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考镜源流”义例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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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遗书
吴兴刘氏嘉业堂1922年刊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排本
一、论学术之分类与部帙之分类
有学术之分类,有部帙之分类。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司马谈《六家要旨》为“学术分类之起源”,以《周礼》五史、太胥、司士、太师、太卜等及孔子之六艺为“图书分类之起源”。上海中华书局,1937。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有“学术之分类与思想之分类”之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4—18,65班固《汉志》本刘歆《七略》。由六艺、诸子等“六略”言之,是部帙之“六分法”;由《辑略》言之,殆只是“二分法”。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曰:“《七略》之为书,实分图书为六大类,而每大类中又分若干种,自是我国图书分类目录之祖。”《张舜徽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姚名达《目录学》曰:“中国古昔的分类法,从刘歆《七略》以至孙星衍的《祠堂书目》,其类别只有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五种,而归纳起来,考求的渊源,又仅止二种,即七分法与四分法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曰:“略即是类,辑略是全书之总要,因此《七略》分类实为六分法,即将典籍分为六大部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75,65,46
昔章实斋论刘氏父子,独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天下学术殆只有二类,一类是源,一类是流。按源流二分与胡适所倡“两头法”可谓异曲同工。胡氏阐说杜威之实验主义云:“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胡适,《实验主义》,刊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六卷四号。换言之,一类是经史王官之学,一类是诸子百家之学。中古以后,经、史、子、集统为四部,而四部各有等差,本不可同日而语。经、史
同源,子、集则为后起之流裔。章实斋所谓“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又谓“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中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校雠通义》“自序”及“原道第一”),其义实在于此。
章氏之意已有孙德谦、张尔田诸贤发微,然自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说”提出,影响将近百年,至今尤烈。文章故再加以申论,海内方家敬祈教正。
1917年毛泽东在同学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上题记:“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又以西洋科学为对比说:“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毛泽东:《〈一切入一〉序》,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82此语虽出于青年学生之口,却代表了“新文化”时期学界新进的普遍观念。如顾颉刚曾说:“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北平朴社,1926。29傅斯年说:“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刊1932年8月《独立评论》十四号。顾颉刚、傅斯年均为胡适弟子,毛泽东亦曾认胡适为师,其与胡适的通信亦见《毛泽东早期文稿》。但图书分类是一现实问题,虽然自20世纪初起,西洋图书(图书馆)分类法的进步性屡加宣传,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曰:“杜威之十进分类法,现代风靡于全世界之图书馆,绳以论理,掊之(指《汉志》)可以无完肤矣。”《饮冰室专集•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十篇》,上海中华书局,1936。此篇作于1926年。3并曾有“分类法运动”、“图书馆运动”、“目录学革命”之说。见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黄山书社,2007。165而迄今对于古代典籍,仍不方便打破四部系统。如近年李致忠曾说:“当着中国大陆要编辑《中国古籍总目》,两岸五地要编制《中国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时,估计仍要使用四部分类法,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事。”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实际上自20世纪初以来,各种西洋式分类法也多次变更,而50年代以来施行的“中图分类法”1964年颁布草案,1975年正式出版,1999年出版第四版,前身为1957年颁布的《中小型图书馆分类表草案》。,要想适应新兴门类的整齐插架,乃至建成一种“理想的分类法”,实非易事。姚名达论“西洋近代分类法之进步”首论“插架”。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又认为“理想的分类法”应当一方面“发扬固有的学术”,一方面“研究新兴的学术”;一方面“对于中国固有的科目”“力求其精密”,一方面可以“包括全世界的知识在内”。姚名达《目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24,148—149随之而来的思考可能是,四部分类未见得就是缺乏方法,与西洋分类法相比,可能只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已。西洋分类法重在分析,故其分类层层叠叠,趋于细密;而四部分类重在归纳,所谓百川归海,万源汇一。二者只有文化模式的差异,并无高低标准的不同。换言之,四部分类或六略分类确实是一种分类方法,是以“不分”为法,以“归一”为法,而不是没有方法。
如姚名达所论:“我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不校异同多寡,不辨真伪是非,删解题之叙录,而古录之优点尽矣”,“现代目录学粗视之若大反古代,细察之则古代之缺点未及尽祛,而其优点且已丧失矣”。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427—428
亦如傅荣贤所论:“以《七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和近现代西方目录学的差异,本质上正是源自各自哲学观的不同。”“两者不是优劣之分,而是体制不同。”〔8〕449,453
姚氏所论较同时学者稍为平正,傅氏则渐趋内在深入。但如仅就图书馆职业而有限认同四分法、六分法,似乎尚且未达一间。
二、古人有指要之学,及学术分类重于部帙分类之例
古人治图书,有指要之学。《淮南子》有《要略》,司马谈有《六家要指》,王弼有《老子指略》,《抱朴子》有《明本》,而刘歆有《辑略》。颜师古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汉书•艺文志》注)阮孝绪曰:“(刘)歆探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释道宣:《广弘明集》卷第三载阮孝绪《七录序》)余嘉锡曰:“所谓‘总最’者,谓每略每类编次既竟,又最而序之,及奏上《七略》之时,因总诸类之序,集为一篇,故谓之《辑略》。”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小序篇》,民国铅印本。49姚明辉曰:“略,约要也。‘辑’、‘集’通。辑略谓诸书之总要。”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7;吴兴读经会,1924。6
章实斋谓《辑略》“总论群书大体”(《文史通义•和州艺文书辑略》)、“最为明道之要”(《校雠通义•原道第一》),又谓“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校雠通义•互助第三》)。其言曰:“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校雠通义•原道第一》)又曰:“《七略》首有《辑略》,总论群书大旨,班固删之,非也。”(《文史通义•和州艺文书辑略》)又曰:“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校雠通义•宗刘第二》)由其非班非郑,可知其宗旨重在总要、叙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