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画书里的文化表达
时间：2021-02-24 08:00:3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书籍，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成人书如此，儿童读物亦如此，图画书也不例外。
而说到文化，则是内涵非常广泛的一个词。
小时候，我常听那些老伯伯、老奶奶很谦虚地说：“我没什么文化。文化只和文化人有关，我是大老粗，懂什么文化呢？文化和我不搭界。”其实，长大了才发现，就是在老伯伯、老奶奶这样的一番言语中，已经透出了他们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表达。
不管一个人的学问高低、年岁大小、阶层属性，文化都会和他的一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生下来的那一刻，首先接生方式与养育方式就无不浸透了文化表达，我们接受的就是生育文化的洗礼。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与生俱来地就会受到家庭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母语文化、国家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或彼此交融、或彼此对立，形成了世界上最旖旎的、各具特色的文化风景。
就算是一个不认字的人，他的饮食、服饰、生产、生活、居住、思维、语言都会烙印上自己也许没有感觉到的文化表达。于是，他无论身处何方，用不着讲话，一举手、一投足，我们就已经洞见他所拥有的文化了。当然，随着一个人见识的增多、学问的深厚，文化附加的含义就越来越深远。
文化是我们很难摆脱的人类标记，尽管很多人身无羁绊，或者怀抱追求和理想，渴望世界大同的愿景，但是，在人类目前的视野里，都无一例外地逃离不了文化的烙印。于是，制约和被制约，入侵和被入侵，改变和被改变，渗透和被渗透，删除和被删除，记忆和被记忆，时时刻刻都在这个世界上演着。文化可以彼此交流和交融，也可以彼此冲撞和冲突，甚至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争斗和战争。
21世纪，世界就像一个地球村，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是一部分人的理想。但是，一体化并非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它限制了民族自我的成长空间，它弱化了民族情感与民族差异的内在活力，激化了那些不愿意修改文化符号的民族与国家的不满情绪。于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极力地去民族化，想更彻底地融入世界的同一文化;有些人在极端地民族化，更坚决地维护自身文化的纯粹性;也有人在吸收不同文化的养分，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又要到哪去。
我们在此不谈论孰是孰非，只是用这样的现象去揭示：文化从来不是一件小事情，它关乎着一个民族、一个人的命运将去往何方。
而作为人类文化载体的书籍，本身就具有文化表达、文化传播的功能。它引领着阅读，引领着人们游向人类文化的海洋。
图画书作为儿童读物的一种形式，越来越多地被中国家庭所接受，图画书里无论是绘画表达还是故事内容都不可避免地投射出文化与精神的力量，其中的儿童观、教育观、世界观、价值观更令读者在欣赏作品之余，回味无穷。
无论哪个国家的图画书，无不潜藏和投射了其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
也许你会问，儿童读物里更多是小动物的故事，难道一只法国母鸡与一只中国母鸡会有什么不同吗？假如你看过法国图画书《不一样的卡梅拉》和中国图画书《痴鸡》，你就会了解文化是怎样在图画书中留下了如此不同的痕迹。
即便是动物，在图画书的角色扮演中，它们承载了各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就连动物的表情、绘画的线条、色彩语言都是不一样的。于是，故事的绘画语言和故事里的人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与表达。
中国的图画书历史并非从20世纪末才开始，这方面的历史研究由于缺乏系统和专业的梳理至今没有发现清晰、完整的记录。
我们知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版画即有款刻年月的，是举世闻名的“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的卷首图，根据题记显示，它作于公元868年。随着出土文物的现身，四川成都唐墓出土的“至德本”版画，比“咸通本”又早了约百年。
版画作为中国书籍插图的历史，比中国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油画等其他材质创作的插图要早得多。
唐代《金刚经》扉页的《说法图》，是技工根据画家的画稿刻印的版画，那时还没有创作版画，画家还没有亲自刻印。唐、五代时期的版画古朴俊秀，宋元时期佛教版画盛行，体韵遒劲，那时出版业发达，书籍的插画里佛像、山水、科技工艺、文艺插图各具特色。宋朝时期商业发达，印刷业已经开始采用铜版印刷，印制钞票和钱币。元代的平话刻本是连环画的前身。到了辽代，我国出现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画《南无释迦牟尼佛像》，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令世人惊艳。明清时期，戏曲小说的版画插图优雅成熟，中国版画插图达到高峰时期，各个艺术流派百花齐放。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先生的积极推动和倡导下，版画作为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开始出现在中国。
