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的文化整合功能

内容摘要 在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进程中，科举选士以其完备的考试制度、长期的考试实践，对中华文化整合产生了广泛影响。通过科举考试，儒学和汉字逐渐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所接受。这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当今华文教育和汉语水平考试的升温，正在发挥新的文化整合功能。

关 键 词 科举考试 中华民族文化 整合功能

作者 张亚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福建厦门：361005）。

中国是考试的发祥地。从西汉文帝首次举行察举“策试”，到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考试逐渐成为封建政府选拔官员的中心环节。科举选士以其完备的考试制度、长期的考试实践，对中国古代政治变迁、教育普及、文化融合产生了广泛影响。1300年间，科举制度的实施范围不断扩大，从汉族聚居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汉字和儒学文化的传播，加速了国内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探析科举考试与民族文化融合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中华文化发展机制和演化特征的认识，从一个侧面揭示科举考试的历史进步意义。

科举考试与文化整合

考试与文化关系密切。作为一种教育测量手段，考试的产生及其制度化是古代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考试具有文化选择性，对社会文化的传承、传播、整合与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文化是“社会成员行为中的准则”，是“模式化地和反复地出现在历史中的因素”［1］，它构成了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基本规范和稳定的价值基础。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受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活动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的迁移、演化和整合。正如台湾学者所言：“人类学家把每一民族或社会的文化看作是一个系统而整合的丛林，在这整合的丛林中的每一因素都是有机地关连着，也就是说整体的存在依靠每因素的交相作用而维持。因此变动一个因素，就可能牵引其他因素的同时变动，变动的幅度太大时，也就可能影响整体的存在。”［2］

文化整合是指“在文化相互接触过程中，一个文化系统作为主位文化，以其文化价值为核心，以其内在结构为参照系，对其它客位文化的文化特质进行选择和建构的功能和过程。”［3］一般认为，文化整合主要通过贸易、传教、移民、通婚、战争、图书与大众传播媒介等途径，采取增添、替代、创新、消融、融合等方式而实现的。考试活动，尤其是大规模、普及化和历时长久的选拔性教育考试，也是文化整合的重要途径，对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整合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科举考试以选拔行政官员为目标，以教育考试为手段，与文化整合密切相关。在科举制下，读书人要进入封建统治阶层，必须接受相应的儒学、文学、历史等文化知识教育和写作技能训练，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达到科举取士的文化标准。科举考试的文化整合功能，是由科举选士的特殊地位和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从地位、影响来看，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在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其发挥文化整合功能的动力来源。科举考试成为封建王朝选士授官的正途，受到统治者和广大士人的高度重视。参加科举考试的对象不断扩大，考试选士的权力集中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宋代开始，殿试成为定制。明清时期，由皇帝临时选派的乡、会试主考官和殿试读卷官，其品秩越来越高。通过科举功名、利禄，历代王朝把读书人纳入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之中。另一方面，科举考试所选拔的各级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从政、为文或教学活动中，能够有效推动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就科举制自身特点而言，它具有文化整合的内在机制。首先，作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科举考试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命题和录取，考试内容和语言文字具有高度的规范性与权威性，为大范围、多层面的文化整合奠定了重要基础。唐代科举科目繁多，分科考试各有侧重，但经术、文学占主导地位。孔颖达奉敕编纂《五经正义》，折衷“南学”、“北学”，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统一教材。唐代进士科诗赋试题采用以《切韵》为代表的押韵规范，保持南朝以来的文化风格［4］。自北宋中叶始，科举科目逐渐统合为进士科，分立经义、诗赋进士，一切以程文定去留。元代以后，以朱熹《四书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明中叶以后，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适应科举诗赋考试的需要，北宋官府组织编纂、刊行《集韵》（1039年成书）和《礼部韵略》（1037年成书），作为应考者和考官择音取字的依据和判断正误的标准。金、元两朝刊行的《平水韵》及明清时期刊行的《诗韵辑略》（1563年）《佩文韵府》（1716年），均是当时权威的科举考试用书［5］。这些对当时各类文化教育产生潜在的导向和整合作用。

