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与现代中国精神谱系
时间：2021-02-27 07:56: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编者按]
80年代，杨义先生曾以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而一举闻名，学界称之。进入90年代以来，杨义转而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古典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一系列成果。现在，他又将目光重新转向自己的学术策源地——中国现代文学，着重于中国古今文学的整体性、主体性和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性研究。《中国新文学与现代中国精神谱系》一文，便是他重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这篇文章实际是他为其新版《中国新文学图志》所作的“新序”和各单元所作的“小序”的汇编。此文写作历时九个月，五万余字，可谓是作者书于图侧，独立成篇的史论佳构，16篇小序连起来，虽不配图，也俨然是一部别具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小史，以“图说”而具现场感，因“悟性”而见史识，体现了作者对中华民族精神历程与现代文学关系的深刻思考，本刊特予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这部以新的面目向读者呈请教正的书，1993年在中日学者合作中完成初稿，1995年元月在台北取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初版，1996年8月补写四节后在北京改名《中国新文学图志》出版，在不到一年半内印行三版两万套。十几年后今日，我们开始了这部图志“三级跳”中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三跳，重新以科技手段制图，包括增加一些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文学田野调查所拍摄和搜集的图；同时把全书划分为16个单元，精心增写了16篇5万字的“小序”，对现代文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属于新世纪的深入的学理性阐释。当“小序”的学理阐发，与原来的109篇文字，以及重新配置制作的图形成多维的互文系统之时，可以说这已经是处在新的学术境界追求上的著作了。
回顾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图与史的因缘颇带戏剧性。文学史写作者中，鲁迅对图的兴趣甚浓，眼光独到，并且编辑过不少图集，包括与郑振铎合编的图集。这体现了中国学者独特的诗、书、画情怀。正是感染了这种深湛而多滋味的人文情怀，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编撰《文学大纲》的时候，就热心于配图，30年代撰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用和“文学史”同样大的字体标示“插图本”，开拓了文学史写作“图文并茂”的结构形式。唐弢写《书话》，提高了文字表述的情致，而且对书的封面装帧也有精彩的议论，但插图限于书影。前辈富有人文情怀的学人，已经开拓了文学史的图志写作方式的诸多因素，进一步的创造在于使这些图录、人物像、书影、文字情致等多种因素，甚至还可以拓展到文人诗意画、书刊插图、书法、印章、文物、年画、剪纸、实景照片、外国相关插图等等图画样式，把它们融汇成为一个多维的互动互释的互文性系统，融汇成具有生命情趣和人文意味的意义共同体。这种互文性的意义共同体，就是“文学图志”。
“文学图志”以一个新的术语、新的关键词，牵引着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形态。它以《中国新文学图志》作了大概有些“开风气”之价值的尝试，引发了其后林林总总的以图释史的文学文化史写作的潮流，但它绝不是所谓“读图时代”的随风转舵的赶时髦，而是长期深入文学史存在的现场，进行呕心沥血、又心旷神怡的临场感受和意义开发的结果。它的关键性的学理，就是与情趣鲜活的读者一道“意义互参，现场共享”。这是需要悟性投入的，互参共享，由悟而生，非悟即隔。当众多的文学史深浅不一地演绎着“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思想性”、“作品艺术性”、“历史渊源及后世影响”等五段式体制的时候，文学图志的出现，使人隐隐感觉到文学史写作中一种新的观念和方法浮出水面。首先要“更新观念”，把图书馆、博物馆和田野调查采集到的图，当做蕴涵着丰富的信息量的文学史原始材料来看待，如文学文献学一样，把文学图志学当成专家之学去下一番功夫。这就开辟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巨大的文本领域，拓展了文学史对象的文本涵量和深度。