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如诗

一

长久以来，我坚持文字的高雅、纯净，感觉上，那是写作者人格的一种体现，不容轻忽。年轻时走过苦难，那时的世界黑暗而残酷，面对丑恶，未曾改变自己所使用的语言，依然温文尔雅，不肯向粗俗低头。人到中年，有了机会提笔书写，更是抱定宗旨，描写人间地狱不必使用恶俗的文字。因之，对于抱持着同样宗旨的作家们，心生敬意。

柳德蜜拉·乌利茨卡娅出生于1943年，亲眼见证了苏联时代的种种倒行逆施。她的专业是遗传科学，在这个领域工作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之时，将近五十岁的乌利茨卡娅开始了文学创作，而且一炮而红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坛最受欢迎的女作家。这绝非偶然，心细如发的乌利茨卡娅感觉到机会来临了，她有了自由书写的可能性，于是全力以赴，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沃土上，栽种起一株株风姿绰约的参天大树，《索涅奇卡》便是其处女作。她以认真严谨的文风自律，优雅的笔触饱含对笔下人物深刻的关怀。朴实、简洁、内敛的文字张扬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圭臬，于是，小说如诗。熊宗慧教授的译文忠实传达出小说的原汁原味，使得华文读者能够领略原作的风采。

索涅奇卡不仅是一条书虫，而且是一位书痴，她读一本书的时候几乎处于“昏迷”的状态，从第一页的起始到最后一页的终了，她都处在这样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半昏厥的状态中。夜间的梦也是在持续的“阅读”中，这种阅读热情在睡梦中尤其变本加厉，“她就是理所当然的女主角和男主角，循着早已熟知的作者意旨和自己希望的情节来发展，朦朦胧胧地演出……”

这样的一位读者，从七岁到二十七岁疯狂读书，对于书籍这样一件物事必然地有着她独特的要求。果然，“随着岁月飞逝，她学会了如何从浩瀚书海里分辨波涛巨著和微浪凡书”以及“拍岸碎沫”。书是有着高下之分的！索涅奇卡在图书馆地下藏书库暗无天日的环境里自得其乐地整理着无数的目录卡、应付着来自楼上的无数的借书单、搬运着沉重的大部头书籍的同时，相当笃定地对书籍有了非常清醒的认知。

终于，她下定决心要进大学念俄国语文系。就在这关键时刻，苏联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避开战火，索涅奇卡同她的父亲搬迁到欧亚接壤处的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搬迁带来的困扰阻挡她的阅读只有一个极短的时间，稍一安定，她马上走进一家图书馆的地下室，在那里工作，持续阅读，并且遇到了很快成为她的丈夫的那一个男人。

罗伯特需要的是法文书籍，索涅奇卡带他来到自己熟悉的书库地下室，地下室里的宝藏让罗伯特心花怒放，索涅奇卡也对自己引发的这一番惊喜感到震撼。

心灵的某种因为书籍而产生的交会，使得四十七岁的罗伯特充满激情地向年轻的索涅奇卡求婚，结婚礼物是一幅索涅奇卡的肖像，远较本人的外形美丽，是罗伯特意念中的索涅奇卡。于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位现代派画家，他有过复杂的西方经历，最终从法国返回俄国，他的画作从未被世俗世界理解、赞誉。他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可以背叛任何妨碍其自由的信仰、传统、人情道理。当然，他也从未容忍女人变成一种束缚，虽然他不断地从女人那里获取灵感。然而，此时此刻，他准备“套上枷锁”，准备结婚了。我们也知道，索涅奇卡的心灵却是被厚重的书页层层禁锢住的，这种禁锢是美丽的，如诗，“在希腊神话的漫漫烟尘和波涛海浪之中起伏，在中世纪文学尖锐又催眠的笛音里迷茫，在易卜生起雾多风的忧愁中徘徊，在巴尔扎克无聊乏味的细节描写里感动，在里尔克和诺瓦利斯如海妖之歌的尖锐动词里摆荡，在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道德训诫和通向绝望之中受到诱惑”，索涅奇卡不可能意识到她正面临着人生重大的关头，她很幸福地在两个星期之后成为罗伯特的妻子。

