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0年代“社会剖析派”作家群的生成及运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项目编号：08BZW056）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由于缺乏足够的研究深度和力度，“社会剖析派”概念存在的合法性面临着质疑和危机。群体政治兴趣的指引、知识权威的确立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社会剖析派”群体的生成起到关键作用，而通过刊物加强凝聚、私下沟通交往和书评加强交流，是“社会剖析派”运作的主要方式，体现了社群的凝聚力。从社群流派的人事角度入手来分析“社会剖析派”群体的生成及运作，不仅能进一步加强这个流派的内涵建设，为命名的合法性增加说服力，同时对于重新阐述“社会剖析派”，乃至拓展视阈研究现代文学其它群体流派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社会剖析派”；群体生成；社群运作；社群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2－０090－０5

我们探析“社会剖析派”群体的生成及运作，不仅能进一步加强这个流派的内涵建设，为命名的合法性增加说服力，同时对于重新阐述“社会剖析派”，乃至拓展视阈研究现代文学其它群体流派都具有一种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

严家炎在给“社会剖析派”命名时，把这个流派的生成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欧洲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两种思潮在中国土地上的结合；一是《子夜》创作成功对于这个流派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①。这个分析确实非常准确精到，但是严先生更多关注的是这个流派文本创作上的共同倾向，立足之处仍在于文本现象。笔者认为文学流派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在社群的生成背后必然活跃着成员聚合的身影，存在着互相之间的影响。毫无疑问，“社会剖析派”是一个以茅盾为中心的社群流派，那么社群成员如何聚集在茅盾周围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的，这应该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关注焦点。“社会剖析派”群体生成除了严家炎先生所说的上述两个原因外，至少还有群体政治兴趣的指引、知识权威的确立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等三个关键性的因素。

1． 政治兴趣的指引

“就30年代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产生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30年代各种文学现象、作品作出合理的评价”②。政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支撑点，对现代文学群体的酝酿和发生发展具有调节功能，政治因素在中国现代社群流派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有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其它社群流派相比，“社会剖析派”的成员都对政治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共产主义的作品，并且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实际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可以说，政治兴趣的指引是这个群体生成的基础。

在这个群体中，茅盾的革命经历无疑具有典型意义，他一直徘徊在政治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之间。20年代初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他的主要工作重心还是放在文学方面，但从1924年开始，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之中，先在上海担任共产党中央联络员，再去广州担任国民党

中央宣传部秘书和代理部长，后又赴武汉主编左派报纸《民国日报》。这时的茅盾完全身处革命漩涡的中心，已经成为职业的社会活动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谋生才成为专业作家。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政治，一有机会马上就通过写作评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很快加入到左联。对于当时的茅盾来说，写文学论文和从事政治活动并行不悖，两者本来就互相关联，都是热忱改造社会的途径。这样的热情和经历也使他具有了一般作家所无法具有的优越条件，为其“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政治知识。

沙汀和艾芜同样对政治兴趣浓厚，热衷于实际的政治运动。两人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就研读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恽代英翻译的《共产主义ABC》等社会科学著作。沙汀192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先后从事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共产党支部的筹建工作。1932年加入左联，曾担任过左联常委会的秘书。这样的政治经历培养了阶级观点，为他以后“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基础。艾芜则是1925年怀着“半工半读”的理想，经历了长达6年的漂泊生涯。其间他参加了缅甸共产主义小组，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1931年被遣返回国。在上海因为投稿《北斗》而被邀请参加丁玲主持的编辑部座谈会，逐步向左联靠拢，并在1932年春参加左联。加入左联后他发展工人通讯员，参加“飞行集会”，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1933年9月出狱以后才专心致志从事创作。

