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女性形象探析
时间：2021-02-27 07:52: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以细腻的笔法深入女性内心深处，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作品中众多女性与生存环境的探析，展现其别样的悲剧生活境遇和命运图景，从而感悟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
【关键词】 女性形象;生活境遇;悲剧命运
白先勇的《台北人》，作为当代杰出的华语小说作品，以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一批大陆上流社会人物来到台湾后的生活情景。作者将小说集命名《台北人》，寓意非凡，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群客居的“台北人”悲怆失望的心境与命运，表现出一种“今不如昔”“前景迷茫”的感伤意味。
一、命运的无奈选择和失败抗争
《永远的尹雪艳》，作为开篇之作，表现了《台北人》这部小说集的总体价值取向。尹雪艳作为嫁入上流社会风尘女子，其容颜似乎永不衰老，总以“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示人，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也正因如此，她从来不必为生活而苦恼，自始至终都有各色男人为其豪掷钱财，甚至抛妻弃子。这一个个为她争斗、与她结合的王贵生、洪处长、徐壮图们，最终都落得“轻者家败、重者人亡”的下场。她好比破坏家庭的“红颜祸水”，却如“冰雪化成的精灵”，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总也不老”;也超脱了空间的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 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有“ 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随风飘荡”，“踏着她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1]尹雪艳依靠男性，不带真情地一步步走入上层社会，金钱、名誉、地位一步步抬升，但与她结合的人都最终走向败亡，这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同时，她自身也成为这种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自始至终都无法获得男性的同等地位，找到女性真正的价值，这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无奈的命运。一个个家庭的兴盛衰亡都是命中注定，即使百般摆脱命运捉弄，与命运抗争，终究归于失败。因此她就如幽灵一般，以一种冥冥之中的强大力量告诉我们：唯有命运才是真正的永恒，人们所热切追求的欲望、名誉、地位、金钱不过是过眼浮云，从而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悲剧基调。
与此类似，《游园惊梦》中嫁入豪门的钱夫人，年轻时一曲《游园惊梦》在唱红秦淮两岸的同时，也获得物质上的荣华富贵，成为将军夫人。但十几年过去，荣华富贵不再，与钱将军参谋郑彦青的一时偷欢，留下的却是难以平复的心灵痛楚，生活渐入平淡。
面对着这种男权社会和锦衣玉食，女性别无选择，只能尽力依附男性，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却难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这实为一种人生的无奈之举，充满了人世的沧桑和悲凉。
二、爱情的美好憧憬与现实迷失
《一把青》里的朱青，在经历了丈夫和情人惨死之后，实现了由青涩到成熟的蜕变。她渴望拥有美满的爱情和婚姻，过上平淡安宁的生活。但战乱频仍，丈夫郭轸坠机身亡，朱青失态狂奔，痴痴不语，日渐消瘦，灵魂也似乎死掉了一样：“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我还有知觉呢！”[2]情人小顾的出事再一次显示了命运对朱青的捉弄，但她却“有说有笑”打起麻将来，和那些“经历了一番历练”的空军太太们一样。她独立操办了小顾的丧事，却再也没有曾经的失态和无言。作者通过朱青的前后对比，让人们在强烈的反差中感受生活和命运的压榨、战争对人性以及情感的摧残，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阴影，揭示了人生的苍凉和无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朱青隐忍存活，表达了对命运的无形抗争，显示出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正如王达敏所说：“人在无可反抗、反抗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中，关爱生命，保全生命，或者说，在不参与直接反抗的状态中隐忍地抵抗而‘活着’，恰恰是最人性、最人道的表现。”[3]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红舞女金大班，年轻时与月如相爱，却因身份悬殊而惨淡收场。舞女的身份让她失去了传统婚姻带来的幸福，但不能驱除她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中年的金大班，依旧内心苦楚，最终她体会到命运的不可抗拒：“一个人的生命总是表现为一种失败，他做不到他要做的事情，行动是徒劳的，希望必然成为失望。”[4]虽然再次遇到痴心于她的秦雄，却迫于生计，放弃了深爱，投入了有点根基的陈发荣怀里。自此她向时间和金钱低头，失去对爱情的坚守和对命运的抗争，曾经的不齿如今成为炫耀的资本，归于现实，但这种现实，又能持续多久呢，我们应当引以思考。
