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
时间：2021-02-27 07:59:1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文以1906年由周作人主导、鲁迅参与完成的翻译小说《红星佚史》为对象，通过处理此文本在时间节点上的特殊性，以展现周作人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面貌。周作人之所以翻译《红星佚史》，一方面受到晚清林纾译哈葛德的风潮与出版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掺杂着他自身的阅读趣味。论文从此入手，通过细致地还原翻译过程中的每一步，清晰地呈现周作人的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这种与私人阅读和文学品味相关的翻译取向，同时也折射出“新生甲编”中周作人早期文学观念的影子。
关键词：周作人翻译;《红星佚史》;林纾;哈葛德;安特路朗
1920年，周作人在《〈点滴〉序》中回忆自己从事“翻译胜业”的历史：
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一九○六年往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一九○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果。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做文章，才用口语体……{1}
1917年前的这条以古文译西方小说的路子，被周作人自己称为“复古的第一支路”{2}。他在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开启他与鲁迅晚清文学革命思路的章太炎，其在翻译层面给予周氏兄弟“趋古”的提示造就了《域外小说集》“词质朴讷”③的面貌;而另一位则是林纾。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同人钱玄同以“桐城谬种”贬斥林纾不同，在周作人的很多叙述中，林译小说一直承担着“吾师”的角色。1901年8月，周作人到南京进入水师学堂，与哥哥鲁迅一起读书{4}。此时，他的书单中出现了新式书报和译作的身影。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当时翻译界的三派——“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皆有所涉猎{5}。在梁启超、严复的译作之外，兄弟二人关于西洋小说的阅读绝大部分来自林纾的翻译。1906年周作人赴日以后，只要林纾小说印出一部，他和鲁迅就会特地跑去神田的中国书林购买，阅完后还要小心地“改装硬纸板书面”，用“青灰洋布”重装书脊⑥，珍重程度可见一斑。大约到1910年前后，以《黑太子南征录》为标志，林译小说开始逐渐退出了对周作人的“垄断”。日后回忆起这近十年的时光，周作人以“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7}的说法，肯定了林译对于他早年文学实践的重要影响。1924年，林纾去世后，周作人在《语丝》第三期上发表题为《林琴南与罗振玉》的文章，说到一辈古人与五四新青年复杂的关系，曾言：“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曾经还模仿过他的译文。”{1}而1906年底开始翻译、1907年出版的《红星佚史》，正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产生的一部近乎模仿林译的作品。
1906年夏，鲁迅回国完婚后，与周作人一同赴日。他放弃自己已经完成的医学校前期功课，“改而为从事改造思想的文艺运动”{2}，打算以创办杂志《新生》为起点。因资金与同志的短缺，这个计划最终落空，随后兄弟二人转而开始介绍泰西新文艺。在这一年的年末，周作人与鲁迅完成了第一次的合作翻译。这部译作原名The World’s Desire（《世界欲》），由英国小说家哈葛德（H. Rider Haggard）和神话学家安特路朗（Andrew Lang）合写而成，周氏兄弟改题为《红星佚史》。此书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该社“说部丛书”系列第八集第八种，每册定价大洋五角。这部杂糅了希腊史诗、神话素材和埃及异域历史、风俗的罗曼司小说（romance），分为三篇，主要讲述了希腊英雄阿迭修斯（即奥德修斯）在埃及寻找海伦的故事。阿迭修斯以游子身份觐见埃及法老猛纳达、皇后美理曼，得到王朝的重用，却被皇后错认成真爱所在。皇后美理曼使用妖术，变幻成海伦的样子，骗阿迭修斯成婚，使他不仅违背了对法老许下的承诺，也背叛了与海伦定下的誓言。阿迭修斯为洗刷自己叛国的罪名，主动请求带兵与九弓蛮族决战，虽然神勇地以少胜多，却被亲生儿子所伤。最终，阿迭修斯应神示死在了海伦的怀中，皇后美理曼自杀殉情。小说延续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思路，想象奥德修斯在希腊以外异域世界的最后冒险，将他死于儿子之手的传说作为结局。
翻阅周作人1904到1905年的日记，他此时的五篇翻译——《侠女奴》《女猎人》《荒矶》《天鹨儿》《玉虫缘》以及一篇半作半译的《孤儿记》都投给了丁初我所办的《女子世界》，这些投稿没有金钱形式的报酬，仅仅是以《女子世界》或小说林社的书册作为“稿费”。而根据丁初我的日记，当时印周作人的译书却又是赚钱的，仅《侠女奴》和《玉虫缘》两本，扣除成本，就有一百四十二元的盈利{4}，只是这些钱都转为周作人对《女子世界》刊物的资助，早在印书之初，丁、周二人就对此达成了协议。若把翻译看作一种书本生意，那么小说林社不是一个理想的出版机构。据周作人回忆：“一直到一九零七、八年，自己想译书卖钱，就没有稿子再送给《小说林》去了。”{5}1907年，他和鲁迅将译稿送到当时经济实力雄厚且以出版小说闻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一次“改换门面”，的确完成了兄弟两人通过贩卖自己的翻译作品以继续其文学理想的目标⑥，周作人《墨痕小识》记载，《红星佚史》刊印后，他和鲁迅从商务印书馆得到了二百元的稿酬{7}。凭着这笔收入，兄弟二人购买了一套十五册的屠格涅夫（Turgeniev）小说集、所得不易的育珂摩耳（Jokai Mor）小说、勃阑兑思（Georg Brandes）的一册《波兰印象记》等。{8}出版《红星佚史》的同一年，周作人还与鲁迅搭档，翻译了托尔斯泰（Aleksey Tolstoy）的《劲草》，可惜贩稿失败。周作人根据那套育珂摩耳的小说英译本在1908年和1910年译出《匈奴奇士录》和《黄华》;此外，1909年他还译出了显克微支（Heyk Sienkiewicz）的《炭画》、密克札忒（Mikszath Kalman）的《神盖集》{1}和《域外小说集》中的十三篇短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