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之探源与现实启示

摘要：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共“五一”号召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自身无法克服的不足，即，执政的国民党顽固推行独裁、垄断与内战政策，在野的共产党不懈追求并践行和平、民主主张和由此导致的各民主党派对国共两党本质的根本性认识的转变，以及各民主党派“第三条道路”的破产所致。忆过去，思未来。今日执政的中共，面对各民主党派成员的新变化，必须以史为鉴，加快我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巩固执政地位。

关键词：各民主党派； 中共“五一”口号； 民主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3-0048-04

解放战争经过两年的艰苦鏖战，中国社会“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分野已泾渭分明。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顺势而为，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俗称：“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１]“口号”一发布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一致响应。5月5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声明拥护中共“五一”口号，并盛赞“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２]同日，他们还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此后的2个月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演说，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这表明，我国各民主党派走上了离弃国民党、拥护中共、与中共“共策前进”之路。

一、 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社会历史缘由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政党创立之初都是以谋求国家政权为目的的，中国各民主党派也不例外。中国各民主党派也是为寻求异于国共两党的第三条道路而建立起来的，但历经抗日战争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多次较量，加上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统战策略的卓越成就和各民主党派成员的亲身经历与反复比较，最后各民主党派抛弃了“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共，采取了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民党政权顽固推行独裁、垄断与内战政策

评价一个政权还存不存在足够的合法性、还有没有存在的可能，关键的指标是民心向背，也就是老百姓还“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赞不赞成”。在政治学上这通常被认为是政党执政的核心资源。所以，自古至今，民心向背是一切夺取政权或保有政权者成败利钝的风向标。

抗战胜利本来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政权提供了较坚实的民心资源，老百姓心目中的国民党政府的形象因抗战绩效而大大提升。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积极备战，加紧了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国民政府“返都”南京前后，撕毁政协协议、取缔民盟的合法地位、召开“伪国大”和“行宪国大”，顽固坚持“一党独裁”、“一党专政”的制度，并连续制造了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沧白堂”、“较场口”、“下关惨案”、“六·一”大逮捕等反民主政治事件，其独裁面目暴露无遗。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顾老百姓呼吁和平的声音，悍然发动内战。各民主党派及其阶级（层）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也再次失去了和平发展的机会，已经饱受战火之苦、期盼过上和平安宁生活的全国百姓再度陷于战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希翼兑现的民主宪政也遭致流产。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假和平、真内战的政策，使其在中共和民主党派中的信誉丧失殆尽。无论多么强大的执政党，只要它一意孤行，践踏民意，违背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都必然会为人民所抛弃，使其执政合法性危机由潜在逐步发展成为现实。国民党因推行独裁、垄断、内战政策，一再失信于民，其因抗战绩效而积累起来的民心资源再度流失直至散落殆尽，使它失去了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民众的信任。在国民党内战颓势已现的形势下，中共适时发布的、本亦是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矢志追求之鹄的的民主建国行动纲领，自然也符合他们的心愿。所以，“五一”口号一发表就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议和赞誉，并在一致声明拥护之后，各民主党派还分别通电、致函，表达了各自的心意，故而在接到中共的诚邀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从各地纷赴东北、华北各解放区，筹备新政协会议。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与中共一道筹备新政协和筹建新中国，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民意基础的最后崩溃。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铁律。一个屡屡践踏民意的执政党最后导致了失政于民。这也是各民主党派当年离弃国民党政府、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给当今执政的中共所提供的历史教训。

其次，中共矢志追求并践行和平、民主主张

中共是一个以救民于水火、追求人民民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历来把满足广大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反对一党一派的独裁垄断为己任，主张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府，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践行自己的主张。虽然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也曾发生过侵害富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事件，一度把中间力量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排除在党的统一战线之外，但自瓦窑堡会议以来，中共就扭转了局面，一直将中间势力作为中国努力争取的对象，并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向他们宣讲了中共的政治、经济纲领和主张。中共要求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主张正契合了各民主党派的观点，得到了爱国的上层民主党派人士的认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统一战线工作者与各民主党派上层人士、上层工商业者和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的甚至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中共与国民党唇枪舌剑与真刀实枪的争斗中，各民主党派也见证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其中蕴藏的巨大能量，消除了原来对中共政策及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诸多误解。中共党内和人民军队中充分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得到了一切与中共有过交往的广大民众、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明绅士乃至敌人营垒中的左派人士的赞誉。中共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一次次原则性与策略性的让步，使各民主党派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共民主、和平诚意。他们开始理解并接受中共的某些主张，逐步扩大共识，同情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处境。经过一系列事件的教育、感化，各民主党派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与内战政策，更清楚地了解了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建国主张，因而大大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在民主党派人士寄希望于国共和谈、希冀通过他们的调和缓解国共紧张关系以维持来之不易的国内和平局面之梦想破灭后，各民主党派积极投身到了反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中去。而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就预示着各民主党派对中共军事行动的理解和支持。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上层人士通过多次接触和交流，不断加深双方的认识，巩固合作基础，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信任和支持。虽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中期甚至在解放战争前中期，各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之间仍持中立立场，但最后还是抛弃了“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站在了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阵线中来。这个过程正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了解民情、顺应民意、赢得民心、最终赢得政权的历程。民主党派在自己的长期政治实践中认识到“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３]所以最终接受了中共的和平、民主主张。