吴组缃的政治兴趣可能更多是受到他兄长吴半农的影响，他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时，就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著作。193１年在清华大学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并且经常参加这两个团体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讨论，同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李兆瑞有密切联系。这一年他阅读了《资本论》、《学生底马克思》，日本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中译本，李达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32年，他又参加了吴半农等人创办的《中国社会》半月刊的部分编辑工作，吴半农在该刊发表的《中国经济蜕变中的绝大危机底到临》等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对吴组缃认识中国社会和小说创作产生很大影响③。

所以，从“社会剖析派”的成员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浓厚的政治兴趣和热情，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浓厚的政治兴趣，就不会产生“社会剖析派”小说；政治兴趣的指引是“社会剖析派”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2． 知识权威的确立

“在现代中国文学社团的运行中，知识权威乃是最根本的支撑。绝大多数文学社团都是因为知识权威的作用得以形成并顺利运作”④。在“社会剖析派”这个社群中，茅盾是关键人物，他的地位如同林语堂在“论语派”或者吴宓在“学衡派”中一样，显得不可或缺，缺少了他这个社群也就无从谈起。这个社群的其他人当时对茅盾非常佩服，把他当成一个前辈，一个导师。虽然这个社群内部成员交往的次数并不太多，但茅盾对于其他一些成员创作的影响几乎是起到决定作用的。

艾芜最初的文学创作动因实在是为生活所迫，流落到上海后不得不靠卖文为生，因而最初的创作如《鸡不司晨狗乱叫》、《男女都不著裤儿》等，从标题上来看，充其量只能算是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的“缅甸漫话”，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其创作态度的转变在于他《人生哲学的一课》的发表，这篇敲开上海文学界大门的小说是经茅盾审阅后发表的，因此艾芜感激地说：“在这以前，我也在别的刊物副刊上，发表过文章，但我觉得这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从事写作的，有着写亦可不写亦可的心情，即使发过研究文艺的宏愿，也总有半途懈怠下来的情形以及缺乏自信的动摇发生。只有在茅盾先生这一鼓励之下，我才有了对于终身从事文艺习作的志愿，更加努力不懈，坚定不移。”⑤

沙汀把自己走上文学道路归功于茅盾的一张纸条和一篇评论。一张纸条指的是沙汀寄了三篇小说给《文学月报》，茅盾在一张纸条上随意写下几句评语，大意是说东西还写得可以，只是他不怎样喜欢那种印象式的写法。能得到大作家茅盾的指点，所以沙汀拿到这张纸条后的感觉是“高兴得了不得”。一篇评论则是指《法律外的航线》出版了之后，茅盾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书评，文章说：“在这本短篇集里，沙汀君显露出他的没有多少刺戟力，和煽动性；然而这一种缺乏，并不掩蔽了作者的艺术的才能”，“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⑥。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来说，茅盾的奖掖提携显得十分宝贵，因而沙汀认为是茅盾帮他“克服了创作上的危机”，对他走上创作道路有着“诱导之功”⑦。

吴组缃的情况比较特殊，30年代初他在北京求学，由于远离上海，所以与茅盾接触不多。但他对茅盾也是仰慕已久，茅盾每有新作，他就马上创作书评进行评论，由此可见对茅盾的关注。而1934年1月他发表的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采用的就是类似《子夜》的社会剖析的写法。毋需置疑，吴组缃的创作或多或少也受到过茅盾的影响。

3． 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与左翼革命文学不同，忠实反映社会现实是“社会剖析派”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就是踏踏实实立足于现实生活而很少有想象的因素，所以，社群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对“社会剖析派”的生成来说尤为重要。

茅盾早期的小说关注的是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到了30年代初，他的关注对象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子夜》创作之前，他经常接触到的是商人、民族资本家，经常去证券交易所，也许政治的想象因素不可或缺，但是如果没有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与知识积累，是难以写出这部皇皇巨著的。由于对农村生活体验不足，《子夜》中关于农村部分的描写往往被认为是这部小说的致命伤，这也从另一方面反证了经验对于茅盾“社会剖析派”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林家铺子》创作的成功，茅盾认为主要得益于1931年5月送母亲回乡所获得的较丰富的乡间生活经验。而《春蚕》的创作，是因为“这次奔丧回乡（按：1932年10月其祖母去世）的见闻，又加深了我对‘丰收灾’的感性认识，于是我决定用这题材写一短篇小说，十月份写成，取名《春蚕》”。所以茅盾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一幕”之后，“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⑧

