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乡：韦孟驰《甘蔗林》的经验书写

韦孟驰是广西本土80后小说家，他从大化山区走来，带着一身可贵的“土气”，进而走进南宁的城市生活中。韦孟驰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城与乡的观察写出了朴实而厚重的小说集《甘蔗林》（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甘蔗林》以饱满的“土气”讲述着进城者由乡入城、进入城市、由城返乡的个体经验世界，韦孟驰一边建构着一种经验的表述空间，一边用有感而发的细节承担起一个作家应有的现实责任。这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的视角、“乡下人”的立场、“乡下人”的经验。

一、乡土经验的表述

乡土记忆沉淀在小说集《甘蔗林》的字里行间，记忆构成了对乡音、乡情、乡俗最为真实的话语表达。韦孟驰执意在朴素的日出日落、田间野外、民风民情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记忆，这些散落在自然秩序中的符号表情诠释了自我与土地、自我与他者的现实观照。在当下市场经济已全方位蓬勃发展的现实语境下，乡村早已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它和城市是相关联的，是受其影响的。所以，当我们借助审视的眼光去看待乡村图景时，我们则会共识性地发现乡村逐渐丧失或者已经丧失了属于本真的家园化，乡土伦理已经遭遇到了现代化的冲击，也就是说在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中，乡村的物质形态和人文形态都已悄然而变，特别是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也已发生了偏移与转型。当乡村成为城市话语包围、冲击、吞噬下的猎物时，这种镜像的价值就在于构建了当下城乡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越来越趋同化的诉求，城市/乡村的时空距离并不能阻挡或者遮蔽二者已经越来越暧昧的模糊性。批评家张柠在论及乡土经验时曾指出“传统的农民精神，那些与土地、自然和血缘密切相关的和谐状态，转换成了市民精神”①，在我看来，他所指出的也就是当下城与乡已打破了固有的表征分界线，并已呈现出复杂的临近形态，甚至是二者纠缠在一起的暧昧。这归因于一点，城市化的发生在城市，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早已突破了城市的空间，应该说，这既是一种显在的现象，也是一种显在的事实。基于此点，当我打开《甘蔗林》时，我格外关注韦孟驰笔下的乡土情致，我发现在他的小说叙述中城乡经验的界限是清晰的是有层次感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韦孟驰把“乡下人”的认知观写得很干净。

先来看小说《一次远行》，它写初中同学小荷因男友背叛而辞掉工作返回家乡，“我”则是一直没有找到女朋友，双方家长都想用传统的包办婚姻的方式促成这桩婚事。“我”和小荷见面后既没有按照家长的想法去敦促对方，也没有确立自身认可的自由恋爱模式，而是单纯地约起去了一趟南宁。二人从城里回到家乡，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没有实现；这次相约进城，仅仅是想找个方式去散散心。小说写这样一对青年男女，彼此有好感也相互信任，但没有现实功利性的“远行”考验的正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他们的认知观，“我”面对喝醉的小荷都已经决定去买杜蕾斯，但最终经受住了良心的拷问。“我”虽然熟知城市丛林的生存法则，但“我”依旧以纯正纯朴的乡土情怀捍卫了自己作为“乡下人”的为人底线。笔者并非要拔高“乡下人”的道德，而是想表明我们在阅读中完全可以体会出韦孟驰的用意，他就是要写受乡土气息熏陶成长起来的“乡下人”，进城如同人生的一次考试，躯体进行了远行，但灵魂并没有走出乡土。小说中的“我”认为南宁是一座“灰色的城市”，这是用自己喜爱的车窗外的“芭蕉林”来比照南宁的，也是用心中结下的乡土情怀来比照城市的，“我”的心底带着一种干净的“忧郁”。在笔者看来，这篇小说的立意凸显了在“城与乡”的人生摇摆中，城市的街道、燈光、旅馆并没有改变“乡下人”的生活本真，甚至连裹挟着的狭隘视野都没有蜕变，还依旧带着农民意识，这都属于“乡下人”心灵深处的真实书写。“乡下人”固有的道德良知一如乡间的田埂、日出、山泉，其精神品格和人文信仰还是乡土的，看上去这与日益扩张的城市话语存在着隔膜和距离感，但彰显出纯粹的气息。