三、生存的苦苦挣扎和孤注一掷
除了前面那些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女性人物，在《台北人》中还有一批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女性形象，如《孤恋花》中的娟娟、五宝等。娟娟的母亲是一个疯子，被父亲锁在猪栏里。娟娟被父亲强奸，沉重的耻辱感让她成为陪酒女。她遭受了嫖客们毫无人性的虐待之后，又染上毒瘾，在杀死柯老雄后精神失常，关进了疯人院。面对命运的摧残，娟娟不断堕落、无法自拔，只剩下软弱和空虚的内心，悲苦和苍凉的心境。她以虚无悲观的情绪对待现实，彻底放弃自我保护和自主努力，孤注一掷地走向毁灭，以一种绝境中的妥协和堕落表达对命运的不满与怀疑。在这里，作者通过对妓女的悲惨境遇，生动刻画来控诉丑恶的娼妓制度，以期唤醒大众良知，呼唤女性自尊、自立、自强、自爱。[5]
综上所述，《台北人》这部小说集深刻地反映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悲剧，再现了女性悲剧的生活境遇和命运图景：各社会阶层、各行业的女性或为生计、或为爱情寻找自身的价值和梦想，但终以无法掌控命运、沉沦麻木甚至自我放逐堕落而结束，无法在现实和心灵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表现出對世事变迁的无奈和命运的永恒，从而奠定了《台北人》这部小说集整体的悲剧意蕴。
四、女性悲剧命运探析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受作者幼时患病、母亲去世、个人经历及佛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影响很大，《台北人》中女性的悲剧命运充分展现了作者对人生和命运的深刻体味。它融入了“台北人”的思乡和怀旧之情。岁月匆匆，过去已成虚幻，“这群‘台北人’，因失去过去而怀旧，因失去原‘根’而思乡，境遇的改变，自我又不能解脱，因而常常陷入苦恼、空虚甚至绝望的境地，结局都十分凄惨”，[6]因此《台北人》中描述的众多女性悲剧命运，可谓是“台北人”生活情景的一种生动缩影，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历史沧桑感。
另外从作品本身而言，众多女性之中，物质生活殷实的女性为爱情而拼搏，生活境遇困窘的女性为生存而奔波，但无论是社会上层的贵妇，还是社会底层的娼妓，在特定社会和时代背景以及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其实她们的地位不高，承受着肉体与精神双重摧残，都在与命运无形地抗争着，试图寻求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梦想，却终究敌不过命运的安排。她们只能在爱情的世界里痛楚迷茫，在现实的生活中麻木堕落。正如吴爱萍所言：“《台北人》中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女性形象， 都脱离不了不平等于男性的“他者” 境况。”[7]女性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年华逝去及社会地位没落中，展现自己的人世沧桑和痛楚无奈。
《台北人》，以众多女性对人世沧桑的痛楚无奈和对命运的无法掌控，生动再现了各阶层、各行业女性悲凉的生活境遇和命运图景，充满一股历史沧桑感、佛学意蕴及人道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1] 白先勇.台北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2] 白先勇.台北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3] 王达敏.论文学是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4] 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5] 杨若冰.白先勇小说中的人道主义女性意识[J].现代语文，2009（9）84.
[6] 孙俊琴.直取历史沧桑的人生真味——论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J].语文学刊，2003（2）25.
[7] 吴爱萍.男权社会的“他者”——也谈《台北人》中的女性形象[J].华文文学，2001（1）71.
[8] 任丽娜.《台北人》中女性形象研究[J].知与行，2017（11）150-155.
[9] 赵东蕾.论《台北人》女性形象的悲剧性[J].文学评论，2011（4）.
[10] 张建航.女性命运的凄婉悲歌——白先勇小说女性形象简论[J].郑州大學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11] 尤妤冠.白先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书写[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10）.
【作者简介】
胡明龙（1988—）男，江西瑞昌人，硕士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助教，主要从事中文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