夷人在汶泗流域的对峙局面又发生了变化。李学勤先生指出，商末征夷方大致是沿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的路线行进。从泰鲁沂山地的地形分析，商人由安阳到充州再到新泰的进军路线较清楚，然从新泰到青州有二途，一是由汶水逆流而上进入淄水，二是由新泰从沂沭河谷进入潍水进而到达潍坊、青州。既然商人是先到青州再至潍坊，而走沂沭——潍水这一路线却只能先至潍坊再到青州，故走汶——淄这条水路虽然绕了弯，但却是较合乎情理的。如此，至少在帝辛时期，商人又重新占据了鲁中南的汶、泗流域，并在短期内打通了贯穿泰山南北的一条通道，夷人则相应地退到新泰以东地区。

(二)泰山南北统治方式差异形成的原因

已有学者指出，山东商代考古资料表明商人在山东存在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商文化遗存呈现出“南轻北重”的态势。即商人在鲁北与夷人共处，而在鲁中南则将夷人驱逐殆尽；鲁北的商文化遗存数量明显多于鲁中南，而鲁中南的大型高等级的商人统治核心数量也不如鲁北那么多。关于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方辉先生根据鲁北一带较多出土的“盔形器”，认为除了与鲁北为平原，鲁南为山区的自然地理形势相关外，更重要的是与商人在鲁北的海盐开采有直接联系。我们认为，泰山南北商人统治方式差异的产生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泰山南北在自然山川地貌上的不同。鲁北以黄泛平原地貌为主，地势低平。从《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看到，商周时期黄河的位置比今天要偏北，古济水贯穿鲁北平原人海④。鲁中南则以中，低山地为主，有面积广阔的山间平原，边缘则为山前丘陵与河谷盆地。当商人向东拓展时，居住于鲁北的夷人，在北有黄河、南有泰山的情势下，要么向东部迁徙，要么接受商人的统治留在原地。受鲁北丰富渔盐之利吸引的商人，必须依靠当地夷人的技术与手段才能获得这些资源，因此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而鲁中南虽有泰鲁沂山地，但汶、洙、泗、浚、沂等河流贯穿整个山地，这里的夷人不仅可越过山前丘陵到达苏北、皖北，还可沿上述河流进入山间平原与河谷盆地，故他们有足够的地方躲避商人的统治。因此，这种山川格局的差异当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泰山南北夷人与商人共处模式的迥异，但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当与居住在泰山南北夷人之间各自的生活习惯、族属源流、文化来源等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山东境内居住的主要是东夷族团。《禹贡》记载了青州和徐州境内存在的东夷集团的三大支系：莱夷、嵎夷和淮夷，其中嵎夷、莱夷分布在鲁北和胶莱半岛，地近海滨，贡赋有海盐、丝织品、海产品，以及矿产等；淮夷位于淮北泗上，草木茂盛，贡赋有五色土、羽毛、桐树、石磬以及淡水蚌珠和鱼类。《禹贡》所描绘的莱夷、嵎夷和淮夷的分布地域，反映的虽是战国时期的情况，然所描述的各族特产与风俗无疑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夏商或更早的时期，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直接证据。邵望平先生指出，山东兖州王因遗址、梁山青堌堆等遗址中出土了数量十分多的蚌壳，滕州前掌大遗址中出土了蚌饰木器，而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龙山至商代遗址中也是出土蚌器最多的。山东境内商周遗址中出土有较多用于海盐生产的“盔形器”，其分布范围主要集中于鲁北地区，鲁中南地区至今没有发现。

由此可见，泰山南北的先民，受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有着大相径庭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泰山以北的居民，主要从事海盐生产和海洋捕捞渔业，而泰山以南的居民，则依靠内陆淡水河流与茂密的山地、平原植被，从事淡水渔猎和狩猎采集业。商人进入此地后，要控制和掠夺泰山以北的海盐等资源，必须依靠当地土著的生产技术，因而不能对他们采取赶尽杀绝的方针·而要对其实行控制与笼络。相较而言，泰山以南的资源对商人的吸引力要小，商人可能更多的是着眼于

领土的扩张与控制，因而不惜对当地土著执行驱逐殆尽的政策。考古研究表明，鲁北商文化遗存中，青州苏埠屯等高级贵族墓葬反映的完全是典型商文化特征，而一般的小型遗址中则土著文化与商文化共存。鲁南地区早期商文化遗存十分单纯，晚商时期却发现了大量属于商人系统的铭文铜器，表明商王朝派驻商人对这一地区实行直接统治。鲁北地区虽也发现了晚商时期的商铭铜器，但数量明显少于鲁中南地区。