其次是在选图用图中“把握情境”。因为图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以其构图、线条、色彩、情调及其表达的文化情境来呈现的“超语言”。这种“超语言”的特点是它的直观性、暗示性和进行阐释的丰富的可能性。这就考验着配置图文的恰当程度，要使图的使用恰得其所、尽其功能，能够开口说话，而且说出一般的文字表达难以说透的话。这就是文学图志学中的“立象尽意”，使图像与文字叙述形成浑然一体的文学史语境。再者是在撰文释图中“开发互文”。图与文两个系统，既是独立的，又是互动的。独立时要把各自的意义讲深讲透，互动时要把相互的对话讲活讲精彩。图与文一样也要有必要的考证，必要的解读，但也可以三言两语，画龙点睛，涉笔成趣。在此基础上启动图文间的互文性机制，文是唐吉诃德，跃马挥戈于前，图是桑乔，评点逗趣于侧。以文引导图进入文学史的思潮、流派、社团、报刊、主题、文体、语言形式的脉络之中，又以处在文学史脉络中的图强化重点、展示现场、再现载体、披露奥秘、点染情趣，从而在图与文的互动互释互补中，敞开文学史存在的空间，深化文学史解释的意义，提升文学史表达的魅力。
不难设想，这样的文学史形态由于组合了文与图两个互文性系统，也就使它的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发散的，具有丰富的维度和深刻的动态的。这就是为何我们描述它较之图文并茂的一般“插图本”文学史更进一层的特点时，用了这么四句话：“以史带图，由图出史，图史互动，图文并茂。”带、出、动、茂四个动词，关键在于“图史互动”中那个富有生命感的“动”字。一动就活，就能出入自如，入乎其里而观其奥秘，出乎其表而见其精神。也许是由于“文学图志”具有这么一些别开生面之处吧，此书一出，在海内外吸引了众多的眼光，一些出国讲学的教授以此书为课本，一些外国博士一次购买此书四五本、或七八本，北京著名的中学有教师向学生推荐此书为参考读物，颇有几家报刊从此书中采图装饰版面。在中国，在日本，都曾为此书召开过座谈会或研讨会。前辈和同辈师友称此书“换一种眼光打量文学史”。尤令我们感动的是，胡绳先生把此书当做旅途中的读物，柯灵先生从上海打电话寻找此书，萧乾先生说此书是使他仿佛走进图书馆一排排尘封已久的书架前的“旷世奇书”。斯人远去，记此以寄遥思。
聊可告慰的是，我们对文学史形态和文学图志学的探索未尝止步。在把图志学大幅度地推向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同时，日文版《中国新文学图志》的翻译和更新图画的工程已经完工，即将出版。国内此书的新版，花了九个月的心血投入，增写了16篇“小序”。主笔者自1990年转向系统的古典文学研究，自此书以后虽然一如既往地把现代文学研究视为自己的学术策源地，但十几年的主要精力另有专注，已同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尚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也许距离能产生美感，看到远处星光灿烂，很是高兴，有时又看到远处乌烟瘴气，不乏感慨。感慨还在于，事物的情态常常跟人们开个玩笑，陷没其间，有时难睹庐山真面目，而走向新的综合的高地，反而可能赢得了距离所在，创造思维之空间存焉。
那么，高明的读者诸君，不妨把这16篇“小序”看做主笔者远征古典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十几年后，重新对其学术策源地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作“乡音未改鬓毛衰”的系统审视和反思好了。这些审视和反思，当然是以十几年前苦读数以千计的现代文学原版书刊作为底子，但也不排除这十几年贯通更为浩瀚的古典文学、古民族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获得新的学术理解能力的支撑点和超越性。这些审视和反思，因而不同程度地融合了对中华民族精神历程之整体性的文化哲学思考，融合了对建立现代大国的学术文化气象的内在诉求。到底做到何种地步，还需高明读者指教，但一加一再加一的学术积累过程，是不能简单地说它等于“三”就了事。对别人苦心钻研所得不做起码的领会，就说三道四，这乃是对知识的亵渎。需要交代的是，这16篇“小序”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理思考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大体划分，有七大问题：（一）文学所展示的晚清到民国年间精神史的谱系；（二）现代文学发生学与报刊（综合文化期刊、同人刊物、报纸副刊）、留学生运动、校园思潮之关系；（三）文学地理学题旨中的上海租界、海派与京派、文学群体流亡、文化中心聚散之考察；（四）社团流派与作家群体的人脉、学脉、文脉的承续分合；（五）文学与政治、与战争的深刻因缘，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的资源向政治审美学的转化；（六）现代文学之文体学研究的重要性，文体创新的外来动力和本土动力，以及强势文体形成的国情分析；（七）文学的完整生态的复杂性，以及雅俗文学在对峙中的互动互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