罗伯特从一位犹太教徒到科学家到艺术家的过往还伴随着劳改与流放，流放的生涯并没有因婚姻而结束，于是怀着身孕的索涅奇卡同丈夫一起来到流放地乌法。贫穷、寒冷、焦虑都抵挡不住索涅奇卡的幸福之感，因为丈夫的博学、因为丈夫的才华横溢，“索涅奇卡的信任從无止境。丈夫的天分一朝被她当作信仰来看，她终生都以虔诚的赞赏对待一切出自他手上的东西”。我们不能不说，无止境的深层阅读在如此这般的现实生活中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力量，使得索涅奇卡能够在她并不理解的丈夫和一点人文素养也无的女儿之间辛苦持家却仍然过着她“幸福”的日子，且欢喜赞叹。

这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可人儿，女儿的善解人意的闺蜜，丈夫灵感的泉源、丈夫的情人。这个可人儿的母亲被流放，她在十二岁的年纪就懂得用自己稚嫩的身体去换取保护，她是一个心机深沉的美人儿，楚楚动人。她与罗伯特的关系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了。索涅奇卡是在丈夫的工作室从丈夫的画作里看出了这种关系。她默默地走回家，感觉着内心的空荡荡、轻飘飘，然后从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书，坐下来，打开书本的中间页，正是普希金的《乡村姑娘》，埋头读了起来，“这几页内容里完美的遣词用字和高尚气度的体现，照亮了索涅奇卡，带给她平静的幸福感受”。乌利茨卡娅这样告诉我们。啊，普希金！他同时照亮了我们，我们静默无语，内心充满酸涩的幸福之情。

丈夫脑溢血发作死在情人怀中。情人终至远离，女儿终至远离。丈夫五十二幅遗作使他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名字，他早期在巴黎的十一幅画作更是收藏家们垂涎的猎物……

这一切都与索涅奇卡无涉，她在独居的公寓里还有漫长的人生。她会到墓园去，在丈夫坟上种些不服水土的白色花朵。夜间，她会戴上眼镜，“然后随着脑海思路走入甜美的书本世界的深处，走进幽暗的林荫道中，走入漫漫的春水里”。小说依然如诗，余音袅袅。

二

正是明丽的春天，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鸟语花香。穿过一片又一片火红的郁金香田，来到洛玛冉（Lourmarin），街巷静好，餐馆众多，绝对是写作人隐身的好地方。我坐在一块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石上，这种带着历史香氛的石头稀稀落落散布在主要街道的人行道旁，供行人闲坐。手里捧着一本书，是卡缪1946年的作品《瘟疫》，作者1960年车祸去世，葬在此地。

这本书记录了一场瘟疫的始末，充满看似荒谬实则极富人性的书写，切实地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永无止境的失败——比方说一场恐怖瘟疫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

与法国南部隔海相望，阿尔及利亚北部小城俄兰，一个位于高地上的丑陋小城，拥有二十万人口。一场猝不及防的鼠疫疯狂来袭，使得小城中人的生活步调、生活方式、思考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卡氏毫不留情，巨细靡遗一一道出。

当老鼠成批死去，在楼道里走路，脚下会踩到软绵绵的鼠尸的当儿，李尔医生送走了病弱的妻子，迎来了自己的母亲。媳妇身体不好进疗养院休养，母亲前来照顾工作忙碌的儿子，完全顺理成章，天经地义。但是当我们将整本书读完，我们才能了解，在这毫不起眼的一送一迎之间，李尔医生的生命轨迹发生了怎样惊人的变化。

四月下旬的一天，新闻社报道该城在这一天共收集到八千只死老鼠的时候，人们只是觉得“稍有不安”，责成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李尔老太太反而处之泰然，“这就像那些时候一样”，她语意含糊地说。这位睿智的老人家这样对她的儿子表达她的心情：“我真高兴能够跟你在一起。无论如何，连老鼠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医生没有完全听懂母亲的话。事实上，这位初来乍到的老人家已经想到了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鼠疫。在灾难来临之时，她义无反顾，站在儿子身边，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儿子，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必定要站在抵御灾病的最前线，因为他是医生。换句话说，在拥有二十万人口的俄兰城，在三分之一到半数人口将要在年内死灭的关键时刻，只有这位老人家意识到即将来临的浩劫。

