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钦定二十五宝玺
时间：2021-02-06 07:57: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打开文本图片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凡皇帝颁布诏书，所钤用的印章均称作御玺、御宝或传国宝。因为皇帝的地位显赫、权力至上，帝玺往往质地精良、形制独特，是印章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重要部分，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清乾隆钦定二十五宝玺是印刻清代历史皇权的铭证，包罗中华玉玺之万象，囊括皇家御玺之百态，博群玺之威仪，显群玺之霸主。二十五宝玺在书法、篆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尽显皇家之贵。
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清承明制，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多民族特点的文化传统，清代皇帝宝玺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清代皇帝宝玺，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种，即代表皇权的国宝和为皇帝收藏、鉴赏用的宝玺。代表清代皇帝权力的国宝，最典型的莫过于二十五宝玺。从清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到统一中国后的顺、康、雍三朝，是清朝皇帝宝玺制度初创和形成时期。
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宝玺刻制尚无章法，其管辖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东北松辽地区。为了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努尔哈赤用当时的老满文刻制了两方后金汗国的宝玺，即“天命金国汗之宝”和“后金国天命皇帝”。当时的汉族和汉官在后金政权内还不占什么地位，因此，在这两方宝玺上，仅有满文而无汉文。
皇太极即位后，改后金为大清国，其统治范围不断扩大，除统一满族各部外，还得到了蒙古贵族的支持。在清政权内部，汉族成分日益增多，部分汉族豪强和士大夫纷纷做官，开始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皇帝权力的宝玺也发生了变化，其名称多依明制，玺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外，其他开始满汉文并用，数量亦有增加，出现了“奉天之宝”、“敕命之宝”、“饬命之宝”等。
顺治、康熙、雍正等清初诸帝面对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思想文化又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如何统治和管理这庞大的帝国便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统治者除了大力吸收汉官参政，实行满汉官员并用外，还不得不勤奋学习和吸收汉民族丰富的思想文化，按照历代王朝的礼制典章，结合满洲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实际情况，逐步塑造清王朝。皇帝宝玺的刻制和使用，基本沿袭明制。
清初皇帝宝玺为29方，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收藏在交泰殿的宝玺已有39方之多。其中许多宝玺名称与明代皇帝的前19宝相同或相近，初步形成了清代皇帝的宝玺制度。当然，这时的宝玺制度还不尽完善。其一，宝玺的数量和设放地点尚未制度化。乾隆皇帝弘历在《国朝传宝记》中即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尝考《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有九，今交泰殿所贮三十有九。《会典》又云：‘宫内所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今则皆贮交泰殿，数与地皆失实。”其次，用途不规范。清初皇帝宝玺，除少数如“皇帝之宝”“敕命之宝”有明确的使用范围外，大多数宝玺的使用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文献记载也不翔实。为此，乾隆皇帝批评说：“盖缘修《会典》，诸臣无宿学卓识，复未尝请旨取裁，仅沿明时所书册档，承讹袭谬，遂至于此。”其三，玺文篆刻不一。清初宝玺，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篆书外，其他宝玺皆满汉两文并用。按此前历朝皇帝宝玺皆篆书，清初国玺汉文亦篆书，而满文皆是本字，与宝玺皆篆书之制相悖，所以乾隆皇帝也认为清初国玺刻制不合规章，“因思向之国宝、官印，汉文用篆书，而清文则用本字者，以国书篆体未备也”。