那么中国图画书到底于何时出现？是否存在过运用版画手法插图的儿童书籍？这还有待中国专家的进一步挖掘研究和考察。
中国散文家黄裳先生，曾经在他的《插图的故事》里提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命臣子绘制《农业艰难图》《古孝行图》的画册给太子兄弟看，这是中国孩子们看到的最早的图画书吗？它比公认的1658年欧洲最早的带插图的儿童书《世界图绘》早了两三百年。
《养正图解》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作品，全书60个故事，60幅张绘画插图，文图相配，彼此呼应。绘图者是当时著名的白描画家丁云鹏，这部作品是当时新安派的版画初期的代表作。万历年间从1573—1620年，共48年，是明代历时最长的皇帝年号。这一时期是唐、宋之后兴盛的中原王朝统治时期，也是手工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出版业兴盛，艺术插图在那一时期出现如此成熟的作品绝非偶然。
再说清代孙温所绘的《红楼梦》绢本图册，绝对令今日图画书汗颜。全册目前发现的只有230幅，其中遗失的至少有十幅。作品精细描绘了3000多个各具表情和姿态的人物形象和建筑场景，全书大气恢宏，精工细腻，色彩浓郁润泽、光华灿烂，整个作品表现力丰富，情节引人入胜，构图凝练集中，节奏明快。画面按原著的时空节奏推进，每幅画上的毛笔楷书签条与所绘故事情节吻合，简洁地注明了图画的内容，起到故事注解的作用。这部大作共二十四册，是系列作品，横765毫米，高433毫米，裝帧为推蓬装。根据史学家考证，这部作品是依据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由程伟原、高鹗作序、翠文书屋木活字刊印120回本《红楼梦》绘制的。
从画款上的信息得知，这举世罕见的全本《红楼梦》图画书成书于1867—1903年，孙温从36岁开始绘画这部作品，漫漫日月，皎皎星辰，往来寒暑35载，他用一生绘制了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作。
孙温的这一作品比伦道夫·凯迪克1878年所画的《约翰·吉卜林的故事》早了10年。
凯迪克所画的那部作品中的骑马的约翰，成为今天美国凯迪克图画书奖的标志。但孙温，有多少中国读者知道他的名字呢？
沧海桑田，时光流转，中国图画书曾有的繁华湮没在内外征战和各种政治浪潮的动荡中，不仅不被世界人民所知道，甚至连中国人自己都几乎闻所未闻。
当今天我们拿起笔，给孩子们写下、画下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其实就是把我们所经历的、孩子们自己经历的一切，用图画书艺术的形式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用中国图画书去告诉孩子，我们的色彩、我们的线条也很独特，我们讲故事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我们看世界有自己的视角，我们不必非要用外国模式讲中国的故事，也没必要在图画书的创作上仅仅模仿外国的手法，忘記了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表达方式、自己的色彩温度、自己的语言习惯。
人生因故事而精彩，文化因故事而传承。
我们的故事里有我们独特的文化，蕴含了我们独特的思维方式，而我们的文化是需要让我们的孩子了解并习得的。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给孩子建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当有一天，孩子离家走得很远很远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精神家园就是他们手中的地图，有了这样的地图，孩子走得再远，也能找到回家的路，也能知道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
令人欣喜的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画家、编辑、出版家在为孩子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翻土播种、插柳栽花。在获得鲜活、灵动、真率的文化表达时，我们既可以触摸来自远古的文化烙印，也可以感受来自当下的新鲜的艺术律动。原创图画书的创作者们运用丰富的手法呈现着东方美学的魅力，传递着中国的文化精粹。
时至今日，在互联网和电子书日益占据、分割阅读市场的境况下，中国原创作品像古井一样，自守着丰沛的泉水，默默无言。市场的莫测、审美的变化、读者的接纳都在考验着它的生存和前景。很多作品都是在大量读者读到它的时候，其中的甘美，治愈心灵的能量才为人所发现。所以我豁然明了为什么在很多次的讲座中遇到的读者会惊讶地说：“我们看了那么多海外引进的图画书，这才刚发现中国自己的图画书原来这样精美，孩子其实更喜欢这些作品，因为离我们生活更近，确实是更读得懂的。”读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孩子在文化与精神上的积累，于是突破单一的阅读模式，开始多元化地为孩子选书。这样无论是孩子还是选书的父母，阅读视野都更为开阔。
12年来，我和我的工作室的画家、图书设计师一起创作了大量的儿童图画书作品。从新生儿视觉绘本，到幼童成长绘本，从诗歌童谣绘本，到中国水墨技法的汉字绘本，从自然科普动物绘本到24节气的旅行绘本……我们不断探索和实践，总想挖掘更广阔的创作题材，用思想和艺术搭建文化的阶梯，让孩子们走在上面，看见更远的风景。
愿我们一起描绘独特的文化表达。
愿孩子们拥有他们喜爱的图画书。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儿童文学作家、心理咨询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