李尔医生相信的是科学，当看门人死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面对了这一年第一个病例，是否鼠疫则需要实验报告来证实。但是，政府负责医药卫生的部门却不太愿意积极去正视灾情，不愿意“打乱”这个城市的稳定。然而，死亡本身是会带来惊恐的。一位比较富有的外来者塔霍住在旅馆里，他似乎很喜欢这里的海滩，喜欢游泳，也喜欢此地的西班牙舞者和乐手。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因此，俄兰城面对灾变所发生的事情便在一本日记本里留下了纪录。而且，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李尔医生的行止。他从更多的死亡病例中看到了灾病的共性。然而，人们是这样难被说服，他们相信，某种恶病是偶然发生的，它们一定会被克服，一定会消失，日子也一定会循着正常的轨道按部就班地过下去。

于是，当“鼠疫”已经被确定，而政府高层仍然抱着侥幸心理无所事事“等着瞧”的时候，李尔医生站出来指出这种政策绝对不智，当务之急便是要阻止细菌在数月之内消灭全城一半人口。

不幸而言中，鼠疫狡猾而疯狂地进袭席卷全城。城市封锁，不得进出，抵御鼠疫的血清明显供应不足。年事已高的卡斯特医生正是世间为数极少的真正的救人者，他洞悉一切，绝不盲目乐观，他更不相信那些平庸的官僚，于是稳扎稳打，积极投身试验、制造血清的工作。甚至，连李尔医生都感觉无助、感觉恐惧的时候，卡斯特医生毫不动摇，继续自制抗疫血清。卡缪在这位智者身上着墨不多，但我们却从他的言行看到当我们面对强敌、面对永无止境的失败之时，我们应当具有的智慧、勇气、信心，以及永不歇止的持续奋斗。

死亡人数每周从三百多直线上升，俄兰市民从被封锁，不得与外地的亲友走动联络中感觉到孤独、失落与不平，但他们仍然撑持着，希望能够保持基本的生活方式。终至在大规模死亡来临时，颓然承认瘟疫“杀死了一切色彩，否决了一切快乐”，而彻底地安静了下来，接受了命运的残酷宰割，城市陷入了死寂。塔霍的日记写道：“瘟疫的第九十四天，死亡一百二十四位。”

李尔医生忙得脚不点地，筋疲力尽。塔霍站出来组织救援队，按照医生的指示为患者家属接种，做必要的各种预防与隔离工作。不仅是年事已高的公务员参加了救援队，连一心一意准备逃出城去的记者，都战胜了“我不属于这里，我被陷在这里真是委屈”的心理而勇敢地加入救援队伍。也就是说，更多的人都明白了一个真理，抵抗灾病不再是某些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而且不计个人安危。

终于，李尔医生发现，他已经不像是医生，不是在救治病人，而是在做一个宣判者，被病人家属召唤到病榻前，诊断其亲人确是罹患鼠疫，确实死亡，写下纪录，召唤运尸车，将其家属送往隔离营地……因为死亡人数激增，死者已经不再有保持尊严的告别仪式，不再被换上寿衣妥善埋葬，而是被运尸车运往一个大坑，洒上石灰，层层堆栈，草草掩埋……

大家都累了，这种逐渐袭来的疲劳与绝望不但增强了一种漠然的情绪，而且使得需要支付大量劳力的事情变得更加的不可行。在这样决然看不到希望的苦境中，塔霍的自省逐日加深，他认为，积极抗疫的行动是赢取和平唯一的方法。在赢取和平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持有同情之道。塔霍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来年元月底鼠疫开始退却的时候，他这位曾经大量接触病人的英勇战斗者却被击中了。李尔同母亲守护着他，直到他死去。

卡缪是非常彻底的唯物论者，他告诉我们，鼠疫杆菌绝不会就此消失，它们将潜伏下来，伺机而动。而我们，当从他的书写里学习到应对之道。

三

这不是珍·奥斯汀温婉、浪漫的爱情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是一部紧密贴近今日世界严酷现实、引发我们思考的文学作品。作者是1971年出生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尔的莫欣·哈密。他在拉合尔长大成人，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受教育，在哈佛法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在曼哈顿著名的财经公司工作多年，曾经成为“纽约客”，目前定居伦敦。

这样的一位作者，可以说是“新移民”中的佼佼者，他得到了令无数青年艷羡的教育，他得到了令无数人艳羡的工作。但是，他离开了，他用一部小说来说明这样一个“离开”本身所隐含的万千曲折。小说就是小说，再富于自传性质的小说还是小说，并非自传。小说主角“成吉思”没有迁居伦敦而是回到了家乡拉合尔，在一家茶馆里向一位陌生的美国来客细述他的心路历程。于是，整本小说便成为“我”——“成吉思”的独白，深入剖析了这位巴基斯坦青年同美国之间或即或离的关系，以及存在于双方的偏见与傲慢。

