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对视中的自由话语及其变迁
时间：2021-02-18 08:01: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对自由价值的追求都古已有之。不过，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自由主要是一种内在的自由，它的价值被严格限定在个人层面，而在西方，自由却主要是一种公共或政治层面的价值。近代以来，西方自由话语传入中国，不仅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自由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政治问题，而且成为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核心理念。当时，中国各种不同的思想派别诸如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基于其各自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立场，对西方的自由话语做出了回应。其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建构出了适合中国自身国情和时代要求的自由话语。回顾近代以来自由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与建构，讲好中国自身的自由观念，对我们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空间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近代化；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中圖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11-0022-09
作者简介：张 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胥 博，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北京 100091）
自由与民主、平等和公正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同时也是人们在日常的价值判断中运用最多的概念之一。然而，关于自由的内涵，人们往往莫衷一是，不仅官方迄今没有给出一种明确的界定或解释，而且学界的观点更是多种多样、充满争议。在当代中国，自由概念的这种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是西方话语植入中国文化土壤的产物。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一种比较文化的视角，对近代以来西方自由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自身自由话语的建构进行考察，以期从思想史的层面厘清中国自由概念的演进和发展，并由此为学界围绕如何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的讨论提供一种思想史的线索。
一、中西比较文化视野中的自由内涵
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之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对自由价值的追求都古已有之。胡适曾在名为《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中讲到，“自由”作为一种理想，“并不是外面来的，不是洋货，是中国古代就有的”《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2页。。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诸如“自得”、“自任”、“自适”等词汇，虽然从字面上说还不是“自由”，但已可谓是“自由”之先声。譬如，《孟子》中就讲到，“君子生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到了两汉时期，“自由”作为一个独立词汇正式出场。司马迁《史记》中有“言贫富自由，无予夺”的句子，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自由”一词。在东汉，赵歧注《孟子》，将“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哉”一句解为“今我居宾师之位进退自由，岂不绰绰然舒缓有余裕乎”。郑玄注《礼记》，也几次用到“自由”。比如，他将“帷薄之外不趋”一句解为“不见尊者，行自由，不为容也”，又将“请见不请退”一句解为“去止不敢自由”。
由此可见，“自由”一词的意思大致就是“由自”，即“自己作主”。总的来看，这也是它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基本含义。不过，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高度秩序化的人伦社会、礼法社会，“自己作主”的空间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以郑玄释“帷薄之外不趋”为例，有学者指出，“帷薄”实际上隐喻了礼仪制度之界限。一个人在“帷薄”之内，就意味着不与他人相关，也就是说，处于礼仪制度的范围之外，这个时候他是能够“行自由”的，即“自己作主”。但一旦逾出“帷薄”，他便进入到由礼仪制度所规定的高度复杂的人伦关系网中，这个时候他就不能“行自由”，否则“不为容也”。在这一意义上，“自由”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在人际之外、制度之外、规矩之外的自得自在”参见陈静《自由的含义：中文背景下的古今差别》，《哲学研究》2012年第11期。。因此，在传统的中文语境中，“自由”作为一种价值，是被严格限定在个人层面的，一旦涉及公共领域，便意味着违背礼仪法度，是受谴责的。譬如，司马炎就曾下诏，指责大臣王濬“忽弃明制，专擅自由”。至于个人层面的自由，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自由，更多是指一种无拘无束的内心状态，或者一种怡然自得、不徇流俗的品德境界，并由此为很多中国传统士人所向往。譬如，杜甫曾云，“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又云，“出门无所侍，徒步觉自由”。辛弃疾也有词曰：“浮云出处元无定，得似浮云也自由。”
在西方，自由同样是最古老的价值之一。雅典将军伯里克利曾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称赞雅典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47页。。不过，与自由在传统的中文语境中多指一种内在的自由不同，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自由主要表现为一种公共或政治层面的价值。当然，自邦雅曼·贡斯当以来，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西方文化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自由传统，一种是共和主义的，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的自由传统发端于古希腊的城邦实践。在古希腊，自由被当作一项基本的标准，用以区分政治与专制。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提出，“在主奴关系的统治以外，另有一类自由人对自由人之间的统治，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出身相同。这类治理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谓城邦政治家的治理体系（宪政）”[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7页。。在这里，“自由人”所享有的“自由”，主要指的是一种“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与政治上的奴役状态相对立的。它大致上有消极与积极两方面的含义。从消极方面说，一个人作为自由人或公民意味着他只服从于法律，而不处于统治者任何专断意志的支配之下，即他享有所谓的“无支配自由”（Free from Domination）。这也是晚近以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极力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复兴的一种自由内涵。从积极方面说，一个人作为自由人或公民，则意味着他享有在政治上不可剥夺的参与权以及无法回避的责任。用贡斯当的话说，这样一种自由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法] 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