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泽:联合国的首位中国籍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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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华回忆，1971年11月，当他作为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常驻安理会代表到达纽约联合国总部时，在中国名下的官员和口译笔译人员共有百余人。赴任前，他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从渥太华打电话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转告总理的口信，说请秘书处的中国籍职员安守职位，做好工作。吴丹说周总理的口信已转告中国职员，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有一位是不得不离任的，那就是时任联合国副秘长的胡世泽。
在一个折中方案中离任
1945年联合国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中国为筹建联合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届联大于1946年在英国伦敦召开时，亟需设秘书处掌管会务，为此遂依联合国宪章规定，向世界各国征聘办事人员。按当时会外协议，秘书长属下最高级幕僚助理秘书长中有5名，应由安理会5名常任理事国分别推荐任用。中国名下由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胡世泽膺任，其余工作人员则公开招聘。因此可以说，胡世泽是联合国的首位中国籍外交官，在筹设联合国秘书处及提高国际公务员的地位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他在联合国工作了26年，先是任联合国托管事务部助理秘书长，于1955年升任为主管托管部（后负责会议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1971年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经历中最黑暗的一天。北京被接纳进入联合国而中华民国则被驱逐。……在过去，像凡尔赛和约中的山东问题，九·一八事变，乃至我们之撤退到台湾等失败，都还能让我们作为中华民国而存在。现在则破天荒地否认了我们。”因为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时，在场的台湾当局代表自然要退出会场。
胡世泽的聘任合同要到1972年3月31日才到期，加上经济上的原因也迫使他要待到期满，所以他还是觉得，他可以和秘书处的其他中国人员一样，以中立的国际公务员的身份行事。但是，在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后，台湾当局在纽约的代表团立即开会商讨善后，其中一项是指出胡世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职务是唯一一个政治性任命，必须立刻辞职回国。他不得不接受这一令他痛苦的现实，正式向吴丹提交辞呈：
尊敬的秘书长：
关于我1971年10月29日与您的谈话，我想再次确认我的决定：希望在1971年12月15日离职。我在联合国服务了26年，对此决定，我深表歉意，相信您能理解我此番决定的动因。这些年来，我在秘书处的点点滴滴和我所建立的各种友好关系将总是我个人幸福的源泉。
我特别珍惜在您的领导下工作的10年。那段经历给了我一个机会欣赏您作为一个人和政治家的优秀品质。
向您与您全家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您忠诚的Victor胡
可是，吴丹秘书长却表示不同意，并说：“你是国际公务员，不可以这样一走了之。”不过睿智的吴丹先生还是找到了一个令他较为体面的折中方案，即允许他待到12月31日，再给他3个月的带薪休假，直至合同期满。因此，到1972年4月，由中国政府推荐的唐明照先生，才取代胡世泽，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
以特殊才能崭露头角
胡世泽的外交生涯始于1919年，那年他25岁，出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助理秘书。而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正是北京政府任命的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巴黎和会后，顾维钧改派为中国驻英国公使兼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专使，而胡世泽在30岁之前，也一直在国外任职，与顾维钧紧密合作先后任出席国际联盟布鲁塞尔会议中国代表团团员、出席禁止贩卖妇女儿童会议和国联财政会议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国际联盟最初5次大会以及国联召开的许多其它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以其西方式的机智和不寻常的语言才能，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
由于长期生活在欧洲，胡世泽的母语中文水平较差，难以阅读中文文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短处和遗憾。但是胡世泽很快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勤学中文，逐渐达到了较为熟练运用的水平。1925年，他调任回国，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关税会议。此后，他先后担任关税特别会议编纂处副处长、外交部条约司科长、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中东铁路问题中苏会谈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1931年，他再次出使欧洲，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出席了国际联盟有关中日争端的所有会议。1932年，任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兼任驻瑞士公使馆代办。
1932年，胡世泽被任命为中国在国际联盟鸦片和其他危险麻醉品顾问委员会的代表，直到二战结束。其间，部分国家代表曾指责中国政府禁烟不力。他据理力争，在国际禁烟会议上，多次揭露日本人在中国销售鸦片的卑劣行径，并驳斥部分人士对中国政府禁烟不力的不实指控。他本人也很快成为禁毒问题的专家。
1933年，年仅38岁的他升任中国驻瑞士公使，在国际联盟社会问题顾问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上代表中国发言。 他精力充沛，在驻使瑞士期间，每天工作16—18个小时。他经常撰写文章，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发表有关中日冲突的演说，以期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他每天仔细查阅欧洲的新闻媒体中关于中日冲突的言论，进行评价分析，并报外交部。只要时间允许，他便亲自给报刊投稿，会晤编辑和记者，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他们。对那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士他也不放弃，希望以自己的诚意感化他们。当时，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曾这样写到：“因为工作繁忙，在两年中未曾有过一天休假，从未在午夜一点钟以前睡过觉，有时甚至要通宵达旦。”
1944年，身为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的胡世泽和顾维钧、魏道明、商震一起，代表中国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参与联合国的筹建。1945年，因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未到会，胡世泽作为秘书长和顾维钧（代表团实际团长）一起出席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为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届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初在英国伦敦召开，3月，胡世泽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负责托管和非自治领土事务。首任秘书长赖伊之所以作出此项任命，正如他在其自传中所说，不仅是“因为胡先生当时正在伦敦，可以说这无疑是他适逢其会的有利条件”，而且，他身为中国代表团团员和出席筹备的代表，均为他胜任新的职务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精通多种语言的杰出人才