成吉思的家族在拉合尔曾经是显赫的，到了他的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已经没有钱来负担孩子的高等教育了。但是，成吉思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不但拿到美国名校的入学许可，得到奖学金，而且瞒着人在校内打三份工。在他的心目中，美国并非他的寻梦之所，他来到这里，为的是赢回“本来属于他的东西”，骨子里的居高临下，使得他在某些时候将曼哈顿公司里“花钱如流水”的同事视为“暴发户”。才智相当的“破落户”与“暴发户”之间自然产生情绪上的隔阂，处境优渥的年轻同事们却并没有觉察到任何的异样，只不过很喜欢“他这个外国人”而已。

成吉思的顶头上司吉姆不但录取了他，欣赏他的才干，将重要的财经评估案子交给他来处理，而且相当的关心他，他常常表示出成吉思不必介意自己的“格格不入”。這样的一个说法是恼人的，为什么一个英语极其优雅流利、业务能力远超同侪的巴基斯坦人在文化大熔炉的曼哈顿，就必得是格格不入的呢？吉姆大约绝对地没有想到，他的关切给成吉思带来的反而是不满、是距离、是对“偏见”的抵触。

旅居纽约，曼哈顿的现代化，甚至高耸的摩天楼也会带给成吉思困扰和愤恨，“四千年前，我们这些印度河盆地的民族就已经有了棋盘式的城市，还有下水道系统，而后来入侵和殖民美国的那些人的祖先，在当时还是目不识丁的野蛮人”。然则，公司的气派仍然让成吉思兴奋、自豪，困扰同愤恨暂时地被掩盖了起来。

到了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的时候，成吉思正在国外出差，他从旅馆的电视上看到了双子座大厦的倒塌，“他高兴地笑了”。积压多年的困扰同愤恨一下子从被掩盖的地方冲了出来，他情不自禁地笑了：你这个超级大国，你这个本土从未受难的国家，终于尝到厉害了……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这个情节最常受到质疑。作者解释说，他自己正在曼哈顿，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他的室友就在双子座大厦工作，因此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恐惧；第二个思绪是惦记着自己的室友，不知他是否安全；第三个念头就是，这必定是某个恐怖组织干的，而自己将来的生活是一定会改观的。作者的母亲当时在拉合尔，看到电视新闻放声大哭，不但因为老人家热爱纽约，而且因为老人家清楚地知道他儿子的命运将从此改观。

小说作者写第一稿的时候，将小说结束在“九·一一”事件之前，但是，他感觉非常的不真实，于是在重写的过程中，将成吉思在“九·一一”之后的际遇也放进了书中。成吉思与同事们回到纽约，别人拥有美国护照，迅速通关；他用的是巴基斯坦护照，他是穆斯林，他被移民局问话盘查。等到他出关，同事们早已离去，他一个人回到曼哈顿。

政治的因素还不是迫使成吉思离开美国的最主要的原因，但绝对是重要的因素。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爱情的失去。这本书里，这条线索一直存在。很不幸的，二十二岁的巴基斯坦青年爱上的女孩因为男友的病逝而罹患严重的抑郁症。成吉思以为热烈的爱情能够溶化坚冰，没有想到，反而导致女孩更深入地将心爱的前男友隐藏于内心，以致被送进疗养院后失踪，蒸发于人间，彻底地遗弃了成吉思这份炽烈的情感。如此不堪的情事使得成吉思完全不能专心于他得心应手的工作，于是他被解雇，在美国失去了立足之地，返回了拉合尔，重新认识故土的魅力，自家美食的诱人。个人的身份认同不再是压力的状态下，他同在茶馆里偶遇的一位美国游客坦露心声，详述他在美国的际遇以及他对美国的观感，傲慢与偏见纠缠，让我们看到一位智商很高的穆斯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误解有多么的深邃，这些误解导致他走向一种极端的边缘。比方说，关于印巴战争，成吉思一直认为美国暗助印度，心生怨恨，事实上，美国基本上是维护巴基斯坦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上费力不讨好的情状便在书中见到例证。