清初皇帝宝玺制度的不完备，与其同时的各种典章制度不完备有密切关系。到了乾隆时期，清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各种典章制度必然要有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得以制度化、规范化。皇帝的宝玺制度也是如此。
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对当时所有皇帝宝玺加以整理。首先，考定宝玺的数量，“今交泰殿所贮，历年既久，记载失真，且有重复者。爱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其次，确定了二十五宝玺的名称、尺寸、纽式和用途：其质有玉，有金，有栴檀木；玉之品种有白，有青，有碧；纽有交龙、盘龙、蹲龙等；二十五宝玺分别用于政治、法律、军事、文教、宗室、外交等诸方面，反映了国家一切军政大权集于皇帝一身，皇权至高无上。其三，统一篆刻。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命内务府造办处工匠改镌宝文，满汉统用篆体，左为满篆，右为汉篆。乾隆皇帝在《交泰殿宝谱序后》说：“今既定为篆法，当施之宝印，以昭画一。按谱内青玉‘皇帝之宝’，本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自是而上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不敢轻易。其栴香‘皇帝之宝’以下二十有一，则朝仪纶绰所常用，宜从新制。因救所司一律改镌，与汉篆文相配。”其四，固定二十五宝收藏地点于交泰殿。清初宝玺大部收藏于交泰殿，至乾隆十一年前已全部收贮交泰殿，但制度上没有明文规定，乾隆十一年考定二十五宝后，才“详定位置，为文记之”，固定收贮交泰殿。其他诸宝，除重复十宝令贮盛京凤凰楼外，其他国玺则藏之别殿。从此，清代的皇帝宝玺制度始成定制。
乾隆皇帝对二十五宝玺的考定，反映了清代典章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化，也体现了他治国安民的思想，表现了其为一代有作为的皇帝的风度。
乾隆皇帝将皇帝宝玺核定为二十有五，取意于《周易》大衍天数之义。其义有说乎？乾隆皇帝自己作了明确的回答：“有说。盖天子所重以治宇宙，申经纶，莫重于国宝，而设笔记事之玺，即其次也。我国家礼服，饰以朝珠，祖宗所御，典礼仪存。定宝数之时，密用周姬故事，默祷上苍，祈我国家若得仰蒙慈佑，历二十五代以长，斯亦胜矣，此亦侈望。然郊娜定鼎，卜世卜年，已著其例。敬思自古以来，未有一家恒享昊命而不变者，此意恒存于心而不敢言。兹予以难期八十有六岁之侈望，而得符望传位授权，实赖鸿眷，或者侈望我大清得享号二十有五之数，亦可俯赐符愿乎。夫卜世卜年固在人，而赐世赐年则在天，叩天之佑，非敬天爱民别无道。”
这段发自内心的独白，反映了乾隆皇帝承认事物无不变化的历史观。乾隆通晓中国历史，看到历代王朝无一“恒享昊命而不变者”，多者二三百年，少者十几年或几十年，不是亡于峻法酷刑，就是在诸侯贵族割据混战中殒命，政权存在的长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由此得出了结论，偌大的清王朝能传二十五代之久，就算侈望，甚至可以说“实赖鸿眷”、天之“赐世赐年”了。
乾隆皇帝的历史观虽然不是唯物的，但他终究看到了历史的实际发展状况，而且能够承认这个现实，不再固守天命和万世不变的观点，确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也是乾隆经世之用思想在历史观上的表现，更突出地反映了乾隆德重宝轻的思想。
宝玺是皇帝权力的凭证，但这种凭证作用的大小不在宝玺本身，而在于皇帝的修养、道德和品质。不论是汉武、唐宗的盛世，还是元世祖、明太祖的雄才大略，都在于他们勤政治国的美德。乾隆皇帝引用唐梁肃对德与玺关系的论述，说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鼎之轻重，玺之去来，视德之高下，位之安危。”也就是说，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只有“日新厥德，居安虑危”，把国家的长治久安放在首位，才能更好地行使宝玺的凭证作用，并以此号令全国，此乃“德足宝重，而宝以愈重”。否则，皇帝宝玺再多也没有用。
清初几代皇帝都看到了这一点，注重勤政爱民，才出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稳定发展局面。清代中叶以后，由盛变衰，延至清末，统治者愈发昏庸，加之内忧外患，此起彼伏，皇位传至宣统帝溥仪时，清王朝终于被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所推翻，乾隆皇帝侈望传至二十五代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