其实在泰山南北，不仅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造成了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且两地居民在族属来源上也有不同。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献唐先生在整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就指出太公受封于齐之前，泰山以北已经成为姜姓集团的统治区域，包括莱、纪、淳于(州)，莒北的巽、莒南的向等，分布地域自淄水以西直到潍水以东，向南已深入沂沭上中游，呈“插花式”分布。这一姜姓集团本为当地土著，其历史可追溯至夏代，时与进入山东的姒姓夏人相争，商末在帝乙、帝辛的强力打击下，臣服于商人，周初则成为周人重要的征伐对象，后大多为同姓齐国所灭。王先生还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周人称为“夷”，是因其不服“王化”，始终与齐国为敌之故。逢振镐先生的整理则表明夏商时期山东境内古国与姓氏的情况十分复杂，略去后起的诸多氏族以及一-些尚不确定的情形，以姓为主要考察对象，我们可从统计学概率的角度发现以下问题。首先，除个别外，姜姓绝大部分布于泰山以北；其次，太吴风姓集团主要分布于鲁西南及相邻地区，而少吴偃姓与赢姓集团则主要分布于鲁中南及沂、沭流域；再次，姒、妘、任等旧姓则分布于淄水以东的平原与山地之间，而子姓商人后代则主要分布于泰山以南。这种概率与王献唐先生的研究结果有诸多一致，也与鲁南地区发现众多商铭铜器的考古发现吻合，无疑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以上分析表明，夏商时期以姜姓集团为主的夷人一直居住在泰山以北的滨海地区，从事海盐生产与海洋捕捞，而泰山以南的中山丘陵和邻近湖沼平原之上则生活着以内陆渔业和采集狩猎为生的另一部分夷人。前者掌握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海盐资源及其生产技术，加之地处平原，交通远较泰山以南的中山丘陵为便，故而无论其生产技术、经济实力，还是族群之间的政治联络都应较泰山以南的族团为胜。夏代又有夏人进驻此地，必将促进泰山以北社会组织与生产力的发展。商人在开拓东土过程中，面对泰山南、北不同的政治势力与资源，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对泰山以北的姜姓夷人和夏人旧族，商人采取拉拢上层，利用下层的方针。甲骨刻辞表明，商末，这支以夷方为首的夷人不再顺服，导致商人统治方式的改变。而对受地形制约而政治组织松散，且经济落后的鲁中南夷人则采取驱逐其人、占有其地的政策，进行更直接的统治，这也是导致考古发现鲁中南地区成为海岱区商化程度最高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商人对东夷集团地域政治结构的冲击及其深远影响

山东商代考古资料表明，商人沿着泰沂山脉的外围由西向东拓展，商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山东商文化不同的地方类型。而在商文化分布区的外围，则存在着另一支考古学文化，即由山东境内东夷人创造的珍珠门文化。该文化是岳石文化在商周文化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年代自殷墟一二期到西周早中期。据其文化面貌与分布地域，可分为珍珠门、会泉庄、苏北和鲁东南等四个地方类型。珍珠门类型主要分布在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以土著遗存为主。会泉庄类型主体分布在潍河流域，东达胶莱平原，南至泰沂山脉东段，西到渳河流域，也可到淄河流域，受商文化影响最深。苏北类型分布在淮河以北，陇海线以南，既发现有明显的夷人文化遗存，又有典型的晚商文化遗存，情况比较复杂。鲁东南类型分布于沂、沭河流域，但目前遗址发现极少，在蒙阴西长明遗址调查采集到珍珠门文化的遗物，表明这一地区当亦为土著文化分布区。目前尚未有在鲁中山地河谷发现珍珠门文化遗存的报道，但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这里亦应有该文化遗存的分布，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证实。

学术界除对珍珠门文化的年代、文化面貌、类型划分进行讨论外，还较多地关注各类型的族属问题。一般认为会泉庄类型由莱夷创造，嵎夷则创造了珍珠门类型，而对鲁东南和苏北两类型，则讨论不多。由于发现较少，鲁东南类型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然依据现有发现可以对苏北类型进行一定分析。严文明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指出海岱与徐海区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属于东夷远古文化的系统，南方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虽与该系统密切相关，但并不属于该系统；继之而起的是夏代的东夷文化——岳石文化，豫东与皖北淮河流域属于岳石文化的影响区；珍珠门文化则代表了商周时期的东夷文化。这一论述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然从严先生文中对商代淮夷的讨论来看，他是将东夷与淮夷分别对待的。而且受早期甲骨文“夷方”、“淮”等地望研究的影响，严先生将商代淮夷的活动地域划定在苏北至淮河流域，这也与目前的研究成果有出入。从东夷的物质文明发展史可知，自史前到夏代，东夷族的主要活动范围一直集中于海岱——徐海地域之内，苏北存在着珍珠门文化苏北类型，说明商代的苏北亦属于东夷集团的分布范围。而作为东夷集团三大分支之一的淮夷，虽可能在很早时期即已开始南迁，但在商代，其主体亦应在海岱——徐海范围之内。因此，我们认为以江苏铜山丘湾为代表的珍珠门文化苏北类型应属于淮夷文化，但商代淮夷分布的地域当不限于苏北地区。