作者巧妙使用独白的自述方式，我们看不到美国来客的言语行动，完全要靠成吉思的描述我们才能知道来客对这番掏心掏肺的叙述有着怎样的反应。在成吉思同来客的“互动”中，时时出现紧张刺激的场面，让我们几乎怀疑美国来客是有备而来，目的是查访疑似恐怖嫌犯。随着情节的推展，我们逐渐紧张起来，小说结束在漆黑的暗夜，街上已经没有半个人影，成吉思送来客到他下榻的饭店去，快要到门口了，道别之时，“我知道我有些看法让你很反感，不过我还是想跟你握个手，希望你不会拒绝。先生，你为什么把手伸进夹克里呢？我察觉到有金属的闪光，既然我们现在算是有点交情了，我相信那闪光只是你的名片匣吧？”

于是，热爱美国的作者便用这样一个没有定论的结局，给了读者机会作出解答，来反映出读者自己的世界观。

四

多年来，阅读现代文学，无论何种语文，无论原创或翻译，都远离爱情小说，或者说不会想去碰所谓的“罗曼史”，脑袋里和心底里装着狄更斯笔下艾妮斯同科波菲尔的水到渠成、普希金笔下塔吉雅娜在奥涅金书房里的万千思绪、托尔斯泰笔下娜塔莎守护在保尔康斯基公爵病榻前的肝肠寸断……再也容不下一般的干柴烈火、无病呻吟与矫揉造作。

初见锺晓阳的《哀伤纪》，这个“纪”字打动了我，不是记录的记，而是纪元的纪。这就不知宽广了多少，又深入了多少。不到三百页的书，却包含了两部作品，前一部的时间背景是1986年，后一部的时间背景是2014年，中间的二十八年几乎是一个人的半生时光。这样几个简单的数字所涵盖的内容无法估算，于是我开始阅读。

锺晓阳出生于广州，成长于香港，母亲是沈阳人。沈阳这样一个地方成为锺晓阳十八岁时的成名作《停车暂借问》雄浑的背景。曹雪芹、张爱玲的文学实践对这位年轻的作家来讲影响甚巨。但是，人是会长大会成熟的，作家也会走出自己的路子来，独特的、无法模拟的路子。

现在，已经“知天命”的钟晓阳说话仍是轻声慢语，但也能公开表示“作者也有不写的自由”而语惊四座。这样有趣的一位作者以“文字太好”享誉文坛，翻开她的书，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刻骨铭心。

第一部《哀歌——1986》以第一人称书写，“我”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女，从远东来到旧金山求学。“你”是一个已经爱上大海的成熟男子。于是，这一场无法欢乐收场的爱恋便在“我”的叙述中展开。男子介绍少女成了自家姨母的房客，于是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少女在后院晾晒衣物，看到男子在楼上露台边同亲戚说话，会这样形容，“我把湿湿的衣服用力抖了一抖，溅出的水点，种子似的撒在泥地里，一只小黄蝴蝶在同色的芥菜花间飞来飞去，仿佛她也想找一棵好的芥菜，做她的花。明媚的阳光下，芥菜花好看地开着，为了蝴蝶的爱”。

从一开始，少女的情感就无法令男子转移其对大海的一往情深，这一个男人不是蝴蝶，而是“海豹”的化身，而且“海豹化身的男人是天下间最好的丈夫。他消除你对钱财的贪欲，对死亡的恐惧，给你安宁。但是，纵然你把心都给了他，你也得不到他，留不住他。他还是要离开你，回到海洋去”。于是，我们知道，这个“你”并非一般的商业渔夫，而是一个真正喜爱独自与大海相处的弄潮儿，只有在海上才会感觉安宁与满足。

如此绝望的爱情，让少女心生幻想，甚至期待灾难的来临，“天崩地裂，水沸山腾，毁灭你的渔港，你的渔船，你所爱的一切，把你交还给我”。

但是，没有任何灾难发生，只不过，無论怎样炽热的情感都留不住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于是少女选择离去。之后虽然还是有机会来到旧金山，她却不再到他停泊渔船的港口，只不过，她得到消息，他的船“以她的英文名字为号”。于是，这番爱恋毕竟留了下来，不仅在两个人的心里，还在海天之间的一艘船上。