其次，科举考试允许士人自由投考，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为文化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科举与察举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读书人可“怀牒自进”，自行应举，不需地方官府荐举。古代社会女性不任官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其历史局限。除此之外，科举对象不受年龄、民族及教育程度的限制，只要身家清白，一般均可在户籍所在地区报考。科举考试的开放性容纳了众多的应考者。据统计，中国历代科举共录取进士10余万名，按进士录取最低数1.5％估算，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数达710.4万人［6］。至于参加州县试（唐宋）、乡试和童生试（明清）的考生数，累计则高达数千万乃至亿人以上。由于科举考试将自由报考、公平竞争与弘扬儒学文化、推广学校教育联为一体，使得参与这项考试的阶层越广泛、考生越多，就越有利于教育机会的下移和社会文化的整合。受科举考试影响，唐宋以后，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沿着科举选士的轨迹而发展演变，儒学文化逐渐普及到民众阶层。

最后，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公平合理性和文化适应性，易于推广并长期延续，从而有效发挥了文化整合的功能。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打破血缘关系、门第、财产和特权等先赋因素的限制，主要以个人才学作为取舍标准，注重后天学习的作用，更具有客观性和平等特征。在追求考试公平的过程中，自宋代开始，科举考试推行糊名、誊录、锁院、复试等防弊措施，维护了科举选士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为科举制的长期延续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适应特定时期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人才培育和选拔的需要，隋唐以下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兴办官学，开科取士。唐代通过“南选制”，将科举考试扩展到岭南、黔中、闽中、江淮以南等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宋、元、清时期，先后崛起于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在其统治时期，不同程度地接受和改造科举制度，使之形成新的特色。与设立官学、私学及吸收汉族封建文化相呼应，科举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科举制下民族文化融合的轨迹

文化融合是文化整合的一种方式和过程，它表现在语言文字、思想文化、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科举考试发挥了独特的文化整合作用。隋唐以下降，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加速了国内外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

从民族文化融合的轨迹来看，科举考试促进了汉字普及和少数民族的儒学化。辽代科举始于太宗会同初年（938年），主要是为安抚新附幽、云十六州汉族民众而设，试无定期。中经停顿，景宗保宁八年（976年），恢复南京礼部贡院；圣宗统和六年（938年），开始定期开科取士。至辽末，共行科举约60次，赐进士约3000人，而由乡贡起家者当在万人以上［7］。为保持其游牧民族的尚武风习，辽代统治者不准契丹人应举，但并不禁其学习汉文，博览经籍。一些契丹贵族仰慕儒学文化，犯禁应举。随着契丹人汉化进程发展，民族观念渐趋淡化，辽末不得不允许契丹等少数民族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如白族人郑恪于清宁八年（1062年），“以属文举进士中第三甲”［8］；天庆五年（1115年），契丹皇族人耶律大石于中进士。辽代科举制的实施，促进了我国北方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为此后北方边疆各族政权仿行科举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代因袭辽、宋科举制度，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始设科取士。在迁都燕京（1153年）之前，参加科举者主要是汉人和契丹人。迁都后，金世宗把科举引入女真族内部，于大定四年（1164年）专设“策论进士”，创立女真进士科。颁行用女真文翻译的儒经，用女真大、小字进行考试。规定女真人45岁以下参加科举考试者需增加射箭考试；女真人录取比例高于汉人，享有种族特权。金朝共举行科举考试40余次，赐进士1万人以上，而乡贡起家者不下四五万人［7］。在女真族的崛起地黑龙江会宁府，不仅设有女真学，也选拔了不少女真进士。据有的学者检索《金史》所得，就有籍隶会宁府及其附近的女真进士10人［9］。另据台湾学者统计，从世宗到金亡，女真官吏拥有进士身份者有49人可考，其中包括出土的《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所载女真进士姓名30人中的1名［10］。尽管女真进士科的取士人数不多，但它在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金朝为多民族国家分学、分科取士开了先河，在文化没有达到真正统一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兼顾到国内各民族的利益，对选拔不同民族当中的杰出人才，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文化发展，加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统治是起一定进步作用的。”［11］金代的文化教育政策和科举考试制度，对元、清两朝的教育与科举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在仁宗人庆元年（1144年），普遍设立学校，次年创立太学。1147年仿行中原科举制度，创立唱名取仕法，实行殿试，并设立童子科。其后，西夏继续推行科举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如桓宗赵纯祐天庆十年（1203年）三月，策试进士。“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及，擢大都督府主。”［12］后来，遵顼成为西夏第八代皇帝。权鼎雄也是天庆年间考中进士，并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后任吏部尚书、左枢密使。西夏灭亡前二年（1225年），仍举行科举。史载：“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12］高氏一门，“世仕夏国”［13］，“曾大父西夏进士第一人。”其本人，“举进士第二人，报道怀艺”[14］。入元后，高智耀专领汉、夏诸儒之事。西夏统治者所推行的教育与科举措施，促进了党项贵族与汉族的文化融合和社会发展。上个世纪初，在原属西夏的黑城（今内蒙额济纳旗）曾发掘大批西夏文献，其中有译自汉文的《孝经》、《论语》、《左传》、《孟子》、《类林》、《贞观政要》等经史著作，以及西夏文《西夏诗集》、字典、韵书等。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西夏末期儒学文化的发达情况［15］。