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同意淮夷原居于鲁北的潍水一带，新近李学勤先生论证商末甲骨文中“淮”当在今潍水一带，再次支持了这一观点。甲骨文中已出现东、南、西、北“隹夷”的刻辞，陈梦家先生认为“隹夷”即“淮夷”。关于商代淮夷的分布地域，学术界分歧较大。有学者根据甲骨文四方隹夷的刻辞，认为商代淮夷的分布范围已遍及山东、淮北、江淮，甚至到达淮河上游的河南东南部。还有学者认为夏商时淮夷仍留居在山东潍水一带，周初才南迁至淮水，流域。商代淮夷的分布是否已经到达江淮、淮河上游一带，本文不予置评，但商代晚期在山东境内，尤其是鲁中南地区存在相当一部分淮夷，则是可以肯定的。《尚书‘费誓》载周初鲁东门外有淮夷与徐戎。《诗·鲁颂·間宫》曰：“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凫、峄，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是说鲁人经过龟山和蒙山，就到达淮夷，经过凫山和峄山，能到达徐。龟、蒙在曲阜以东，凫、峄在曲阜以南，《間官》的记载表明周初时淮夷主要分布在龟、蒙山以东地区，徐则在鲁南，更南则有南夷。僖公十三年《春秋》经书鲁侯会齐侯等于咸，传曰 ：“淮夷病杞故”；十四年经曰：“诸侯城缘陵”，杜注：“缘陵，杞邑。辟淮夷，迁都于缘陵。”而未迁缘陵之前，杞都淳于，地在今安丘县东北30里，潍水西岸。可见此时潍水流域仍有淮夷活动，且势力不弱，已威胁到杞国，致其迁国。又《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范献子日“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杜预注：“淮夷，鲁东夷。”以上文献说明自周初直到春秋时期，鲁国东境内仍存在相当数量的淮夷和徐人。由此可推知，在此之前的商代，潍水流域、鲁中南等地应是淮夷族群的主要分布地域。当然，商人进入之前，原居潍水流域的淮夷很可能已沿潍水上游进入泰沂山脉腹地，深入鲁中南以及更广泛的地域，开始了一定规模地南迁。商人对东土的开拓，无疑使这种南迁的规模更加扩大，并迫使此前南迁到鲁中南淮夷的居住地域大大缩小，即鲁中山地河谷及其以东的沂、沭流域成为山东境内淮夷的聚居地。还有另一部分淮夷则径直南逃，进入苏北及淮北、泗上之地，或者甚至逃往江淮等地，可能成为《間官》所指“南夷”的一部分。而在这两地之间，商人建立了以滕州前掌大遗址为主体的重要据点，其结果是拦腰将鲁中南与苏北等地的淮夷族群分隔开来。

商人进入之前，岳石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地方类型，在地域上是连接成片的，各类型除受山地阻隔外，没有其它政治势力的间隔。这种文化分布状态表明，商人进入之前，东夷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是有机而密切的。商人的进入并在泰山南北建立史家、苏埠屯、前掌大等统治据点，彻底改变了东夷集团的分布格局。尤其是对位于泰山以南的淮夷来说，商人对鲁南山前丘陵的控制直接切断了鲁中南的淮夷与淮北、泗上的淮夷之间的联系。这一切断在改变淮夷族群地域政治结构的同时，也造成了整个东夷集团地域政治体系的变化，从而导致了淮夷内部的分化，以及淮夷与东夷的分离，从而在整体意义上对商周时期整个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自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的商人对其东土的着力经营，对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东夷集团的地域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改变了东夷三大支系的分布地域、政治结构、经济生活和文化面貌，而且造成了东夷集团内部以及各支系内部体系的进一步分化。这种冲击的力度是夏人以及之前的中原各部族从未达到的，以致它不仅改变了山东境内东夷集团的地域政治结构，而且随着淮夷族群更大规模向淮北、江淮等地的迁徙，也使整个淮河流域的地域政治结构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即一方面将其从东夷影响的范围改变为东夷的分布范围；另一方面又因淮夷与东夷的分化，而成为更具特殊性的独立的文化区域。

责任编辑：陈炜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