第二部《哀伤书——2014》起始便谈到一本真实的哀伤书，不但其内容是哀伤的，“作者的生平，也令人感伤”。这位传奇作者的名字是劳伦斯·贺普。她曾经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享有盛名，她的诗曾被谱成歌曲传唱。到了今天，人们谈到印度英文文学，在谈到吉卜林之后，可能还会谈到她。

喜欢这位诗人的不只是二十八年前的同一位少女、今天的作家金洁儿，还有老朋友占浩曼，一位蓝眼睛的西方人。在这部作品里占了分量的另外一位爱海人郑星光的再次出现却是伴同着占浩曼的死讯。人生无常才是真正的常态，金洁儿毕竟长大了。她在这一部书里同三位男士一位女子的友情或是因为死亡而告终，或是在人生的某些关口自然而然地各自走了不同的方向。看似云淡风轻的述说，却都是深刻而警醒的记忆，伴随着金洁儿一路走来。

郑星光同《哀歌——1986》中的男子是不同的，大海于他并非不可取代。而且，他是金洁儿的读者，他是先看到文字才见到作者的，而且一见钟情。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作者说出的话竟然是，“真高兴来到一个不用担心碰到读者的地方”，然而，面前站着的这个人竟然真的就是一位读者，而且是一位怀着热情的读者，一位已经爱上自己的读者。于是，这位读者“想得到你，不能得到你；想爱你，又不能爱你……”处于煎熬中，却还扮演着大哥哥的角色，为金洁儿排忧解难。之后，便有着长久的不通音问。不通音问是事实，但不等于没有思念，思念是郑星光的、单方面的。终于他盼到了金洁儿的再次出现，甚至得到机会在家里为她安排了一个写作间，供她安心书写长达数月。然而，“所有”他“为跨越距离”而做出的努力，到头来全是“白费心机”。

何以至此，郑星光在金洁儿返回香港以后写了最后的一封信给她，道出了心声，“爱不是纸上谈兵啊，洁。爱是行动，是奉献，是付出与回报。但你是那么精打细算、自我保护、欲言又止……”

在金洁儿返回香港前，郑星光允诺为她保留那写作间等她回来。在信中，他告知，他要收回这个承诺，将这个“泊船的码头”拆毁，今后的路要金洁儿自己来走了。如此痛苦的决定在缘尽之时说出，其绝望更是无边无涯。

金洁儿有无被触动，有无试图挽救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看到的终章是劳伦斯·贺普的生平与诗文。贺普是特立独行的女子，却对丈夫情感极深，丈夫去世后，贺普仰药自尽追随而去。我们的小说作者怀抱自是不同，不仅留下了《哀歌》让人传唱、《哀伤书》引人深思，还有《哀伤纪》绵绵无绝。

五

当代重要作家黄春明先生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罗东镇，对宜兰、罗东这块土地的感情极深，不仅是小说创作，在诗歌、绘画、儿童文学、族群问题的研究、地方戏曲的探讨等领域的创造性活动都与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紧密相连。我们看到黄先生的创作，永远能够嗅闻到土地的芳香，永远能够感受到浓得化不开的乡情。

在接受作家蔡诗萍专访的时候，黄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一首龟山岛的诗中反映出这种心声。以前我们到外地是不得已的，坐着火车，龟山岛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心里是很难过的，因此我说，‘龟山岛那是空气中的哀愁’；而返家的人，当看见龟山岛映入眼帘，就算离家尚远，也仿佛觉得已经到家了。因此，我觉得人对土地的情感，以及人格形成的时机，应在童年时候着床。如果缺了对土地的爱，人格的成长会受到扭曲。”印证了蔡诗萍的话，“土地应是酝酿黄春明成为一位特殊的小说家的重要关键”。

针对收录在《放生》这本小说集里的作品，文学评论家李瑞腾教授发表过许多鞭辟入里的评论文章，小说集于1999年由联合文学出版，一个月内十刷的胜景出现之时，李瑞腾教授赞叹道：“这是世纪末台湾文坛的一件大事。”

换句话说，小说再一次唤起人的良知，再一次召唤人们面对社会的变迁，面对城乡之间的问题，面对伦理，面对我们不能回避的“老之将至”，以及更深一层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岁月倏忽，到了眼下，这些问题远远不再只是存在于台湾，而是世界性的大问题。黄春明先生在上个世纪末已经用小说的形式在警醒着世人。