胡世泽能讲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和德语6种语言，其中前5种是联合国官方语言。整个联合国各机构中只有胡世泽这位中国籍助理秘书长会讲当时联合国的5种官方语言，这也成为他担任该职的重要优势。
为什么胡世泽能讲5种外语呢？这是因为他出身于外交世家，其父胡惟德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胡世泽，又名子泽，字增寿，1894年11月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早年一直随父生活，曾就读俄国皇家小学、巴黎政治学校和巴黎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多年游历，使他谙熟西方多国语言和文化，是典型的“国际人”，这为其以后从事外交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6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仁对这位精通多种语言的中国籍外交家佩服得不得了，都说：“没想到古老的中国居然会有这样杰出的人才！”
1947年6月，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特别代表，胡世泽率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前往巴勒斯坦斡旋，在十分复杂、恶劣的政治局势下，与伊尔贡的领袖贝京秘密会见，达成共识。11月29日，特委会建议巴勒斯坦分治的报告书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世界上唯一根据联合国决议成立的国家，胡世泽功不可没。
接着，他又担负起事实证明是他一生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
1945年2月，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自1910年处于日本直接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由美、苏、英、中共同托管；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半岛获得解放，1945年12月，美苏英3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达成托管朝鲜五年，然后选举统一政府的协议。当时，苏联是同意对朝鲜托管和进行全国普选的。但后来因斯大林担心金日成参加普选失败，于是不再与美军共管，而是像他正在德国所做的一样，封锁了“三八线”，拒绝任何统一托管和全朝鲜普选的建议。12月的莫斯科会议内容公布之后，朝鲜南北的大多数团体和政党都要求直接独立，反对托管，要求普选。美国在托管不成的情况下，1947年8月把朝鲜事务提交联合国。11月14日，第二届联大通过决议，由不包括美、苏在内的9国组成“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监督建立全韩国议会并选举统一的政府。这本是朝鲜和平统一的良机，但入选该委员会的乌克兰代表却奉斯大林之命拒绝参与。1948年1月8日，胡世泽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与梅农（印度人、临委会主席）率联合国委员会抵达汉城，安排统一选举事务。胡世泽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所有政冶党派，除了共产党外，都热诚欢迎我们。很多朝鲜人说我们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在汉城，有10到25万群众在寒风中排列在道旁等候我们的到来数小时之久……”由于苏联禁止在北朝鲜进行选举，不允许联合国人员入境，他们只得在汉城考察后返回纽约，向联大提出了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 1948年2月26日，联大韩国临时委员会通过这个报告并作出决议：“允许朝鲜在尽可能到达的地方继续选举。”3日6日，胡世泽再次从纽约来到朝鲜斡旋，促使选举不再推迟。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排除种种障碍，使朝鲜4000年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得以在1948年5月10日举行。李承晚经说服作为制定宪法和选举总统的立宪会议议员候选人，获得他所在选区全部票数的95%而当选，而此次参加投票的总人数超过选民总数的92%。朝鲜民众由他们新的民主实验竟然如此顺遂地实现而欢欣鼓舞。7月19日宪法获得国会通过，李承晚当选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美国军政府随即有条不紊地向新政府移交权力，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正式成立。新共和国很快得到美国和50多国家的外交承认。12月8日，联大会议通过了有关决议，“批准韩国政府是符合联大决议的唯一合法政府”。
周总理称他
“为中国人争了光”
1955年1月4日，胡世泽出任负责会议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会议事务部虽然政治任务较少，但却是预算最多的部门，其任务是安排大会以及在世界各地召开的会议，并负责文字翻译、口译、招聘职员、管理文件、图书馆和印刷，甚为繁忙。1960年12月15日至1961年3月12日，他利用休假曾作过一次全球旅行，其间回过台北，并两次见到蒋介石。其中一次是在蒋的别墅，他应邀和蒋与危地马拉公使一起饮茶。当时他私下向蒋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可能有必要在联合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建议，否则会被迫退出。蒋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感到蒋的这种不妥协立场一辈子不会改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其他人走了以后，他问我对台湾的形势有甚么看法。我对他说，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完全要看英国是否和美国投一样的票。他说，是这样。当我说我如果不在秘书处工作就回台湾来时，他说，他会有许多事要我去做。”
然而，1972年3月胡世泽自联合国退休后，并没有能如约返回台湾。他将家搬回台湾的工作，其实早在知道他在联合国最后的时刻临近时就开始了，他的夫人陈秀英尽管习惯了在纽约的愜意的生活方式，但还是依从了他的想法，准备返台，并整理财物、出售房子，安排行程，如此等等。他有3个弟弟在台北，也都提供了帮助。陈秀英甚至开始相信，可能这终究是对他们两个人都最为适合的归宿。但不幸的是，就在回台的计划加紧进行之时，即1972年2月，他在1971年12月所怀疑的肺癌被证实了，开始呼吸困难，住进了扬克斯医院。1972年6月9日，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逝世，终年78岁。
由于胡世泽是第一位在国际组织中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联合国为此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在纽约市曼哈顿东区的一座高级教堂举行，各国使节和联合国的许多工作人员前来为他送行。在葬礼上有3人讲话。第一位是顾维钧；第二位是前任秘书长吴丹，他当时已患有喉癌，但还是哑着嗓子致辞；第三位是联合国首席副秘书长那拉西马，代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悼词。他们都对胡世泽致力于联合国事业的职业外交生涯，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说他是一位好人，一位真正可为表率的模范的国际公仆。
据悉，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也对胡世泽给予肯定的评价，称他“为中国人争了光”。
（本文部分资料由胡世泽亲侄、香港新美术学会创始会长胡永凯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作者为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张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