元代初年仿照金制，分策论、经义、词赋三科取士。后虽停考，但任用宋、金进士颇多。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取士。元代科举实行右榜、左榜取士，开科十六次，共录取进士1139人，蒙古、色目进士约近500人①。萧启庆指出：“从族群与文化观点言之，蒙古、色目与汉族属于不同民族，文化亦互相歧异。元朝科举却是以汉文与汉学为考试内容，蒙古、色目人必须熟谙汉文与汉学始有登第之可能，因而能否登第与其族群之文化背景及汉化快慢之间有密切的关联。而家族婚姻关系对其子弟汉化程度及登科的概率具有重要影响。”［16］据对现可考知的240名蒙古、色目进士之仕宦、族群分布和婚姻关系所作的实证研究表明，在34名蒙古进士中，其部族或氏族分布颇为平均；而89名色目各族进士中，畏兀、回回、唐古三族约占族别可考色目进士的84.3％，在科举中占优势地位。各族产生进士之多寡，显然反映该族汉化的深浅。对于元统元年（1333年）蒙古、色目进士的婚姻关系统计显示，蒙古进士之母为汉族者占总人数的68.2％，妻子更高达71.45％；色目进士母亲为汉族者占54.5％，妻子为汉族者则为50％。可见，蒙古、色目进士出身之家庭，多与汉族家庭尤其是士族联姻，汉族妇女往往教导或鼓励子孙读书应举，有助于这些家庭在科举中成功；而蒙古、色目进士与其他蒙古、色目士人联姻亦有助于家庭科举传统之开始与延续。“从文化观点来说，蒙古、色目进士则是其族群中汉化最深的一群。”［16］

科举考试对于民族文化融合的促进作用，在回族文化教育演进中得到明显反映。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回族先民参加科举考试。元代回回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及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回回人除了随蒙军迁入中原者，还有唐宋时代“番客”、“胡商”的后裔，后者早已高度汉化。元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蒲里翰、至顺元年（1330年）进士马原景都是出身于这类老回回家族。马原景的祖先在宋代登进士者10人，武探花1人，早已是一个科第家族［16］。元代统治者建立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在科举考试中优待回回人，从而刺激了回回人对汉文化的学习。在科举制影响下，回回人开始创办以汉文化为主的“学舍”，涌现出一批通晓儒学的人才［17］。明清时期，回族士人读书应举者日益增多，产生了众多的回族进士与举人。通过儒学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整合作用，回族在语言、思想和习俗上逐渐接受了汉语和儒家文化。

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清政权，受汉文化影响，入关前即实行八旗科举。据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七“八旗科目”条记载，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在关外开“八旗科”，取中“蒙古习蒙书者博特（或作俄博特）、石岱、苏鲁木三人”，“均赐举人”。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六年，也举行过“八旗科”。值得注意的是，“关外科举表面满、蒙、汉文艺并重，而在后金（清）政权中实际应用的却是满语满文”。关外科举考试，加速了辽东汉人的满化进程［18］。入主中原后，清承明制，在全国推广科举考试。为适应满、蒙少数民族的选才需要，一度建立八旗乡、会试制度，实行满汉分榜考试。此外，为八旗子弟特设翻译科。这些举措促进了满、蒙民族的教育发展与文化融合。清代后期，在东北边疆地区和内地满族集聚地，已形成一些颇有文化影响的满、蒙科举世家［19］。据房兆楹等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记载，自雍正元年（1723年）牧可登及第起，至清末废科举，旗籍蒙古族士人参加过70余科考试，共取中149名进士（不包括武科和翻译科进士）［20］。另据美国学者明思溥的相关统计，宣统二年（1910年）410个科举出身的朝臣疆吏和其他大官中，50个是满洲人，3个是亲王，另有15个蒙古八旗人和14个汉军八旗人［21］。八旗科举出身官员占全部高级官员人数的20％，而满蒙旗人科举出身的官员则约占旗人官员总数的83％。由于汉文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普及，关内的满人逐渐被汉化，而忘却了本族的语言文字。