《六点钟来的女人》是一篇关于生存困境的追述。“我”是一个在读大学生，暑假回家帮母亲下地干活，小说中写到“我”过早失去了父亲，同时写到因为家乡盗贼兴起，母亲不得不把用来耕地的黄牛卖掉，“我”以一个知识者眼光目睹了家庭的不幸。当“我”重新回到一个农耕社会时，田间劳作便成为我审视乡土社会的一面镜子，母亲艰辛而偏执，但比“我”和母亲更不幸的是六点钟来借宿的祖孙二人，老女人步履蹒跚但还是要去探望被抓进看守所的儿子。小说继续追问的是老女人的儿子为什么进了看守所，而孩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她的爸爸因为偷牛贼嫁祸而被警察抓了。由此让我们看到，这篇小说追问的是乡村伦理的失序问题，如同人的贫病交加，乡土症候已非常明显，乡土命运同样令人担忧。在面对祖孙二人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时，作为知识者的“我”选择的是倾听，“我”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评价，也并没有给祖孙二人提供任何建议。小说安排了一个“我”看到的事实，也安排了一个“我”保持沉默无能为力的事实，面对熟悉的乡土遭遇的不幸，“我”其实是缺席的。《六点钟来的女人》叙述了一个沉重的乡村生活事实，它所写到的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落后的农耕世界，乡土伦理与乡村法制都面临着修补与救治。小说如此呈现乡土的经验与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家有根的人文关怀。

《春风沉醉的晚上》以一个聋哑姑娘的口吻写父母的逼婚，“我”虽为聋哑人，但看待这个世界还是清澈而明晰的，这其实构成了小说的悖论与反讽。这个故事蕴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家长专制和父亲骨子里的贪图享受遗留着传统乡村社会里的势利与迂腐，“我”的命运只能靠远离故土来完成。

在韦孟驰的笔下，乡土经验还和童年记忆有关。《饥饿的童年》写到九岁的“我”沉浸在充满乐趣的乡间田野上，和一群玩伴干农活、冒险、偷看人家野合，但在这些值得留恋的野性之外，童年给留下最深印象的还当属饥饿，饥饿构成了田间野外清晰的身体政治学，找牛耳朵、烤红薯、捉蚂蚱、烧田鼠，这些刻骨铭心的田间经历展示出“我”和“我”的同伴与土地勾连起来的整体记忆，为了摆脱饥饿，“我们”可以想出千奇百怪的探索方式，也可以为了保护庄稼而奋不顾身地去和陌生的牛相抗争。而在《飞鸟》中，父亲为了“我”去学校上学，不得不让成绩优秀的姐姐退学，懵懂的“我”还不知道珍惜求学的机会，姐姐十三岁却不得不嫁到山里去，飞鸟隐喻着可以飞出大山，而姐姐的理想却成了泡沫，父亲供“我”读书的目的也是希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飞鸟》写出了比饥饿更深重的不幸体验，改变命运不仅可以远离饥饿，还可以驰骋飞翔。因此，以此来看，韦孟驰的乡土书写并非为了呈现诗意的童年，而是为了再现苦难。当记忆与苦难相随，乡土轮廓才越发变得丰富起来。当然，这样的丰富也是干干净净的。

二、城中村：别样的城市经验

《甘蔗林》也写城市生活。如前面所谈到的《飞鸟》，每个山里面的孩子都渴望如飞鸟一般勇敢，城市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了飞鸟一种渴望，也给提供了飞翔的空间。城市的空间形态是敞开的，它对所有勇敢的飞鸟都乐于敞开胸怀。但是，城市的空间又是有层次的，有区别的，这就是城市美学中看似参差不齐但又合理存在的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的垂直分化涉及工作、收入、教育以及其他资源的差异，这些资源的差异反过来又影响人们选择在哪里生活和如何生活”②。韦孟驰的城市书写，他习惯性地将目光放到了城中村，他从未沉湎在南宁的都市情结中，朝阳广场、安吉站、青秀山都曾出现在小说中，但在他的小说中出现最多的城市空间，还是南宁的城中村。城中村的包容性在于它接纳享有城市资源偏少的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群，这个聚集而起的人群自然多为由乡入城者；它的延展性在于包容住在城中村里的人过往几乎所有的生活习性。所以，城中村是城市群环抱中的农村，城中村携带着乡土记忆，它隐匿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但它承担着外来人从乡村进入城市后不断加以缓冲、磨合的润滑剂式的责任，它的美学价值体现在嘈杂喧闹中栖息着平凡的梦想，它用一种应接不暇的陌生人的目光传递着可贵的追逐的憧憬。