再次，各民主党派认识的转变及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各民主党派本希望在中国嫁接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企图通过党派理论的竞争和参政比例的渐次增加而非阶级斗争之途，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使旧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之路，达到民富国强之目的。因此，各民主党派尽管声称采取“中间立场”，但它终究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由于没有完全看清国民党政权独裁专制的真实面目，起初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幻想，大多数情况下都存在着事实上偏袒执政党疏远革命党的倾向，企图通过参与国民党政权把国民政府逐渐改造成为阶级联盟的政权。也正如此，导致各民主党派的反对独裁、主张宪政的实践既不坚决又时常受挫。

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开始认识蒋介石政权假和平、真内战的实质，不再偏袒蒋介石政府，不再帮着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共，他们一些人在解放战争中保持了中立或者同情革命。直到经历了一系列惨案后，各民主党派才真正体认到国民党政权的血腥统治，初步认识到中间路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举步维艰，很多民主党派上层人士开始了思想上的大转变：民建常务理事、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章乃器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主张的意见；罗隆基在国民党的所谓“新政府”成立不久即到南京中央大学公开发表反“新政府”的演说；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开始改变对时局的看法，自认为有修改自己观点之必要。一些人采取了为中共的革命事业效力的立场，加入了中共反内战的人民阵线，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了反对美蒋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人士采取与中共一致的立场，愿意接受中共的领导，并最终选择了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的革命道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相呼应，民盟表示“绝不参加‘一党国大’”，[４]保持了民主党派高尚的政治节操。它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大部分人已开始靠拢中共。

在与中共党人长期亲密合作中，民主党派上层也直接见证了中共领导人杰出的政治才能，从中共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黄炎培、冷遹、褚辅成、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等6位民主党派人士兼国民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 7天延安之行所见所闻，已经让他们对中共党人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襟怀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感佩之至，亦为延安人民的精神风貌、社会风气以及各行各业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所折服。黄炎培感佩之余，还专门写了《延安归来》一书，把真理和事实昭告天下，使蒋介石集团妖魔化中共的谰言不攻自破。黄炎培作为“民盟”和“民建”两大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其言论不仅在各民主党派中具有影响力，也颇具权威性与代表性。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对中共党人认识根本性转变的开始。

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虽然都有各自的政纲，但都大同小异，普遍主张反帝反封建，以和平、民主、独立为建国理念。这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一致，是与中共存在最大共识的地方，也是各民主党派后来得以接受中共“五一口号”、走上联合建国道路的政治基础。抗战时期，各民主党派抗日、宪政的正义主张，正好与中共抗日、民主的主张相吻合，反映出双方相同的爱国情怀和政治诉求，把双方引向联合抗日、遏制独裁的共同目标。解放战争时期，维护和平、推行宪政的一致呼声最后引导双方密切配合、相互支持。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共的指示，组织反蒋武装，搜集军事情报，开展军事策反，配合解放军胜利作战等方面成绩卓著。在曲折的革命历程中双方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因此，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这次行动成为各民主党派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它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接受中共领导的政治立场。年底，各民主党派代表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等55位民主人士历经艰险，到达解放区，并于1949年1月22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要求彻底廓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名副其实的和平与民主，第一次公开宣告，“愿以至诚”拥护和接受中共领导，并愿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与中共“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５]

此外，各民主党派没能认识到其阶级（层）基础的重要性，因而没能真正代表本阶级（层）的根本利益；他们在为自己政党的纲领而努力奋斗的同时，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所代表的阶级（层），没有真正实现本阶级（层）的利益，因而未能夯实本党坚实的阶级（层）基础，缺乏强有力的阶级（层）基础作后盾，导致各民主党派自身发展受到限制，力量十分弱小，在当时反动势力十分强大而光靠本政党成员的力量没能独立承担起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因而，在主要依靠“君子式”的理论较量与逐步增加参政力度的诉求失败后，各民主党派最终选择了中共。

由此观之，是国民党、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三者的历史运动轨迹形成的历史合力最终把各民主党派推向了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接受中共领导、在新中国参政议政的历史舞台。

二、 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与中共渡过了1949－1956年的“蜜月期”，这是中共全面执政以来与民主党派合作得最好的时期。之后经历了1957年“反右”和“文革”的磨难，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在磨难中坚持自己的选择不放弃。“文革”结束后，尽管民主党派人士仍心有余悸，但双方关系一仍其旧，再度开启了合作共事、民主协商的新局面。在1989年中共制定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后不久，“多党合作制”载入宪法，标志着“多党合作”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以最高法律形式确立了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地位。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６]肯定各民主党派享有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思想上自由的权利。这可谓是经历了一个曲径通幽的过程。