在西南和台湾等少数民族地区，明清时期就开始设立学校，推行科举考试。清中叶后，开始增加边疆省份的科举中额。雍正年间在贵州、广西、湖南等地府州县学专设苗童、瑶童等名额，一般为一学校一二名，专收少数民族子弟。在土家族地区，清政府建立考棚，实行“多取土童”的政策［22］。此后，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才辈出。以广西临桂县为例，从顺治八年（1651年）到乾隆九年（1744年）的三十五科中，该县考取进士18人，而自乾隆十年到嘉庆七年（1802年）的二十七科中，则考取进士34人，自嘉庆二十五年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更是出了四名状元［23］。科举考试的推广，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就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论，科举考试也发挥了重要的文化整合功能。

在唐代，中国文化教育繁盛，吸引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华留学，或参加科举考试。日本政府先后派出19次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和留学僧，前来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科学文化、佛教学说和典章制度。唐、宋时期，在科举中优待异国举子，“特设保障名额，或放宽条件，或单独别试，录取宾贡进士。”［24］一些日本人、朝鲜人、波斯人、犹太人曾在华考中进士。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717年随遣唐使来到长安，入读太学，后来考中进士。元代高丽士人则以乡贡的身份应中国科举，共有9人登进士第［25］。

科举促进外来民族文化融合，开封犹太人的事例最为典型。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顽强地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但自北宋中叶以后五六十年间移居中国开封开始，由于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对犹太文化的强力渗透，600年间犹太人基本上被汉族文化所同化。科举考试的方式和命题的范围，“使得走上科举道路的开封犹太人从童年起就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思想和智慧束缚在《四书》《五经》之中”；“经历很多代后，他们的思想、思维方式、情趣、操守可以说是十分正统的汉文化了。同时，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一旦金榜题名，显赫的社会地位、特权、财富都随之而来。这种平等竞争的发迹道路是生活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所没有的。”［26］在中国犹太人中，曾出过不少进士、举人和秀才。明清以后，这些犹太人基本上不再从事商业活动。以赵映乘为例，清顺治二年中举，丙戌科进士，官至福建汀漳兵巡道按察司副史，清帝因此给其父封典，并在开封犹太会堂为其题匾。康熙初年，赵映斗于教寺前殿窗旁题有一副联语：“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路；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圣贤源头。”［27］科举和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犹太人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具有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多重功能，影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任何一项大规模考试制度，都具有一定的文化选择机制，发挥着文化整合功能。科举考试因其延续时间久，实施范围广，社会控制力强，涉及民族众多，其文化整合功能特别显明。在科举制潜在而持久的作用下，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化逐渐与汉字文化、儒学文化相融合。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科举制自身也打上了各民族文化的烙印，形成独特的考试形式，为中国考试文化发展增添新的色彩。

科举演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它表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先进思想与学术文化，通过考试制度的筛选、组合与强化，能够普及到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阶层，促进主流文化的传播、交流和融合。儒学和汉字通过科举考试，逐渐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所接受。这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当然，无庸讳言，由于儒学文化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科举考试在考试内容与形式上存在一些弊端。特别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不断强化的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趋于僵化，对各级教育的负面影响增多，阻碍了新的科学文化的引入与发展。及至晚清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涌入，科举考试内容虽发生了某些变革，但总体而言，它无法实现对西学的整合。这是科举制度走向衰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对于科举考试在历史上所发挥的文化整合的积极功能，我们应予以肯定。科举考试促进儒学教育在我国边疆地区和东亚的传播与普及，功不可没。更为重要的是，科举选士作一种机制，它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余秋雨认为，文明就是保护人类创造的一种秩序，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着有序状态，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科举制的长期实行。“通过科举，儒家文明作为主干传了下来，无数人用生命去支撑它，年年代代有人在背诵、在研究。儒家文明有了无数的传承者，社会就有序了，社会秩序后面又保留了精神秩序。”［28］

在21世纪世界文明的演化中，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儒学和汉字文化的当代价值逐渐为国人、世人所重视。与此相连，汉语水平考试、公务员考试和各类教育考试也不断升温。这决不仅仅是单纯的考试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不管人们是否自觉意识到，实际上，现实中的各类考试正在发挥着新的文化整合功能。这是科举考试文化研究留下的深刻的历史启示。

注释：

①此据萧启庆的统计，见其文《元代蒙古色目进士背景的分析》，台湾《汉学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2000年6月。另据桂栖鹏统计，元代进士总数为1200人，他考述了61名色目进士、18名蒙古进士人的事迹。参见《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5、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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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