沙汀也是如此，最初的处女作《俄国煤油》写的是小知识分子的生活，作品沉溺于琐屑的细节描写和纤细的心理描写之中，模仿俄国文学的痕迹相当明显，总体上并不是很成功。1932年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由于描写了他所熟悉的生活，作品获得了成功，并得到茅盾的赞扬。然而1933年、1934年，他的创作又陷入了一个低潮，忙于参加左联的工作固然是一方面，生活经验的匮乏恐怕是最关键的原因。为此，1935年7月他携妻小躲到青岛，专心创作以改变窘境，然而效果不佳。1935年冬天因母亲病故而奔丧回四川安县，并在家乡居住了一段时间，这段乡间生活某种意义上对沙汀来说是浴火重生。正是有了这段经历，才有了1936年7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土饼》，才有了1937年7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苦难》。所以沙汀说促成这次改变的重要原因“是我1935年回过一次故乡，重新接触到了生活”。

艾芜的创作经历无疑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这个浪漫的社会主义者早年经历了在西南茅草地和仰光的挣扎，这段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成为他以后津津乐道的创作素材。在《洋官和鸡》、《伙伴》等作品投稿失败后，1932年《人生哲学的一课》的发表终于使他打开了上海文艺界的大门。凭借着对流浪生活的经验和回忆，他基本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进行创作，大量以南行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他笔下汩汩而出，又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各地的报刊上，艾芜也一跃而成为“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而其40年代的一些创作，多数也是建立在对故乡生活回忆的基础上。

吴组缃是一个创作上量少质高的作家，1933年之前的小说基本上属于心理分析小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离家的前夜》，描写一个年轻的母亲在理想和儿子之间艰难的选择，重复的依然是五四问题小说思考的范畴。1933年之后他的创作发生了转变，开始写他熟悉的题材。由于作者自幼生活在败落的封建宗法社会环境里，耳闻目睹了宗族亲友之间腐败堕落的生活，加上30年代他的家庭经济在江南农村破产的大潮中日益没落衰竭，正是这样的生活经验和家庭境遇使得他对农村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思考，对破产农村和农民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体验，熟悉的题材使得作者如鱼得水，下笔有神，他连续写出了《箓竹山房》、《卍字金银花》和《一千八百担》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社会剖析小说。

如上所述，政治兴趣指引是“社会剖析派”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知识权威的确立使“社会剖析派”形成了强烈的内聚力，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使得“社会剖析派”的写作具有了群体的特征，因此这三个方面成为“社会剖析派”群体生成的关键性因素。

二

一般认为社团研究应以人事梳理为重点，流派研究则以文本分析为旨归，但现在文学社群的研究方法已不再拘泥于这样狭隘的理解，因为流派本身就是社群的一种类型，而文学社群是一个丰富的知识文化谱系，其中活跃着复杂的人事交往，反映着多种心理和行为倾向，蕴含着人事背后深层的主客体因素。社群的运作其实就是社群文化生态的一种反映，是以一种特殊的视角来考察社群中群体和个体的活动方式，所以研究社群的运作对于揭示社群内部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以这样的思路来观照“社会剖析派”，我们发现“社会剖析派”的运作主要依靠三种方式：