《死去活来》这一篇写得非常之动人，将生离死别这等大事以一种诙谐而不失沉痛的笔调来书写。谢家辈分最高的八十九岁的粉娘，无病无灾，只是老了，就像一架钟，随时可能停摆。留在家乡山区的老人家当然希望在家里被亲人们簇拥着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唯一的与她同住的小儿子，于是电话通告住在四方八地的大家，回来了四十八位亲人，基于各式各样的理由。然而，时辰并未到，老人家没有像医生说的走得那么快，活了下来。远地回来的人们一哄而散。不到两个礼拜，又一次电话急招，这次，远地的人们犹豫了，推托着，回来的人只有十九位。就在确定老人家没有呼吸没有脉搏，道士已经开始做功德的时候，生命之火再次点燃，面对后辈们疑惑的眼神，老人家以抱歉的口吻说：“真歹势，又让你们白跑一趟。”甚至她以发誓的口吻说：“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下一次。”最后三个字几乎听不见。黄春明先生这样作结：“她说了之后，尴尬地在脸上掠过一丝疲惫的笑容就不再说话了。”是啊，她还能说什么？千呼万唤终于蜻蜓点水般回来一下的人们，心不在这里，不在山上，不在土地上，虽然他们是从这里走出去的。长辈的“恋栈”、“不肯归去”带给了他们“时间与精力的浪费”，老人家觉得抱歉，发誓下一次一定真的走了，不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读到这里，不禁黯然神伤，从坚硬如铁的水泥丛林回到青山绿水的家乡，触碰一下生养自己的温暖的土地，真的是浪费了时间吗？儿孙们能够同满心慈爱的老人家再次聚首难道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于情于理，老人家都没有任何的必要感觉抱歉与尴尬啊！然而，小说家用一支犀利的笔告诉我们的却是不争的事实。

更有甚者，留在家乡的老人们盼望着游子归乡过节，又是如何身体力行来促使这短暂的团圆能够实现，一篇《售票口》道尽了其中的荒谬与辛酸。

年节即将来临，虽然是寒冬，留在家乡的老人家早上四点钟要到火车站的售票口去排队为儿孙们买回程车票，要不然，孩子们回台北便没有座位。兹事体大，尽管寒风刺骨，尽管身上的病痛时时作怪，老人们全然不顾，一定要挣扎着去买这要命的车票。售票口七点半钟才开门售票，老人们四点钟就到了，因为若是晚了，大约就买不到票了。若是买不到票，第二天还得再来一趟……火生伯与火生婶两位都是重病缠身的老人，挣扎着要去买票的过程让读者们为他们揪着心，生怕他们不慎跌倒面临更大的危险，果不其然，以送院急救告终。这么一来，孩子们倒是回来了，但这个“回来”却绝非老人家所愿。他们终究没能在这个年节同自己的孩子们欢乐相聚。小说家不但细述这个艰难挣扎的具体过程，更以对话的方式揭示出儿孙辈的不愿返乡与老人家的殷切期盼之间的巨大反差。知道自己力有未逮，老人家也在想说，“就告诉他们买不到票，要不要回来随他们的便”。话是这样说，但是，心里实在是盼望的啊，于是勉力而行，终于不支。我们不禁要问，并非隔着千山万水，仅仅是台北与礁溪之间而已，老人家不买或是买不到回程票，台北人便不肯回家乡看望老人、合家团圆、过个让老人欢喜的年节吗？年轻的人们就不能替老人家想一想，在寒冷的凌晨，老人家出门为自己买车票很可能要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究竟是自己回程可能没有座位来得重要，还是老人家的安全比较重要？或者干脆说白了，没有回程票便成了不返乡的一个理由罢了，老人家拼死拼活要去买这回程票也就是不给他们这个借口罢了。这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捅开了，揭出的问题不只是社会的，更是伦理的。

小说家毫不放松继续深入，让这个问题成为在寒风中排队的老人家们共同讨论的一个课题，也是让读者们深思的一个课题。时代的变迁是问题的缘起而已，如何回应时代才是人们，无论是出外讨生活的人们还是留在家乡的人们都必须要思考的大问题。在人口老化成为普遍现象的二十一世纪，我们更加不能回避这个越来越巨大的课题。

小说集以《放生》为题。《放生》这一篇小说内容比较复杂，仍然是台湾社会的缩影，依然充满乡情，充溢其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人对自然的爱却强有力地揭橥了一个真理，或许，这才是救赎。