《李壮的女人》写的就是城中村的男女青年的生活。刘小雨是李壮的女人，“我”和李壮是兄弟，因为刘小雨对李壮说“我”摸了她的胸，致使兄弟二人翻了脸。“我”除了上班，其他的生活都沉浸在阴暗、潮湿、喧闹的城中村的出租房内。在别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李壮身患绝症后选择了和刘小雨分手，而在临死前他把刘小雨托付给了“我”，这才使“我”和刘小雨有机会在城中村开始了二人世界的生活。他们各自租房各自安排起居，但有时又自然在一起吃饭、喝酒和做爱；他们逛完中山路美食街后回到城中村的住处，从沃尔玛超市买好生活用品后回到城中村的住处，二人在逼仄陌生的被现代性包围的城市村落中建构起诗意的乡土家园，因为这个家园保留了他们习惯的生活表情。即使二人在享受身体带来的快感时，他们还是不忘伦理拷问，也就是说城市生活并没有使得二人异化，这样的人生经历不属于城市中的爱情，属于城市中城中村的悲喜交加，在这样一个陌生的栖息的“故乡”，他们把内心的道德追问、情感体验不断位移到心底的故乡。在另一篇叫《甘蔗林》的小说中，马仔带“我”去嫖娼，所去之地显然也是城中村小巷中隐蔽的出租房；“我”和同事小树恋爱后选择了同居，为了避开同事们的眼光也只能搬家到房租便宜的出租房。城中村可以遮蔽丑陋，也可以温暖爱情，同样狭窄、破旧与素不相识也可以让人满怀理想，憧憬未来。城中村定位了进城者合乎自身的生活方式，在城中村“乡下人”还是乡下人，走出去了“乡下人”就变成了城里人，城中村给“乡下人”建构了真实的生存图景空间，完成了窘迫的身份转变。

韦孟驰写到城中村，这必然会激发我们去想到“底层”这个被讨论很长时间的话语单位。南帆曾指出“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③，可见底层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失语的境地，底层人的民生疾苦往往凸显出整体性的社会矛盾，当然也自然可以看到作家们流露出的生存关怀。如果把“被压抑的阶层”作为审视韦孟驰城市书写的立足点，那么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来自乡下的青年男女融入城市生活的困苦，但是与此同时，韦孟驰执意建构的城中村的表意空间却淡化了城市的分工差异和城乡人的身份差别，也可以说，韦孟驰并没有用悲悯情怀去书写底层人的诸多不幸，而是用所居住的空间范畴诠释了他对城市经验的另一种体察。比如同名单篇小说《甘蔗林》写出了蜗居在城中村的异乡人的经济拮据，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处境，但并没有把这个群体处理成集体失语的境地，在人格追求上在城市分工上，他们平等他们追求自身的价值，比如孙子为了印刷厂的订单可以选择在KTV里接受酒精的残酷考验，从生存的底线上，异乡者营造了属于自身的精神向度，他们把乡土气息里的不屈、坚韧和隐忍带到了城市的灯红酒绿中。城中村隐喻了一个在城市中分化出来的群体，隐喻了一个在生活方式、情感趋向上接近于乡土情怀的“缓冲空间”，所以，对于韦孟驰笔下的进城者来说，在他们眼里，城中村既是城市的，又是乡土的。