1. 刊物加强联系和凝聚

出版物对现代社群来说意义重大，它是社群成员发表言论和主张的场所，某种程度上是社群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论语》，当然也就谈不上“论语派”；如果没有《七月》，那么“七月派”的存在也是很难想象的。与20年代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国民党建立了出版物审查制度，加强了对出版物的管理，30年代的出版物基本上都表现出“短命”的特征，这尤其体现在左翼文学的刊物上，有的仅仅出版一两期就被国民党查封，这样30年代的出版又造成了一种繁荣的假象，出版物的种类远远超过了20年代。尽管如此，“社会剖析派”仍然拥有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阵地，那就是《文学》月刊，“社会剖析派”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的。

茅盾在“社会剖析派”的运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没有挂上主编的头衔，但从《文学》月刊的最初策划开始，他就对这个刊物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并为其长期坚持办下去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他既是《文学》月刊的幕后策划者，也是前期的实际主持人。在最初构思时，茅盾就说：“内容以创作为主，提倡现实主义，也重视评论和翻译，观点是左倾的，但作者队伍可以广泛，容纳各方面的人。对外还要有一层保护色。”由此可见在办刊的宗旨上，他是有着鲜明的取舍倾向的，“现实主义”和“观点左倾”显然是重点考虑的方面。在编辑过程中，茅盾有意识地发现、支持、培养新进作家，他推荐发表新人新作，使得新人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30年代的艾芜、沙汀、夏征农、何谷天等都是在茅盾的奖掖下、在《文学》月刊的哺育中走向成熟的。也正是由于茅盾对“社会剖析派”年轻作家的关怀与培养，才使这些年轻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再从发表的数字上来考察，茅盾是《文学》月刊的主要撰稿人，从《文学》月刊第一卷开始到第五卷，他就变换笔名写下了近百篇书报评论文章。另据初步统计，《文学》从1933年7月创刊到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终刊，在此期间沙汀共创作了24篇短篇小说，其中就有7篇发表在《文学》月刊上，大致占其创作的三分之一。再来看看艾芜，他在《文学》月刊上一共发表了13篇作品，也是他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的报刊之一。吴组缃的创作数量在这几人中应该说是最少的，1933年到1937年期间他只发表了16篇小说和散文，发表的刊物也比较零散，但其中有5篇集中发表在《文学》月刊上。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每个社群都需要出版物来反映社群成员的集体声音，而《文学》月刊成为了“社会剖析派”言说的主要阵地。“社会剖析派”群体借助《文学》月刊使得成员相互召唤呼应，找到了集体的归属感，同时《文学》月刊让他们感到意气相投，惺惺相惜，表现出群体相近的艺术追求方向。

2. 成员私下沟通和交往

刊物是凝聚社群的一种方式，它使得社群有了一个交流的公共空间，但仅此仍然是不够的，社群成员需要有更多其它的方式来积极对话，所以成员私下的交流或者传统的书信交往成为“社会剖析派”群体运作的另一种方式。

沙汀和艾芜的关系比较特殊，既是同乡同学，又有共同的爱好，交往比其他成员之间更为密切。当时艾芜流落到上海时偶遇沙汀，艾芜说：沙汀“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在此后的创作中两人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一直是文坛挚友。1933年10月因为一同参加左联的常委会，沙汀第一次见到茅盾，两人就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相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马上就转入创作问题的探讨中，“在我讲了讲自己的经历后，他鼓励我写个中篇。并且，他不是一般的鼓励我写中篇，还对作品的结构和总体艺术处理作了不少指教”⑨。因为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吴组缃与茅盾的交往只能依靠通信，我们能了解的是1934年夏秋间他曾专门写信给茅盾，谈了自己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绿野人家》的计划⑩。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把茅盾当作知己和引路人，吴组缃是不会写这样的信的。

艾芜1933年3月被捕关押在苏州第三监狱时，他写了短篇小说《咆哮的许家屯》，买通看守寄给了茅盾，是茅盾交黄源发表在《文学》月刊的创刊号上。虽然1934年4月左联改选执委会，茅盾、艾芜、沙汀都当选为执委，但两人未曾谋面。一直到1937年春天，《申报·文艺周刊》的编辑吴景崧约他去茅盾家，两人才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会。