在经历了又一个30年的磨合后，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进一步改善。从2007年11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首份《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可以看出，经过58年的发展，各民主党派成员有了很大发展，由建国初的不到1.3万人[７]发展到了目前的70多万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不断增多，“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17.7万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截至2006年底，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3.1万人”，“2007年，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2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科技部、卫生部部长职务”，[８]我国多党合作、民主协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概括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被列在首位。

在目前我国基本和谐的党际关系格局下，各民主党派成员思想状况总体上依然是稳定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能够拥护中共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共在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有关方针政策，拥护国内基本政治制度，积极履行职能，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成员中已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和我国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空前发展，各民主党派成员队伍在快速发展壮大的同时，成员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95％以上的成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入民主党派组织的，[９]而1990年代及以后加入民主党派的成员占到总数的79％，[１０]中青年已成为民主党派的骨干力量。他们总体知识层次、综合素质较高，多数成员长期从事专业工作。一方面，与老一代相比，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民主意识、政党意识都更强，对于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期望值更高，要求加大民主参与的力度，要求加强政党形态，体现政党功能；希望增加参政议政的内容，拓宽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渠道；希望新闻媒体更多地反映民主党派的声音和活动，宣传参政党的价值和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时期对国家前途的艰难探索历程，更没有政治道路选择过程中的痛苦磨练，当然也就没有他们的前辈那样对中共坚定的政治认同，缺少多党合作的经历和历史选择的记忆，对中共统一战线理论缺乏基本的认识和必要的理解。加上部分成员受英美式西方民主的诱惑和西方敌对势力“西化”以及网民各种煽动性言论的影响。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新民主党派成员思想上常常感到困惑，一些新民主党派成员对我国民主政治的现状不太满意，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政党制度产生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而且民主党派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部分新民主党派成员对中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认同潜伏着不确定性。一些来自新阶层的党派成员对其政治地位“心理不平衡，不适应，不理解，从而感到迷惘、疑虑，甚至产生浮躁、偏激情绪”。[１１]据有关问卷调查，55岁以下（含55岁）的民主党派成员中，有39.8％的人并不认同“多党合作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有19％的人认为多党合作制不太适合我国的国情，有31％的人对于我国宪法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信心不足，有40.9％的人认为“多党合作制也许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但以后会怎么样，很难说”。[１２]

针对各民主党派的上述新变化新要求，执政的中共必须作出积极思考和应对，把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扩大人民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课题。“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１３]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１４]随着我国民主进程的深入推进，2005年10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政府文告。而党的十七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１５]这一切无不表明，中共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加强烈的紧迫感，显示了中共对民主的重视度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坚强决心。众所周知，实现国内民主原本就是中共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很重要的目标之一。在民主革命伊始中共就高擎民主的大旗，代表中国民众向“政党独裁、主义独裁、领袖独裁”争要民主，呼吁“结束党治，实行人民普选，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１６]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以其民主作风赢得了广大民众和各民主党派的认同，从而把各民主党派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共拥有了在国内推行民主政治的强固基础，也为中共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提供了物质资源、精神资源。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在新中国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相比较，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滞后。新生代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广大民众对此都心存不满，感到忧虑和迷惘，甚至出现了上述对坚持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长期性持怀疑态度的高比例倾向。对民主党派的凝聚力取决于民主党派的政治认同。而民主党派特别是新生代的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基础已经发生了前述的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基于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经济基础、国际环境等非政治困境所带来的，恰恰相反，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中共领导下的政治民主化程度趋缓，而各民主党派新成员的政党意思趋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广度和深度要求日趋加大，执政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吁求不能妥善解答所引起的。为了避免亡党危机和政治性灾难、永固中共的执政地位、达致民主政治理想的完全实现，中共必须深刻反思并全面剖析建国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滞后的原因，让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众洞察其间原委，同时集思广益，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促进我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多党合作。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多党合作的生命。”[１７]

我国政治的民主化水平是衡量中共执政能力与生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持续紧迫的努力与清醒。不争辩或假装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完美无缺、大功告成，那只是掩耳盗铃的劣技。国民党在大陆丧失政权的前车之鉴必须吸取，中共赢得政权的历史经验需要温故才能知新。作为一贯倡导并追求民主的中共，而且已执政近60年的执政党必须认真检视与反思，甩掉历史包袱，扣应中国现代化进程，扣应世界文明的主流方向，苦练内功，在不断满足和解决新民主党派人士和广大民众日益强烈的民主诉求中完善自我，在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博弈中达成更多更深层次的共识，才能增强新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认同，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巩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否则任何外在的努力都是徒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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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郑宪.中国民主党派建设理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１１]安徽省委统战部课题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对策研究[J].安徽统一战线，2003(增刊).

[１３][16]社论.重申和重温中共的民主追求[N].中国治理.国家治理.民主政治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N].南方都市报.2005-10-21.

[１４]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１５]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１７]罗振建.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历史启示[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2）.

责任编辑 杨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