在《甘蔗林》里，嘈杂的街巷、阴暗的出租房、街面的快餐、房东不屑的眼光等等，这些存在于现代城市中但又与现代城市面孔相隔膜的一面恰好表明了韦孟驰关注视点的向下偏移。小说中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多在印刷厂、打印店、超市这些普通的岗位上上班，和这种职业产生关联的是，我觉得韦孟驰介入城市经验的写作是小心翼翼的，他的视角停留在“缓慢城市化”的缓冲地带，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城中村’整体视为‘缓慢城市化’的场域时，所隐含的意思是在这一空间当中生活的人，在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冲击时有一个缓冲的空间”④，他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多在缓冲的空间内出现，这是他介入城市经验的方式。因为城中村保留着“乡下人”的眼光和习惯，它和城市的距离感体现在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上，所以《甘蔗林》持有的底层立场试图营造城市异乡人的“家”的氛围，在我看来，这是韦孟驰书写城市经验富有意义的挑战，写底层并非一定用苦难当头，底层的日常起居都可以构成对城市经验的再现，进城者为生计奔波显露出来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化进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身份差别与精神向度的不同。在触摸城市生活的过程与方法上，韦孟驰的笔下赋予了另一种选择，比如进城者骑着电动车奔跑在大街上，在廉价的快餐店里咀嚼着米粉的味道，在充斥着陌生人的街巷里走回出租房，甚至带着喝醉的女友回到建政路便宜的宾馆住宿，这就是这些底层触摸城市的细节，然而细节折射出的则是面对生活的方式，这就是聚居在城中村群落中的日常肖像。

三、返乡：遭遇城市之后

孟繁华说“乡土中国对现代化的想象，就是到城里去”⑤，这就是说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承担的社会角色是符合整个社会发展诉求的，城市成为乡村想象未来的肖像，城里人成为乡下人想象未来的偶像，所以当城市的发展引领着社会的发展时，乡村的步调便呈现出与城市亦步亦趋的节奏。城市化不仅影响着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也同样影响着乡下人的生活方式。对于众多打工题材的底层叙事的作品来说，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进城者走进城市生活的艰辛、痛苦甚至是堕落，比如游离的《非个人史》，诗中写道“遗弃、绝望、乌托邦、它们/规范的称呼是：乡下、县城、省城/这几乎是我三十年的拉锯历程”；同样在宋晓贤《乘闷罐车回家》一诗中这样写“一颗牛头也曾在此处/张望过，说不出的苦闷/此刻，它躺在谁家的厩栏里/把一生所见咀嚼回想”，在笔者看来，打工诗歌的先锋性就在于它们写出了进城者徘徊在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中所承受的双重尴尬，比如在城里无法更好地安身立命，返乡同样很难找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当然，不管进城者在城市多么艰难，但返乡还是割舍不掉的情结。在小说集《甘蔗林》里，韦孟驰也写返乡体验。单篇小说《甘蔗林》写出了一种非常态的返乡体验，孙子从城里来开的是没有牌照的汽车，乡亲们都明白孙子在城里不务正业，韦孟驰写孙子这个年轻人和一般打工青年不一样，一般来说进城打工的年轻人返乡都带着成就感尊严感（比如进城有了物质收入，有了新的眼界），进城改写的是一个家庭的命运，寄托的也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但孙子背离了农民视野中的进城初衷，也背离了农民骨子里朴实厚重任劳任怨的精神品格。同时，孙子回乡把城市中的糟粕带回农村，他约马仔和“我”实施了一次绑架和抢劫，在发现被绑架的女性没钱时又试图进行强奸，韦孟驰在安排孙子要强暴被绑架女性念头的情节时插入了“我”和马仔对他的良心教育，让孙子良心发现。显然，作为一起成长起来的儿时兄弟，孙子的道德底线已经泯灭，虽然“我”和马仔也被迫参与了绑架事件，但是在看待孙子施暴的事情上，还是能够坚守住做人的底线的。孙子由城返乡做出的恶与暴，这种脱胎换骨式的伦理堕落反映出小说作者庄重的内省意識，韦孟驰站在现代社会人文品格与法制观念交汇点上去思考“在城”与“返乡”构成的张力，孙子如同一面恶的镜子，他照出了社会中存在的污秽，孙子的成长体验给了我们一个观看城乡社会的视角。