此外，“月曜会”为“社会剖析派”成员的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937年春，为了与青年作家加强联系，交流感情，茅盾组织召集了“月曜会”。“月曜会”是星期聚餐会，谈论的内容是“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文坛动向，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佳作”，沙汀和艾芜是“月曜会”的常客，茅盾亲切地称他们两人为“老相识的”，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可惜“月曜会”存在的时间不长，因“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爆发而被迫中止。

3. 书评促进相互交流

由于30年代初期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不允许“社会剖析派”成员相互之间进行频繁交往，如艾芜所说：“当时虽然都是住在上海的，只以格于环境，会见极不容易，且怕引起茅盾先生的不便。”?輥?輯?訛 所以“社会剖析派”群体之间更多采用发表书评的方式，对彼此作品进行赞扬或者批评，以此加强联系，反映出成员间意气相投、同心同德的群体姿态。对于彼此的创作他们的赞扬是发自内心的，批评也显得非常诚恳。

茅盾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突出，他为这个社群的其他成员写了很多的书评。当沙汀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后，茅盾马上写了《〈法律外的航线〉读后感》，对沙汀大加揄扬。当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发表后，茅盾又马上写了《〈春天〉》，对艾芜大加赞赏。虽然从未谋面，茅盾一开始就对吴组缃的创作非常关心，当最初《卍字金银花》发表时他只是认为 “作者的一支笔驱使材料，毫不吃力，自然动人……”，而一个月后《一千八百担》发表时，他则认为作品“有令人不能不注意的光芒”，作者是“生力军”，“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大作家”，给予了吴组缃很高的评价。1934年7月，茅盾又专门用较长的篇幅论述了吴组缃的创作，一方面认为《樊家铺》“写出了必然的动向”，盛赞“作者技术高明”，同时又认为“在人物的配置这一点上头，我觉得《樊家铺》也有些毛病”?輥?輰?訛。1934年10月又写了《〈西柳集〉》，详细介绍了吴组缃的创作。

投桃报李，《子夜》一经发表，吴组缃就立刻撰写了《评〈子夜〉》，对茅盾大加赞赏：“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原故是在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輥?輱?訛 同时他也诚挚地指出作品有四个瑕疵。1944年他又写了《关于〈霜叶红似二月花〉》，高度评价了茅盾小说的思想意义，同时又指出茅盾作品主题受着抽象概念的限制，几个人物不够鲜活真实。对于“社会剖析派”的其他成员的创作，吴组缃也是非常关注， 1941年12月他应余冠英《国文月刊》约稿，介绍抗战以来的优秀作品，选择的是艾芜和沙汀的四篇小说，认为“在当代的小说作家中，艾芜先生和沙汀先生我个人认为是成功的作者之中出人头地的两位”，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不止在抗战来的文艺中这是一篇超拔的作品，即在整个中国新文艺史上，可以想与伦比的作者亦不多见”，并且强调“实在是我个人诚心悦服的说话”?輥?輲?訛，表现出社群成员之间强烈的认同感。

注释：

①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9页。

②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③⑩ 方锡德：《吴组缃生平年表》，《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

④ 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⑤?輥?輯?訛 艾芜：《记我的一段文艺生活》，《文哨》1945年第3期。

⑥ 茅盾：《“法律外的航线”》，《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5、6期合刊。

⑦ 沙汀：《感谢》，《文哨》1945年第3期。

⑧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⑨ 沙汀：《一个“左联”盟员的回忆琐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

?輥?輰?訛 茅盾：《〈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文学》1934年第1期。

?輥?輱?訛 吴组缃：《评茅盾〈子夜〉》，《文艺月刊》1933年6月创刊号。

?輥?輲?訛 吴组缃：《介绍短篇小说四篇》，《国文月刊》1941年第11期。

作者简介：顾金春，男，1971年生，江苏如东人，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苏南通，226019。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