《美女来到我们村》写了另一种观看的模式，坐着轿车从城里来的“美女”观看着光棍村，光棍村的男女老少观看着叫刘小雨的这位“美女”，看/被看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叙述主线。同时，这也是另一种返乡体验，因为刘小雨接受了靠巫术营生的三仙婆，她要连续三个暑假来到光棍村并以干女儿的身份“寄命”于三仙婆门下（入乡随俗，成为光棍村的人），她来到光棍村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返乡。三仙婆装神弄鬼，家里客人不断，并且都来自城里，刘小雨同样也是为了消灾解难而听命于道听途说。站在一个启蒙的角度，我们可以说，《美女来到我们村》写出了一个当下社会语境下的悖论，按照福柯的理论，知识就是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按照生活逻辑和事实逻辑，来自城里的刘小雨相信巫术与迷信固然就是一种违背现代社会常识性的做法，因此，小说具有一定的批判性立场。这种批判性立场也同样来自观看的模式和体验，刘小雨以观看干妈三仙婆布道的方式为其所征服，但实际上三仙婆并不能祛病消灾更不能包治百病，在“寄命”光棍村的日子里，刘小雨发烧不起，而三仙婆求助的是“我”的父亲，父亲通过刮痧使其退烧康复，这同样隐含着悖论。刘小雨的返乡还被“我”和像“我”一样的懵懂少年观看着，她的到来满足了“我”和老四日益膨胀的青春期欲望，“我们”藏在水塘里观看刘小雨洗澡，刘小雨的身体比影碟机里的性启蒙更具有现实价值，这里的观看已俨然变成了偷窥；同样，父亲为刘小雨刮痧，又给了“我”近距离观看的机会。小说的结尾写了刘小雨病好之后离开了光棍村，在笔者看来，刘小雨明年暑假还会来，她还要继续“寄命”；“我”也希望刘小雨再来，因为“我”内心隐含着观看的欲望。

如果说《美女来到我们村》写了以一个个体身份的刘小雨观看乡下的人和事，那么《土司老汉》则写了一群人观看乡间的人和事。如果同样站在返乡的角度去思考，那么在笔者看来这是关于作者内心深处的返乡体验，韦孟驰写出了一个自己不忍观看的故乡体验。《土司老汉》里的乡下是一个已被旅游业开发得异样的乡村，“我”看到了城里人的蜂拥而至，“我”看到了土司老汉的不幸和灾难，这是一个知识者立场下的观看。《土司老汉》隐含着“我”这样一个观看的视角，这些不幸的事实是通过全知全能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我”观看着田园故土正面临着新的秩序的冲击，“我”观看着外来因素给家园带来的伤害。

韦孟驰笔下的返乡体验集中在城乡间的精神互动，它不同于我们习以惯之的看到进城者带着满足感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并进而以深深的眷恋之情去拥抱故土，也就是说进城是为了有朝一日风光无限地返乡，更进一步讲，进城是要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想象。《甘蔗林》所言及的“返乡”更接近于一种细致的微观体验，它抓住的是城乡现代化以来出现的一些耐人寻味但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比如在城里开了眼界的孙子回到城镇上精心策划了一次绑架，从城里而来的刘小雨沉浸在三仙婆的巫术与迷信中，由城里来的观光团给土司老汉带来了痛苦和伤害，这些细节勾勒起来的是城市观照下的乡间文化形态。在我看来，小说中呈现的返乡细节都隐含着知识立场，也可以被看成是作者的知識立场，它试图去厘清城乡各自独立的文化空间，也试图去展现城乡经验交叉起来的暧昧。

综合起来看，《甘蔗林》是一部在场感很强的小说集，写乡村、写进城、写返乡，都有强烈的在场意识。韦孟驰在大化的山山水水中长大，他熟悉乡村生活的所有细节；他走进城市，上大学、求职、工作，他以个人融入城市生活的经验史去体验城市空间里的青春、忧郁、酒精与性爱；他以凝结了现代性的知识眼光去看待城乡文化形态的变迁与交融，寻求激起敬畏的沉思，这些都诉之于韦孟驰游弋的笔端。批评家张清华认为，“无论我们怎样高估当代中国正日益增长中的城市经验的文化资源，都是不过分的，但关于这些经验资源的文学书写却还在遥迢迤逦的奔波之路上”⑥，韦孟驰也在书写城市经验的道路上，他有自己切入城市经验的视角，与此同时，他也在细致入微地触摸乡村世界的细节。在对城与乡不断加以的观察与考量中，我们还应该看到，“甘蔗林”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甘蔗林生长在乡间田野上，所以基于此点，我们可以说《甘蔗林》自始至终凝聚着韦孟驰挥之不去的乡土情怀。■

【注释】

①张柠：《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9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美]约翰·J.马休尼斯、文森特·N.帕里罗：《城市社会学》，姚伟等译，2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③南帆：《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④王昱娟：《“新世纪”陕西文学与“缓慢城市化”》，63页，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⑤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⑥张清华：《比较劣势与美学困境》，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广西教育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